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选择性注意理论预计英国决策者在评估德国的意图时，会受到自己理论学说和生动信息的影响。据此假设，可以预计英国情报部门在估计意图时使用的推理过程与英国决策者有所不同。
生动性假设预测，在与对手领导人互动中所产生的积极印象，会让观察方的决策者将对手意图视为不太具有威胁性。例如，德国对英国决策者“试金石”测试的积极反应，使英国决策者对德国意图的解释更倾向于善意。在二战期间，张伯伦、艾登和哈利法克斯三位主要决策者亲自会见了希特勒等德国领导人。他们各自从与德国纳粹党领导人的互动中得出了对德国的整体印象。后面第三章将详细描述这些互动。
1938年9月，在第二次苏台德危机中，张伯伦与希特勒举行了三次私人会晤。证据表明，尽管张伯伦对希特勒的个性印象比较复杂，但他认为“很难不对这个人的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并对第一次会面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两位领导人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面中存在交流障碍，但英国首相报告说，“他和德国首脑之间的信任关系显著增长”。张伯伦形成的印象是，希特勒是可以信任的对象。 [2]
艾登在就任外交大臣之前与希特勒进行了两次正式会晤。在1934年2月的第一次会晤中，艾登试探希特勒是否愿意接受英国提出的让德国重新加入裁军会议的建议，该会议的目标是降低军备建设水平与速度，并限制各国拥有的进攻性武器数量。记录显示，在这次会晤中希特勒给艾登留下了强烈而良好的印象，他认为希特勒给他带来了“惊喜”。在交谈中，“希特勒很安静，几乎是含蓄的，带着愉快的微笑。毫无疑问，这个人很有魅力”。艾登认为，基于他们（共同参加一战）的战时经历，他与希特勒立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3] 然而，同年3月25日和26日，艾登与希特勒进行了第二次系列会谈。这一次，艾登与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一起，试探了希特勒在军备限制、奥地利独立以及与英国签订航空条约方面的立场。与第一次印象不同，艾登记录了第二次负面印象，指出“希特勒明显比一年前显得更有权威，而且不急于取悦他人。在这第二次面谈中，我对希特勒的个性几乎产生了不好印象” [4] 。
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前往德国与纳粹领导层会面，以衡量希特勒在欧洲的未来计划，并考察与德国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在这次旅行中，哈利法克斯会见了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和希特勒。回国后，哈利法克斯与内阁成员分享了他的见解，他“不由自主地喜欢”戈培尔，并发现戈林使其心情愉快，还发现希特勒很有魅力，“非常真诚”。
[5]
除个人互动之外，生动性假设还研究了“试金石”测试与对手行为之间的联系。该假设认为，决策者在设定“试金石”测试后，会更关注自己对对方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得到反馈。在这一时期，张伯伦、艾登和哈利法克斯都曾试图测试德国的意图。他们都特别重视的一个“试金石”测试是：英国内阁在1936年4月精心制定的一份调查问卷。他们希望希特勒对四个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德国是否准备好了接受“真正的条约”，希特勒是否区分了第三帝国范围内外的德国人，德国是否尊重欧洲各国现有领土和政治地位，希特勒是否准备与苏维埃俄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英国内阁特别是艾登的角度来看，对这些问题的否定回答表明德国政策具有侵略性，而肯定回答则表明德国愿意与英国达成协议。
总而言之，生动性假设认为决策者将个人互动与“试金石”测试反应视为可信指标。如果生动性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张伯伦、艾登和哈利法克斯就应该把他们对德国意图的评估与个人交往中形成的纳粹领导人印象，以及德国领导人对英国“试金石”测试的积极或消极反应相挂钩。
主观可信度假设强调，行动者的个人需求与主观期望，在解释对手行为时发挥重要作用。该假设认为，那些在1934年或之前对德国持有更多负面印象的决策者，更有可能将德国的昂贵敌对行动归因为可信的扩张意图信号。相反，对德国有更多好感的决策者更有可能忽视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敌对意图表示怀疑。此外，主观可信度假设并不期望英国决策者一定会关注昂贵意图指标，而是依赖主观判断来确定各种信息的可信度。
在某种程度上，评估1934年初个人对德国的态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当时各国对纳粹德国的信念才刚刚开始形成。结合原始档案、二手文献以及回忆录和传记，有助于建立一个粗略的基线信念衡量标准。英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以对德强硬著称，并对德国产生了极端负面的印象。甚至在希特勒崛起之前，他就指出德国历史是一个“连续体”，并认为“威廉时代、魏玛时代和纳粹时代是普鲁士历史的延伸，更具体地说，是普鲁士军事信念与传统的延续” [6] 。在光谱的另一端，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对德国的印象相当友好。亨德森的著作表明，他指出德国没有理由对英国构成威胁。事实上，亨德森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法国努力遏制德国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还认可了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领土要求，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事务中扮演独立仲裁者的角色。他的公开演讲同样带有亲纳粹的色彩；他曾说英国应该减少对纳粹政权的压力，并主张英国可以从德国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 [7]
鉴于此，主观可信度假设预测范西塔特会将德国行动归因为可信的恶意信号，并视德国的安抚行动为廉价话语。他应该比其他决策者更早地更新自己的信念，关注德国的扩张主义意图。相比之下，亨德森预计会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的信息价值保持怀疑，并会很晚才会更新对德国意图的信念。处于范西塔特与亨德森这两个极端之间，艾登、哈利法克斯以及张伯伦到1934年对德国意图的看法比较相似，根据主观判断决定什么是可信的意图信号，并据此改变其对德国扩张主义意图的立场。
20世纪30年代，英国情报界认为其主要任务是监测德国的军事化进展，并预测德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与规模。 [8] 从1934年起，由于英国政府开始实行有选择的重整军备政策，这些估计数字尤其重要。所有三个军种的情报组织都非常重视收集和分析德国军备库的发展趋势信息。例如，根据韦斯利·瓦克（Wesley Wark）的说法，空军情报部门收集德国空军情报的方法是“简化的方式并伴随简单的优势与成本，即未来德国的空中威胁主要根据一线飞机的数量来衡量”。因此，韦斯利·瓦克解释说：“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定量的长期预测上。” [9] 英国陆军情报部门也有类似特点，认为德国军备的数量趋势为未来军队扩张提供了指标。参谋部长与各军关于德国威胁的情报报告，充斥着大量比较德军与盟军数量的图表，这意味着英国情报部门在密切关注着德国的军备库。英国情报局战略评估报告的另一项核心内容，则是预测欧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变化。
组织专长假设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识别德国政治和军事意图时，非常依赖其对德国军事能力的评估。与下面讨论的能力论观点相反，组织专长假设并不认为英国决策者在分析德国意图时会采用相似的推理方式。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