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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使用主要文件来研究几个英国关键决策者在1934—1939年间用来评估纳粹德国意图的分析视角。
本章分析了这一时期直接负责制定英国对德外交政策的关键决策者的观点。在研究时段内，三位英国首相中的两位所表达的观点受到的关注较少，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929年6月—1935年6月）和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935年6月—1937年5月）都没有大量参与外交政策问题。从1933年开始，麦克唐纳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鲍德温则除了制定广泛的指导方针外，不愿意干预具体的外交事务，他在1936年夏季健康状况恶化也使他投入的精力和兴趣减少。因此，在他的大部分任期内，其外交大臣艾登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度。除了艾登之外，还需要关注首相张伯伦（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和艾登的继任者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1938年2月至1940年12月），他们都密切参与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1] 此外，本章还探讨了外交部高级成员所使用的意图推理指标，他们关于德国意图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被详细讨论。这些人包括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范西塔特、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以及两位英国驻柏林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和他的继任者亨德森（Henderson），他们都是外交部的成员。
下面的分析主要基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万多份原始文件，以及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以下简称DBFP）系列中出版的大量外交部文件。具体而言，主要运用的资料包括以下几类：英国内阁所有会议的记录集（CAB23系列）和分发给成员的备忘录（CAB24系列）；负责评估德国威胁的内阁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备忘录和报告，如内阁外交政策委员会（CAB27系列）、德国裁军委员会、内阁德国委员会（CAB27）和国防需求委员会（CAB16）；DBFP中收藏的外交部高级官员之间的通信；总理办公室（PREM）的私人文件，其官员撰写的回忆录和信件；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的二手文献，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等。
本章中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选择性注意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生动性和主观可信性假设，充分支持了行为论的当前行动假设，而对能力论和战略军事学说假设的支持则很弱。因此，对这三个竞争性理论的经验支持是很模糊的。虽然希特勒的昂贵成本行动在一些决策者的推断过程中发挥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与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以及德国过去行动相关的指标，在推断希特勒政治意图的过程中却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