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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纳粹德国当时的战略野心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宣扬的目标，与后来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的可怕行动非常相似。由此英国决策者对纳粹德国的善意幻想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认为可以通过让步满足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欲望更是错上加错。然而，仅仅将这种战略失误归因于领导人的天真，也是极具误导与不合时宜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决策者与政府部门在努力评估纳粹德国对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时，就这些目标的性质和范围也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本书用三章篇幅重新审视了二战爆发前这段时间，英国政府对德国威胁意图的讨论过程。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书没有评估英国当时对德政策的有效性，也没有评估英国决策者在当时对德国威胁评估的准确度。 [1] 相反，接下来的三章只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决策者及其情报部门在推断纳粹德国的长期意图时，使用了或忽视了哪些意图指标。本章追踪了1934—1939年英国对纳粹德国的军事能力、军事学说与行为变化的看法。此外本章的具体案例展示了选择性注意理论、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理论与行为论预测，并阐述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假设与三大竞争性理论命题的差异。第三章基于首相张伯伦、外交大臣艾登及其继任者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等英国关键决策者的推理过程，来检验这些理论假设，第四章则对英国情报部门进行了同样的假设检验。
本章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选择性注意理论的核心假设，并首先指出该理论对英国案例的预测，然后再基于此推导出每个竞争性解释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