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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竞争性解释，本书在每个案例中都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对对手政治与军事意图的认知）进行了编码，下文将论述操作标准。接着，本书使用两种不同的因果分析方法：（1）案例内一致性分析（within-case congruence procedures），即考察理论假设与所感知的意图连续或变化之间的契合度，以及考察决策者的意图声明与各自政策主张之间的契合度；（2）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即考察支撑意图评估的推理，以及这种评估的变化过程。下文将介绍对相关变量进行编码的方法，以探讨不同解释变量与意图感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对因变量和非因变量进行编码，本书使用标准化问题作为模板，然后在实证章节中评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组问题有助于确定对手在有关时期内的关键人物和核心意图。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哪些人最接近最高决策者（总统或总理），或对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档案文件在多大程度上讨论了对手的意图？ [1] 与情报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包括：情报部门当时作了什么样的协调评估？情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负责研究特定对手的意图？
接下来的一组问题旨在捕捉关于感知意图的话语性质及其演变。作为第一步，本书测量了每个关键决策者在每个时期之前和开始时对对手的看法。 [2] 本书并不分析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看法在其任前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关注其在任期间对对手的看法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情报部门感知意图的基线是根据最新情报评估来编码的，这些情报评估的发布早于本研究的时间段。本书致力于确定每一位观察者对对手政治意图的感知是维持现状、机会主义还是扩张主义，认为对手的目标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此外，本书还致力于确定观察者是否认为对手会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最后，本书研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决策者之间或情报部门之间对对手意图的评估是否存在共识。
在对四种假设进行评估后，本书确定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同构性。为此，首先检验对手军事能力、军事学说以及昂贵行动的变化与意图变化之间的关联，且对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变量也作了同样检验。例如，特定决策者与对手领导人进行了多少次互动？决策者表达出何种印象？在这些会晤之后，对手领导人的意图是否发生了变化？其次，检验四种假设预测与不同时期意图评估间的契合度：意图感知变化的时间与方向是否与选择性注意理论或三个替代性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决策者对意图的基准信念与他们对对手不同行动的理解是否契合？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情报部门发布的集体评估文本。当分析指标发生变化后，“国家情报评估”对意图的评估是否有变化？仅仅依靠一致性测试难以证实或证伪竞争性论点，也难以确定哪些假设的因果机制最重要。但是案例内一致性分析有助于检查观察结果与理论预测是否一致，也有助于建立一个过程追踪的框架。
在第四组问题中，本书通过评估观察者推测对手意图所使用的推理证据来确定因果过程。例如，如果当对手军事能力指标被用来推断意图，那么就能找到一些证据证明：决策者与情报部门通过参考对手的军事实力、权力平衡或武器发展趋势，以衡量对手意图。如果与意图评估无关，对手实力、军事学说与昂贵行动或私人互动等变量就会被视为不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推理证据也可跟踪观察者是否以及为何关注特定证据却没有改变其对对手意图的看法。类似的问题也可以被用来推测情报界集体评估的推理论证。决策者和情报界的推理证据变化，构成选择性注意理论的潜在重要证据。
过程追踪法则评估了决策者针对对手的政策过程。鉴于情报评估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否定某项特定政策，过程追踪法只适用文职决策者的记录文件。首先，分析主要决策者的政策主张。尽管政策选择受各种因素影响，但若决策者认为对手意图变得更有敌意时，他们就很可能对对手采取更具竞争性或对抗性的政策。 [3] 相反，当决策者认为对手意图相对良性时，就会采取对冲政策，强调合作与安抚。 [4] 若决策者评估对手意图的声明与其倡议或反对的政策出现不匹配，那么就会引发人们对声明可信度的怀疑。同时，某些政策倡议可能出于与意图评估无关的各种原因（例如，对国内政治的考虑）。然而仔细分析政策出台的时机与政策倡议理由，有助于理解决策者的意图评估对政策选择的塑造作用。
然后，本书对意图信念变化与集体层面的政策主张（与决策者的政策主张相对）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了简要研究。通过观察一个政府整体政策的演变，我们也许能够评估意图感知对塑造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如果研究发现意图并不影响政策，那么研究意图来源对国家实际行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如果决策者的意图认知的变化与政策变化相匹配，并且如果政策转变时机与表达理由指向意图感知的重要性，我们就可以拒绝意图感知不影响政策的无效假设。 [5]
上述调查方法带来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方法论问题。 [6] 首先，很难确定决策者关于对手意图评估的理由陈述是否真实。然而，决策者是否出于某些原因会故意歪曲评估指标是存疑的。在经验案例中，观察者在他们评估对手意图的思维过程中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混淆或扭曲不同指标，而是在案例时期内关注一组特定的指标。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少提及其他指标，即使这些指标可能具有一些言辞功效。然而本研究也补充了其他类型的证据（如访谈和参考决策者主张的其他政策）来综合评估决策者关于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评估对手意图的陈述的可靠性。退一步讲，决策者可能连自己都没能理解自己是如何评估对手意图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加工可能是无意识的。 [7] 若果真如此，观察者可能会列出那些推动自己评估的因素，即使这种评估实际上受其他诸多指标的影响。虽然上述疑问可能是合理的，但经验分析尚未发现支持性证据。 [8]
