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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关系文献的分析，本书总结了观察者如何评估对手意图的三种竞争性解释。 [55] 这些论点都假定地认为，特定指标与观察者的意图评估结果之间存在特定因果关系。 [56]
能力论认为，观察者以可预测的方式从对手当前军事实力指标中推断其意图。这一假设借鉴了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进攻-防御理论，以及其他应对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分析——它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与军备政策可以揭示并显著塑造其意图。 [57]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难以确定他人的意图，而意图不稳且易变。基于此，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决策者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意图作出最坏的假设。 [58]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是，观察者不仅应该预计到他国会追求权力最大化，而且这种权力优势可能被用来实施侵略计划。由此，对手的威胁程度根本上是实力的函数。这意味着，即使观察者不愿或不应忙于对他人意图的评估，但他们确实可以从能力中推断出意图：一个拥有强大军备库的国家必然会被视为具有侵略性的意图。根据这一理论，其扩张主义计划的范围、特定军事意图以及执行计划的时间框架，仅受物质能力的限制。 [59]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其他理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物质实力因素之外，国家可以有效传递其意图信号。 [60] 根据这些解释，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昂贵成本信号来揭示意图信息，从而缓解（或强化）安全困境。例如，通过军事集结保持超过维持现状所需的军事优势，可以发出敌对信号，因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比现状国家更有可能需要这种军事优势。而通过限制自己相对于对手的军事优势来表现克制，应被视为传递良性意图的昂贵成本信号。 [61]
除了纯粹的军事数字变化外，学者们还强调国家通过区分进攻性或防御性力量以作为展示意图的潜在重要方式，从而产生了所谓进攻-防御理论。 [62] 进攻-防御理论的因果逻辑之一是，当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可以被区分时，国家就能更容易表达自己的和平意图，并能更快识别他国的侵略意图。若武器的战略用途很明确且防御占优时，那么大量部署进攻性武器就会被视为敌对意图。而当进攻占优时，部署防御性武器就是一个昂贵的良性意图安抚信号；该信号的昂贵性体现在：该国必须大规模投资防御性武器，以抵消对手依靠进攻性武器建立的潜在优势。在防御或进攻优势都明显，或者进攻性与防御性武器无法区分时，武器部署传递意图信号的作用就会大大下降。 [63]
虽然该理论的逻辑很清晰，但其关键概念的操作和衡量却很困难。 [64] 不过，进攻性武器通常与夺取领土或摧毁资产的系统规划相关。增强军队机动性的技术据称对进攻的贡献大于防御。通过创造性增强火力来阻止攻击力量的武器往往被视为防御性的。在核领域，大多数攻防理论家都认为，核革命创造了一个威慑主导的世界，其中攻防是可以区分的。 [65] 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条件下，部署包括旨在削弱报复性威慑的反击武器，将被视为在抢夺军事优势，从而传递出潜在的进攻意图信号。 [66] 另一方面，打击社会财富的能力（countervalue capabilities）尽管威胁实施恐怖性破坏，但只是增加了报复能力并没有提供防御优势，因而没有传递恶意信号。 [67]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对手的军事能力与国家意图评估之间的关系提出两个假设。第一种假设被称为“ 数量优势 ”假设（numerical preponderance），观察者基于军事能力数量趋势（或大或小）和相对能力比较推断对手的意图。这种对绝对和相对能力的衡量产生了对对手意图的四种可能看法。鉴于意图源自能力，有利于对手的能力平衡则与敌对意图有关。在对手保持军事优势条件下，对手集结部队则引发对其意图作出更令人担忧的推断。对手能力的下降则会被视为克制的信号指标，传递出敌意减少的安抚信号。在对手实力较弱的情况下，逻辑是相似的。一个不那么强大的对手将被视为不太可能采取侵略行动，但是如果对手物质能力的增加超出了维持现状的需要，那么这种推断将被更新。在上述所有情景中，对手军事能力减弱或增强幅度越大，对其意图评估的变化就越大。
进攻-防御假设 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特别是进攻-防御理论。它认为，当进攻性和防御性力量可以被区分开时，观察者将从对手正在研发或部署的武器技术特点来推断其意图。在防御或威慑主导的条件下，将资源用于进攻性或反击性武器将传递敌对意图。在进攻占优的条件下，将资源用于防御性武器则传递了良性意图信号。 [68]
