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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上述假设的解释力，本书采用了比较历史案例研究法。本研究的潜在案例范围包括所有成对的国家对手。在这个群体中，本书选择了二战前英国对德国意图的评估（1934—1939年），美国在战略缓和瓦解前对苏联意图的评估（1976—1980年），以及美国在冷战结束前对苏联意图的评估（1985—1988年）。这三个案例提供了多个维度的观察，每个案例都包括若干时间段。本研究重点分析每个时期内的两个群体——决策者与情报部门，并对不同决策者个人的推断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因此，每个案例都提供了若干数据要点。
上述案例的选择基于下列几个标准。第一，这些案例代表了因变量（对对手意图的感知）的不同取值，分析被感知的对手意图是变得更加敌意还是善意。20世纪30年代的英德互动和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苏关系都展示了对手意图的恶性演变逻辑，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苏互动则展现了苏联意图的良性演变过程。本研究对这三个事件的分析聚焦于决策者如何推断对手意图。在这些案例中，对对手的意图发表意见所涉及的风险很高，正因为如此，有关对手意图的声明更有可能反映观察者的真实想法。第二，为检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命题，本书研究了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和张伯伦首相以及他们的高级顾问，探讨这些决策者在与对方领导人进行个人会晤之后，其原先的看法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三，在这些案例内部与案例之间，能力论、军事学说理论与行为信号论等竞争性理论的自变量也不断变化。对手的相对初始能力以及对手能力的变化程度，在这些互动案例中都有所不同。鉴于此，两个冷战案例都假定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能力相对均等，但在不同阶段苏联的能力有一定的增强（1976—1980年）或衰弱（1985—1988年）。相比之下，在二战案例中德国军事实力一开始是远不如英国的，但随着德国军事能力空前提高最终颠覆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二战期间的英德案例是检验能力论的一个绝好案例，因为在观察者看来德军能力的急剧增长与英德力量平衡变化，将是推断意图信号的重要指标。此外，军事学说在不同案例中也有差异。一般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军事学说是进攻性或反击性的，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则变得更具防御性。虽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了解德国“闪电战”的具体内容，但他们显然认为德国军事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里具有进攻性。这些案例也展示了对手昂贵成本行动的变化，以及这些行动变化对人们意图评估变化的影响。这些昂贵行动包括军事干预和撤军，加入和退出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建立和摧毁国内民主制度，以及签署和背弃军备控制协议等。特别是，冷战后期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昂贵的安抚行动，包括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接受《中导条约》约束。戈尔巴乔夫的昂贵成本行动对观察者的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在这所有三个案例中，主要决策者——张伯伦、卡特、里根，及其各自顾问，在案例前后对敌人的最初印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此外，每个案例中的决策者都能同等地获取有关对手昂贵行为与军事能力的信息。
表1 理论命题的逻辑预测总结
选择案例的最后一个标准是档案材料的可及性。涉及英德互动、美苏缓和关系崩溃与冷战结束的档案文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有保障，有助于更好评估竞争性解释。
关于本书案例选择的可能批评是，每个案例都关注西方民主国家如何评估非民主对手意图。尽管囊括非民主国家会优化研究设计，也可能让我们能够评估这些国家如何推断对手的意图，但研究西方民主国家有两个重要优势。其一，现有民主国家的数据足够丰富，有助于基于决策者与情报部门的所思所想，合理考察各国评估对手意图的过程。这使本书能够基于这些过程得出结论，并以更大的信心检验竞争性解释。其二，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不能先验地认为非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决策者有不同的意图推断逻辑。当然本研究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非民主国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问题，值得在获得足够的解密档案与信息后再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