第二个问题来自文职决策者与情报部门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正如洛文塔尔（Mark Lowenthal）所言：“决策者可以在没有情报部门的支持下运作，但反之则不然。” [9] 这种不对称性可能使决策者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而操纵情报或使之政治化。 [10] 这就对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法论挑战，即文职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评估及其总体政策偏好可能会极大影响情报部门对对手目标的估计结果。若果真如此，对情报部门的协调评估的考察不一定能反映出情报组织的推理过程，而实际上反映的是政府的信念与政策议程。 [11]
为解决这一实证研究问题，本书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与参考资料。首先，探究情报评估的波动是否可以由解释变量（即对手能力、军事学说或昂贵行为）或通过获取新信息进行解释。这种外生变量与情报估计之间的时间相关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治化影响。如果对情报评估的重大变化没有替代性解释——或者尽管这些外生变量发生了变化却没有更新情报评估——就可能表明情报带有政治偏见。 [12] 这种方法当然并不完美，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化影响。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本书检验的两个冷战案例中，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的评估与关键决策者的看法并不相关。这意味着，即使决策者可能试图影响情报判断，也是不成功的。对英国二战期间的案例分析更具挑战性，因为英国情报部门的结论似乎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存在一定关联。不过，大量审查原始档案有助于追踪英国情报界的战略估计变化，尤其是这一时期权力平衡的评估变化（无论这些评估后来被证明多么有缺陷）。
附录总结了这些理论命题的预测结果。接下来的三章将运用本章所讨论的诸多假设来探讨英国领导人及其情报部门在二战前几年为预测希特勒德国的意图所作的努力。
[1] 短期和长期评估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危机和战争期间观察者很可能会关注一些特殊问题，这通常会影响他们对对手意图的评估。本书将意图定义为在特定情况下对手预计会采取的行动，这个定义最准确地展示政策制定者试图预测的东西。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48。区分意图与动机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格拉泽对国家动机分为贪婪型国家和安全型国家。贪婪型国家基本上是扩张型国家，其扩张的动机源于非安全的反应。与此相反，安全型国家是那些在感到不安全情况下愿意冒风险，但不会为非安全因素冒风险的国家，参见Charles L．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44，No.4，1992，pp.501—502；Charles L．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38—39。
[2]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评估并不影响观察者对该对手长期意图的解读，那么本书就不关注一国认为对手会在危机或战争中打算做什么。这种划分与情报界的“当前”和“长期情报”的概念相似。在这项研究中，我感兴趣的基本上是任何由文职决策者或情报界制作的、具有战略政治性质的、时间跨度超过未来一两周的评估。请参见Mark M．Lowenthal， Intelligence：From Secrets to Policy， Washington，DC：CQ Press，2009，pp.61—63，115—116。
[3] 这种类型学是如下研究的综合：Keith L．Shimko， Images and Arms Control：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pp.15—17；Richard W．Cottam，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A General Theory and A Case Study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7；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85；Ole R．Holsti，“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in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Grant SOC 75-14368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7；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Bargaining，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4] 例如参见Douglas Seay，“What Are The Soviets' Objectives in Their Foreign，Military，and Arms Control Policies?”in Lynn Eden and Steven E．Miller eds.， Nuclear Arguments：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Nuclear Arms and Arms Control Debat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47—108；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
[5] 在某些问题或领域中，对手可以被看作机会主义的，而在其他方面则是扩张主义的。本书接下来将研究观察者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以及他们的看法是否以及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6] Holsti，“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p.95.