由于本书关注的是如何感知意图，因此主要从监视对手的观察者角度来分析军事能力、相对规模及其类型变化。因此，在每个案例研究中，本书研究了官方机密和解密评估报告，这些报告详细展示了当代军事平衡评估，以及国内各行为体对进攻和防御平衡的感知。 [69]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认为，观察者从对手的军事学说中推断其意图。一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攻防学者指出，由于一个国家的军事理论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的想法，因此它很可能被看作衡量意图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言，“军事理论和能力难以隐藏，但隐藏在军事准备背后的政治意图却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相互监视时，往往会关注军事理论和军事能力”，而不是政治意图。例如，波森指出，阿拉伯国家从“以色列国防军的进攻性军事学说中推断出恶意” [70] 。然而，关于一国的军事学说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用于推断对手的政治或军事目标，学术界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本书接下来将提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及其关键变量。
战略军事学说理论解释了进攻性、防御性和威慑性理论是如何揭示对手的长期政治和军事意图的。 [71] 进攻性理论旨在通过摧毁对手的军事能力来解除其武装，经常呼吁尽早进行大规模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攻击。 [72] 与此相反，防御性理论的目的是不让对手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 [73] 威慑理论则旨在惩罚侵略者以提高对手成本，而非减少自身成本。 [74] 区分威慑性核理论和进攻性核理论的重点在于该理论的目标是什么。国家发表的公开声明，其军力部署的模式，以及制作战争应急计划的方式都有助于区分威慑性和进攻性核理论。
根据进攻-防御理论，核革命创造了一个威慑主导的世界，其中进攻能力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根据进攻-防御理论逻辑，强调财富打击报复能力（countervalue retaliatory capabilities）的核威慑理论应该在不威胁对手安全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安全感。相反，强调反击能力和损害限制的战争理论是进攻性的，可能会暴露出敌对意图。 [75] 由于核革命创造了放弃进攻和接受相对不具威胁性的威慑学说的机会，据此可推论，发展进攻性核理论显得特别具有挑衅性。打击军事力量战略（counterforce targeting）以及旨在控制冲突升级与保护本土的策略会被视为“明显的‘可选择的’‘进攻能力’——这是超出威慑所需的能力，因此比起仅仅满足威慑所需的做法更能传递恶意信号” [76] 。
根据进攻-防御理论的逻辑，进攻性的常规或核学说预计会增加他国对该国的侵略意图认知。反之，采用威慑性核学说或威慑与防御性的常规学说，将会被视为良性意图指标。
虽然前两个理论关注的是对手的行为选择，即与发展和部署军事力量有关的行为。但行为信号论认为，某些基于非物质能力的行动有助于揭示意图信息。这项研究考察了一些行为指标与意图评估之间的关系，例如加入或退出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建立或废除国内民主机制，签署或背弃军备控制协议，以及参与军事征服、干预和撤退等。 [77] 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点在于揭示了对手的意图信号，因为采取这些行动需要对手要么付出沉没成本，要么自缚手脚作出可信承诺。 [78] 在考虑了这些指标之后，本研究提出关于行为行动与意图评估的时间性假设，可称之为“当前行动论”与“过去行动论”。
决定加入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是国家缓解安全困境压力和消除他国意图识别困难的一种重要途径。 [79] 一些国际机制可以对参与者施加有效的成本约束，因此有助于观察者区分良性意图国家与侵略意图国家。 [80] 一般认为，这种约束性机制通常会削减或限制一国的军事实力，这就使得有良性意图的国家才愿意接受此种限制。由此，通过加入国际机制有助于传递自己不会在将来实施侵略的良性意图。国际机构作为意图信号来源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特点，例如“强制执行的性质（集中、分散或没有）、外部或内部否决点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的能力” [81] 。基于此，退出约束性国际制度的决定可能被其他国家理解成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即表明该国家的意图变得更加恶劣。