[7] 除了这些政治和军事意图的理想类型之外，本书还评估了对手意图是否被认为变得更加敌对或更加良性。
[8] 无动机或认知偏见来自个人信念的先入为主，以及他们用来理解复杂、模糊世界的简化策略或启发式方法。无动机偏见使人们看到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与此相反，有动机的偏见使人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参见Irving L．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Choice，and Commitment ，New York：Free Press，1977；Robert Jervis，“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eat,”in 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ice Gross Stein，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in Neil Jeffrey Kressel，ed.， Political Psychology：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Paragon，1993；Jack Levy，“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and Robert Jervis，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7—268；Daniel Kahneman，Paul Slovic，and Amos Tversky，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9] Richard E．Nisbett and Lee Ross， 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0，p.62；Craig A．Anderson，“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When Weak Data Lead to Unshakeable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9，No.2，1983，pp.93—108；Eugene Borgida and Richard E．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 On Decis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7，No.3，1977，pp.258—271；Chaim D．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8，No.4，1994，pp.557—586；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Availability：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5，No.2，1973，pp.207—232.
[10] 例如参见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4，No.1，2010，pp.1—31；Rose Mcdermott，“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No.4，2004，pp.691—706。
[11]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Nisbett and Ross， Human Inference ，pp.59—61，123—127.
[12] Borgida and 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p.269.
[13] 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p.563.
[14] 例如参见Tversky And Kahneman，“Availability”；Borgida and Nisbett，“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Abstract vs．Concrete Information”；Anderson，“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64。
[15] Antonio R．Damasio，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Mariner Books，2000.
[16] 即使这种推断过程是理性的，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决策者以一种无效的方式使用这种洞察力。换句话说，这样的推断过程可能是合理的，但不是最佳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对生动信息的依赖可能与理性逻辑不一致。
[17] 引自“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Bush and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 Putin，Brdo Pri Kranju，Slovenia,”Washington，DC：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June 16，2001。
[18] Alexander J．Groth，“On the Intelligence Aspects of Personal Diplomacy,” Orbis ，Vol.7，No.4，1964，pp.833—848.
[19] 引自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65。
[20]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p.32—33.
[21] Robert H．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88，pp.96—145.
[22]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2—33.
[23] Groth，“On the Intelligence Aspects of Personal Diplomacy.”
[24] Maria Ida Gobbini，Aaron C．Koralek，Ronald E．Bryan，Kimberly J．Montgomery，and James V．Haxby，“Two Takes on The Social Brain：A Comparison of Theory of Mind Task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Vol.19，No.11，2007，pp.1803—1814；Brooks King-Casas，Damon Tomlin，Cedric Anen，Colin F．Camerer，Steven R．Quartz，and P．Read Montague，“Getting To Know You：Reputation and Trust in A Two-Person Economic Exchange,” Science ，Vol.307，No.5718，2005，pp.78—83；Daniela Schiller，Jonathan B．Freeman，Jason P．Mitchell，James S．Uleman，and Elizabeth A．Phelps，“A Neural Mechanism of First Impressions,” Nature Neuroscience ，Vol.12，No.4，2009，pp.508—514；Tania Singer，Stefan J．Kiebel，Joel S．Winston，Raymond J．Dolan，and Chris D．Frith，“Brain Responses to The Acquired Moral Status of Faces,” Neuron ，Vol.41，No.4，2004，pp.653—662；Predrag Petrovic，Raffael Kalisch，Mathias Pessiglione，Tania Singer，and Raymond J．Dolan，“Learning Affective Values for Faces is Expressed in Amygdala and Fusiform Gyru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3，No.2，2008，pp.109—118.
[25]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3—176.
[26] 此外，那些不具备驾驭认知和整合复杂性的能力的领导人可能更容易依赖这种个人形式的印象形成。参见Rose Mcdermott，Jonathan Cowden，and Stephen Rosen，“The Role of Hostile Communications in A Simulated Crisis Game,” Peace and Conflict：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14，No.2，2008，p.165。
[27] Susan T．Fiske and Shelley E．Taylor， Social Cognition ，Reading，MA：Addison-Wesley，1984；Michael Ross and Fiore Sicoly，“Egocentric Biases in Availability and Attribu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37，No.3，1979，pp.322—336；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pp.343—355；Janice 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The Misperception of Threa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9，No.2，1988，pp.245—271.
[28] 参见Melvyn P．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4；David M．Edelstein，“Choosing Friends and Enemies：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h．D 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
[29] 参见Dale T．Miller and Michael Ross，“Self-Serving Biases in The Attribution of Causality：Fact or Fic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82，No.2，1975，pp.213—225；Miron Zuckerman and Robert W．Mann，“The Other Way Around：Effects of Causal Attributions on Estimates of Consensus，Distinctiveness，and Consistenc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5，No.6，1979，pp.582—597；Jeffrey A．Knight and Robin R．Vallacher，“Interpersonal Engagement in Social Perception：The Consequences of Getting into The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40，No.6，1981，pp.990—999。
[30] Robert Jervis，“Signaling and Perception：Drawing Inferences and Projecting Images,”in Kristen Monroe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2，p.31.
[31] 生动信息的影响强度也取决于个人的信念体系结构。核心信念、1有助于组织和简化决策者世界的基本假设、1比外围或工具性信念受到更强的保护，因此改变的速度会更慢。然而，本研究并没有探究信念系统的这一方面，而是假设对于所有相关的决策者来说，关于对手性质的信念构成了一种核心信念，在面对矛盾的证据时，很难改变。
[32] 参见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39；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p.563。
[33] Mcdermott，Cowden，and Rosen，“The Role of Hostile Communications,”p.156.
[34] 在关于信号传递的开创性研究中，杰维斯认为只有对手不可能操纵的信号、1他称之为指标（index）、1才可能被感知者视为可信信号。参见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2—33。最近，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学者发现，昂贵成本行为可以揭示关于意图的可靠信息，而且所有行为者面对新事实时都可能更其新评估。例如参见James D．Fearon，“Threats to Use Force：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2；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No.3，1994—95，pp.50—90；Andrew H．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No.2，2000，pp.325—327；James D．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Signaling，Commitment，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88；Jeffrey S．Banks， Signaling Game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Harwood Academic，1991，p.23。如果对手行为提供了防止政策逆转的保证也可以被看作昂贵的，在这个意义上，昂贵行动束缚了对手的手脚。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No.1，1997，pp.68—90；Deborah Welch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27.与昂贵信号概念相关的是“比例偏差”的概念。一般来说，领导者希望对手所付出的努力与所追求的目标相称。他们从对手采取行动的成本和后果来推断其意图，因为他们假设对手投入的成本与所追求的目标会基本相称。因此，当对手被认为付出了高昂代价时，观察者就会推断领导人的重要目标正受到威胁。Gross Stein，“Building Politics into Psychology,”pp.254—255；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29.
[35]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2—33；Mercer，“Emotional Beliefs.”
[36] Philip E．Tetlock，“Social Psychology and World Politics,”in Daniel T．Gilbert，Susan T．Fiske，and Gardner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98.更多关于信念改变的研究请参见Nisbett And Ross， Human Inference 。关于认知一致性研究请参见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Chapter 7；Yaacov Y．I．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Information Processing，Cognition，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13—127；Deborah W．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p.32—34。关于形象的研究参见Martha Cottam and Dorcas E．Mccoy，“Image Change and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fter The Cold War,”in Donald A．Sylvan and James F．Voss eds.， 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7—118，123。关于态度改变参见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Jon A．Krosnick，“Attitude Importance and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24，No.3，1998，pp.240—255。
[37] Ole R．Holsti，“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y,”in Richard Fagan ed.， Enemies in Politics ，Chicago：Rand Mcnally，pp.25—96；Jervi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
[38] 关于讨价还价模式中的“共同先验信念”作用的争论参见Alastair Smith and Allan Stam，“Barg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0，No.6，2004，pp.783—813；Mark Fey and Kristopher Ramsay，“The Common Priors Assumption：A Comment On ‘Barg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0，No.4，2006，pp.607—613。
[39] 主观可信性假设不能预先指出观察者究竟何时会改变其意图评估。该假设只能预测相对于其他观察者而言，在对对手意图不同初始信念的基础上改变意图评估的可能性。
[40] 在解释这一逻辑时，杰维斯指出，乔治、1W.布什总统明显倾向于第二意象信念。小布什的声明反映了他对民主国家和暴政国家之间的明确划分，这种划分强烈地影响了他的意图感知；这种信念也反映在他对对手的政策上。P．Schouten，“Theory Talk #12：Robert Jervis on Nuclear Weapons，Explaining the Non-Realist Politic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U.S．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Theory Talks （2008），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07/theory-talk-12.html（accessed August 19，2013）.