根据民主和平论观点，潜在对手的国内制度也能影响他国对其意图的看法。这类研究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决策者“能够很好理解其他民主国家的意图，而且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意图总是和平的” [82] 。该理论的一般含义是，民主国家根据国内制度的性质来推断对手的意图。 [83] 有关民主制度与意图评估的关联，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强调了制度制衡对领导人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会产生制约作用。第二种解释强调的是民主制度的透明度，这使外国领导人更容易对民主国家意图作出准确的推断。 [84] 因此，民主和平论认为，若对手的国内政治制度从威权制过渡到民主制，这就构成一个表明良性意图的可信信号。 [85]
外国政府对弱国的军事干预或领土征服，也是另一种重要的行为信号。一个国家为改变弱国的政治现状或对其施加控制而付出代价，传递出一种昂贵可信的侵略意图信号。根据安德鲁·基德的观点，拥有敌对意图的国家通常“想要支配，即便不征服与吞并周围国家。它们往往希望填补权力真空，并在权力所及范围内培育保护国和追随国” [86] 。一个国家如果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或征服，很可能会被他国认为具有敌对意图。相反，信号理论指出，如果强国放弃军事干预或单方面退出干预，则可能向外传递出良性意图的安抚信号。 [87]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军备控制协议是否有助于传达意图和促进对手之间达成合作。查尔斯·格拉泽认为，当进攻和防御可以区分时，军备控制协议（特别是限制进攻性部署与实施核查的协议），可以传递安抚性的良性意图信号。一个企图扩张权力与影响力的侵略性国家往往不愿意牺牲军事优势，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军事设施接受大量严密的监督。 [88]
有关军备控制协议的案例表明，能力论和行为信号论可能会有交集，因为这两类信号最终都涉及一国军事政策与他国对其意图评估之间的关系。然而，作为一种意图行为信号，签署军备控制协议可能与能力论所关注的指标不同。一方面，如果能力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当协议的实施导致对手能力实际下降时，观察者的意图感知才会变化。而如果行为信号论是正确的，意图感知变化应该更早发生，甚至在签署军备控制协议时就已发生。另一方面，如果能力论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到决策者将能力的实际变化作为改变意图评估的动力。然而如果行为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预期决策者将签署协议的行为视为关键要素。尽管如此，也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观察者可能将签署军备控制协议解释为军事能力变化的证据与意图的行为信号。
诸多学者强调了过去行动对声誉形成的重要性。例如，在托马斯·谢林的引导下，冷战理论研究专家们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坚定应对共产主义国家在边缘利益上的有限试探，则可能招致后者对核心利益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动。 [89] 然而，一系列对重大历史危机的分析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领导人高度关注对手的过去行动记录。 [90]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过去的行动记录如何对当前的决心评估产生影响。而本研究则重在测试：领导人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依靠对手过去的昂贵行动，来推断其长期的政治与军事意图。如果领导人确实使用“历史类比”与“过去教训”来形成当下的意图判断，那么即便对手过去与当前的意图可能不同，领导人在评估对手当前意图的声明或著述中也应该会提及对手的过去行动。 [91]
如果某些非能力行动（noncapabilities-based actions）被视为可信的意图指标，无论是因为沉没成本机制还是自缚手脚效应，而且如果这些行动的时机很重要，那么就可推导出两个假设。 当前行动假设 认为，观察者最关注的是对手国家在同一任政府期间所采取的昂贵成本行动。观察者不应该认为“廉价”行动包含意图信息，因为廉价行动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信的意图信号。为捕捉昂贵成本信号逻辑，本书对 过去行动假设 进行了狭义的操作，并分析观察者如何从对手前任领导人的昂贵行为信号中推断出对手当前领导人的意图。 [92] 换言之，过去行动与当下行动假设的重要区别在于：昂贵成本行动是在对手当前领导人还是前任领导时期所实施的。这种区别使我们能够探究感知到的意图是否与具体领导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