[41] 参见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Alan Gerber and Donald P．Green，“Rational Learning and Partisan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No.3，1998，pp.794—818；Charles S．Taber and Milton Lodge，“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0，No.3，2006，pp.755—769。
[42] 一些理性主义者可能会反对，并指出贝叶斯修正可能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与先前数据相比，新证据的重要性则非常小”。而“对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高风险决策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当下的信息很可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参见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p.565。
[43] 最后，这一假设并不排除将对手军事能力或理论变化指标作为可信的意图信号的可能性。相反，它认为可信度似乎更容易与非能力指标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因为，如上所述非能力的行为往往更生动，因此更有可能影响决策者。此外，决策者可能缺乏专业知识从对手军事能力与复杂抽象理论中推断意图。由于在解释能力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决策者很可能将此留给他们的情报机构，而自己专注于其他指标来评估意图。鉴于决策者的军事经验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这种区别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决策者。一些决策者没有军事背景，而有些决策者则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如美国前总统德怀特、1艾森豪威尔曾担任美军上将。
[44] 这并不是说个别情报分析员不会像个别决策者那样，对生动信息给予额外的重视。然而，一般来说，我们不应期望情报分析员大量使用生动信息，因为正如理查兹、1霍耶尔（Richards Heuer）所言：“情报分析员一般都是利用第二手信息工作。分析员收到的信息是通过他人的书面文字来传递的，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直接感知的。部分由于中情局的公开活动存在限制，许多情报分析员在所分析的国家停留的时间较少，与该国国民的接触也比学者和政府官员少。当分析员访问他或她所分析的国家，或与该国国民直接交谈时，会产生令人难忘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往往是新看法的来源。”参见Richards J．Heuer，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Publications，1999，p.117。
[45] 关于组织与小集团的区别，参见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pp.192—193。
[46] Martha S．Feldman and James G．March，“In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s as Signal and Symbo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26，No.2，1981，pp.172—175.
[47] Lowenthal， Intelligence ，pp.234—235.
[48] 分析者已经注意到国际事务中的这些趋势，例如参见William G．Egelhoff，“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22，No.3，1991，p.344。
[49]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53.
[50] Philip E．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20—21.
[51] Ibid.，p.118.
[52] 请注意，本书并没有对情报组织的领导人进行研究，以验证这一假设。相反，本书使用情报部门的集体评估（如“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来验证相互竞争的假说。
[53] 关于对情报工作的忽视和政治化，请参见Joshua Rovner， Fixing The Fact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Robert Jervis， 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Richard K．Betts， Enemies of Intelligence：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54] Stephen D．Krasner，“Are Bureaucracies Important?（Or Allison Wonderland）,” Foreign Policy ，Vol.7，1972，pp.159—179。
[55] 这里没有把对手的公开声明记录作为一类指标来分析。这是因为关于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文献，以及更广泛的信号传递研究，并没有强调在危机情形之外该信息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意图信号。本书将公开声明排除在分析之外并不会使结果产生偏差，因为在实证章节中，本书跟踪了观察者在评估对手意图时是否提到了这些声明。
[56] 一个被称为“建构主义”的重要文献群体也分析了国家间沟通问题，但本书对此没有明确提及。亚历山大、1温特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由共同的思想、规范和价值观形成的意识形态结构建构了国家利益和身份。参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不过，他还是淡化了不确定性对国家间关系的强大影响，而且没有提及国家在评估利益和身份时如何从欺骗性姿态中确定真实信号。温特的理论中也没有完全明确哪些行为会导致国家对对方意图作出修正的评估。一个可能的变数是国内意识形态和国内制度的变化。在意识形态和国内制度更加趋同的条件下，信号传递者与接受者会对对方意图作出更积极的评估。然而这一假设预测与上文描述的行为论逻辑是没有区别的，后者声称国内或国际政治中的昂贵行为会传递出可靠的意图信息。因此本书没有直接或明确地探讨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内实践变化本身的作用，另见Dale C．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No.2，2000，pp.199—200，202—203；Mark L．Haa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actions to Shifts in Soviet Power，Policies，or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No.1，2007，pp.148—149。
[57] 参见Andrew H．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58]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2001，p.31.
[59] 米尔斯海默将军事实力和潜在实力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军队的规模实力以及各种类型的战斗力，而后者是指建立军事力量的社会经济因素，如财富和人口（ibid.，pp.83—137）。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区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是没有意义的，而依靠通过国家部署武器种类来辨别其意图既不有效也不谨慎。Harry Kreisler，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John J．Mearsheimer ，Berkele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April 8，2002，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2/mearsheimer/mearsheimer-con0.html（访问时间：2008年7月14日）；John J．Mearsheimer，“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view with John J．Mearsheimer（Part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No.1，2006，pp.105—123.
[60] 基德认为，寻求安全的国家可以通过发出安抚性昂贵信号来减少安全困境并有效地表明其良性意图。根据此观点，一个国家能力积累与力量部署的成本变化都符合这一逻辑，当然昂贵信号并不局限于军事能力本身的变化。例如，寻求安全的国家可以通过调整意识形态、善待国内少数民族或弱小邻国来传递良性意图。这与本章后面的行为信号论相关。参见Andrew H．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7，No.1，1997，pp.114—155；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pp.67—68。
[61]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6—77.
[62] 例如参见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No.2，1978，pp.167—214；Charles L．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D．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No.4，1998，pp.44—82；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No.4，1998，pp.5—43。
[63] 然而，当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无法区分时，攻防理论家认为，军力部署的数量增减可以作为一种展示意图的信号。国家在增加（或减少）其军力规模上花费的资源越多，其意图信号就越清晰。埃文、1蒙哥马利（Evan Montgomery）正确地指出，当进攻和防御无法区分时，一个国家攻击能力的降低可能会使其更容易受到侵略国家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战略安抚有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策略，也因此是一种昂贵信号。参见Evan Braden Montgom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No.2，2006，pp.151—185。
[64] 攻防理论的批评者声称，武器本身很难有效地被分类为进攻或防御，而且大多数武器可以同时用来实现防御或进攻目标。相关争论以及攻防理论的总结参见Sean M．Lynn-Jones，“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4，No.4，1995，pp.660—691；Keir A．Lieber， War and The Engineers：The Primacy of Politics Over Technolog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65] 大多数攻防学者将1945年之后的时代描述为“防御主导”，尽管他们承认在核战争中防御是不可能的，真正具有优势的是威慑。但其他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具有误导性，应该区分防御和威慑主导的时期。参见Richard K．Betts，“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2，1999，pp.179—180；Karen Ruth Adams，“Attack and Conquer? International Anarchy and The Offense-Defense-Deterrenc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No.3，2003—2004，pp.45—83。
[66]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性武器包括那些能够在对手核弹发射前将其摧毁的武器，以及那些能够摧毁对手报复性打击或限制这些弹头破坏力的武器。因此在核问题上，攻防理论家将以下内容归类为敌对意图信号：部署高度精确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S）以及可以摧毁ICBMS与地面轰炸机的潜射弹道导弹（SLBMS），可以摧毁对手弹道导弹潜艇的反潜力量，可以击落报复性轰炸机的区域防御系统，可以保护城市免遭报复的全域导弹防御系统，以及限制对手导弹杀伤力的民事防御。参见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pp.207—211；Barry R．Posen And Stephen Van Evera，“Defense Policy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No.1，1983，pp.3—45；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inburgh：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
[67] 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pp.73—75．这种假设被夸大了，因为有限的反价值选择也可能具有胁迫性。参见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9—210。
[68] 在将武器系统与技术归类为防御性、进攻性或两者兼而有之时，本书采用了进攻-防御理论所制定的分类法。例如参见Barry R．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本书将解释变量定义为对攻防平衡的看法，实际上并非从系统层面，而是从国家层面测试攻防理论。
[69]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其他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有时会误解真实的平衡，并因此采取错误的策略。例如参见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0，No.3，1988，pp.317—349；Bernard Brodie，“Technological Change，Strategic Doctrine，and Political Outcomes,”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6；Jack S．Levy，“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8 No.2，1984，pp.219—238；Lynn-Jones，“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p.679。
[70]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p.17.
[71] 这种进攻、防御和威慑的类型学来源同上。关于理论差异使得危机信号传递和可信度评估复杂化的研究，参见Christopher P．Twomey， The Military Lens：Doctrinal Difference and Deterrence Failur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72] 进攻性理论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闪电战。
[73]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学说是防御性学说的一个典型例子。
[74] 中国的人民战争理论是以常规手段实现威慑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75] 这基本上反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两个著名的核战略思想流派，即确保摧毁派与灵活反应派。参见Robert Jervis，“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n't Matt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4，No.4，1979—1980，pp.617—633；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Robert J．Art，“Between Assured Destruction and Nuclear Victory：The Case For the ‘Mad-Plus’ Posture,” Ethics ，Vol.95，No.3，1985，pp.497—516。确保摧毁派与罗伯特、1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麦乔治、1邦迪（McGeorge Bundy）、伯纳德、1布罗迪（Bernard Brodie）、杰维斯和格拉泽有关；灵活反应派与科林、1格雷（Colin Gray）、基思、1佩恩（Keith Payne）、国防部长哈罗德、1布朗（Harold Brown）和卡斯帕、1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他美国官员有关。
[76] 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p.97.
[77] 该研究关注最近理性主义文献的昂贵信号类型，但这绝不是一份详尽无遗的意图潜在指标的清单。
[78] 参见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No.1，1997，pp.68—90。这种洞见源自Thomas C．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Thomas C．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79] 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No.1，1995，pp.39—51；Philip E．Tetlock，Jo L．Husbands，Robert Jervis，Paul C．Stern，and Charles Tilly eds.， Behavior，Society，and Nuclear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Lisa L．Martin， Democratic Commitments：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Seth Weinberger，“Institutional Signal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12，No.4，2003，pp.114—155；Celeste A．Wallander， Mortal Friends，Best Enemies：German-Russian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Stephen D．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Celeste A．Wallander and Robert O．Keohane，“Risk，Threat，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in Helga Haftendorn，Robert O．Keohane，and Celeste A．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James D．Morrow，“Alliances：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000，pp.63—81；Jana Von Stein，“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and The Kyoto Protoco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No.2，2008，pp.243—268；Alexander Thompson， Channels of Power：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US Statecraft in Iraq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80] 这些文献指出了通过国际机制产生昂贵信号的几种方式。正如赛斯、1温伯格（Seth Weinberger）所指出的：“国际制度可以促使成员履行兑现承诺的义务，如承诺从军武库中削减或去除某类武器，或承诺同意国际监督检查。国际制度可以建立外生性否决点或作出超越国家行动的决定……。国际制度可以要求各国改变其国内政治体制，以获得成员资格……。国际制度也会产生更微妙的代价，因为被内部化的国际规范和法律将改变成员国的偏好与信念。”参见Weinberger，“Institutional Signaling,”p.88。
[81] Ibid.，p.27.
[82] John M．Owen，“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No.2，1994，pp.87—125.
[83] 国内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会构成威胁来源，参见Mark Ha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1789—1989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84] Kenneth A．Schultz， 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Jessica L．Weeks，“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No.1，2008，pp.35—64.
[85] 然而，爱德华、1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led）和杰克、1斯奈德（Jack Snyder）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民主转型期的国家容易发生冲突，其他国家可能会对其意图更加警惕。参见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L．Snyder， 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MA：MIT Press，2005。
[86] 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p.143.
[87]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p.230.
[88] 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50，No.1，1997，pp.171—201；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
[89]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信誉在威慑理论中也起着核心作用，领导人有动力去履行他们的承诺，因为不这样做会削弱他们在未来的可信度。Anne E．Sartori， Deterrence by Diplomac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声誉研究，请参考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90] 参见Snyder and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Ted Hopf， Peripheral Visions：Deterrence The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1965—1990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决策者是否真的依靠对手过去行动来推断其危机中的可信度，部分定性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Daryl G．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Shiping Tang，“Reputation，Cult of Reputation，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14，No.1，2005，pp.34—62。
[91] 例如参见Richard E．Neustadt And Ernest R．May， Thinking in Time：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New York：Free Press，1986；Ernest R．May， “Lessons”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No.2，1994，pp.279—312；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杰维斯认为，人们倾向于从在个人生活中亲身观察到的、具有重大直接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中进行学习。然而决策者到底学到了什么，其学习的过程以及这些教训对决策的影响仍然是不清楚的。一些观点还认为，这种因果关系的箭头可能是相反的或虚假的，也就是说决策者可能会有选择地提及支持当前意图评估立场的过去行动或事件，基于认知或动机偏差故意增加政治争论的杠杆。参见Jack Levy，“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and Robert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7—268。
[92] 对手的过去行动可以在互动前塑造观察者的先验信念。然而在这里，本书只分析观察者是否明确依靠过去行动来支持其对对手长期意图的评估。
[93] Charles L．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3，30，270.
[94]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pp.18—19；Glaser， Ration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61.不过理性主义理论对寻求安全者传递其意图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95] 在探讨决策者评估过程时，决策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适用的，但在讨论情报界观点时却不适用，因为情报界很少提出外交政策建议，而这种建议在书面文件中更少见。
[96] 参见Miron Zuckerman，“Attribu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Revisited，or：The Motivational Bias is Alive and Well in Attribu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47，No.2，1979，pp.245—287。
[97]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p.67.
[98] 情报组织与决策者一样受到动机偏差的影响，以减少权衡、避免模糊、减少认知不一致，其结果导致可能只使用一套指标来推断对手意图。以色列国防军未能预料到安瓦尔、1萨达特（Anwar el Sādāt）在1973年10月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证据记录表明，以色列国防军依靠一个首要指标来评估攻击的可能性，它假定埃及不会进攻，除非埃及获得了打击以色列纵深的能力，特别是打击其机场的能力。因此，情报部门将埃及进攻的主要指标简化为埃及空中打击能力的增强。Janice Gross Stein，“Calculation，Miscalculation，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e View from Cairo,”in 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and Janice Gross Stein，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 如果报告中包含对敌方意图的广泛分析或意见，这表明该问题对观察者来说是突出的。另外如果没有关于意图的讨论，这可能意味着该问题在当时对观察者来说并不重要，或者说观察者们对对手意图有一个基本共识。
[2] 在可能的情况下，本书寻找决策者在上任前对对手意图看法的证据。然而，这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随着决策者上任，他们会接触到关于对手的新的、重要的和秘密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信念或评估。
[3] 当决策者认为对手充满敌对意图时，他们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策略，包括制衡、拉拢、捆绑、安抚或推卸责任。关于这些策略的精彩总结，参见Randall L．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4] 关于此逻辑的更多分析参见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
[5] 本书并不试图对英国或美国政策的演变提供详尽的说明；一个国家对其对手政策的诸多影响因素相互交织，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6] 分析这些文件的另一种方法是对档案数据和公开声明进行内容分析。然而，这样的分析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本书感兴趣的是观察者如何讨论与评估意图有关的不同指标，而不是对手构成的整体威胁。使用内容分析法可能很难掌握对推断过程的这种情境化理解。参见Barbara M．Montgomery and Steve Duck， Study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1；Stuart J．Sigman，Sheila J．Sullivan，and Marcley Wendell，“Conversation：Data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in Charles H．Tardy，ed.， A Handbook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Methods and Instruments for Observing，Measuring，and Assessing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Norwood，NJ：Ablex，1988；Deborah Welch Larson，“Problems of Content Analysis in Foreign-Policy Research：Notes from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Cold War Belief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No.2，1988，pp.241—255。
[7] Richard E．Nisbett and Timothy D．Wilson，“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84，No.3，1977，pp.231—258；Timothy D．Wilson， Strangers to Ourselves：Discovering the Adaptive Unconscious ，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02.
[8] 根据标准化问题对文件进行编码后，本书随机选择了10%的文件并重新编码，结果没有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9] Mark Lowenthal，“Tribal Tongues：Intelligence Consumers，Intelligence Producer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5，No.1，1992，pp.157—168.
[10] 关于情报工作的政治化，参见Richard K．Betts，“Incorruptibility or Influenc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liticization,”in Richard K．Betts， Enemies of Intelligence：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Robert Jervis，“The Iraq WMD Intelligence Failure：What Everyone Knows is Wrong,”in Robert Jervis， Why Intelligence Fails：Lessons fro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Iraq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Rovner， Fixing the Facts 。
[11] 决策者很少直接操纵情报分析，以获得支持其偏好的政策的产品。但更微妙的政治化，如暗示情报结果的预期方向的默示，则更为常见，也更难证明。相反，在另一个极端，即情报部门提出的估计可能会严重影响关键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的评估。我们应该能够从决策者为支持其评估而提出的推理中发现上述情况。
[12]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采访了情报分析员和政策制定者，以探讨该时期情报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公开听证会（如1994年罗伯特、1盖茨[Robert Gates]的听证会）或二手文献（例如关于B组报告对后来苏联意图评估的影响）也是重要的资源，可以研究当时同意评估结论的情报分析员与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以及那些反对这些结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