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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理论的洞见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明显的含义。首先，这三个理论命题都以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即它们可以指引与解释理性国家的行为。当然，这些理论并不分析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按照理性规则行事。 [93] 其次，这三个理论命题都假定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因此，它们并不试图从理论上解释观察者在评估意图时关注的指标类型的差异。然而，总体上，观察者应该预料到，随着对手能力、战略军事学说和行为的变化，他们所感知到的意图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者在如何评估对手意图方面可能出现趋同，这是每个理论的关键变量发生昂贵变化的结果。例如，在安德鲁·基德的理论中， “相比不正确信念，正确信念更有可能走向趋同” 。也就是说，尽管嘈杂的外交学习过程容易出现各种错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而言信念更有可能与现实一致，而非偏离现实。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选择性注意理论并不认为观察者的意图评估将趋于一致，决策者之间以及决策者与情报界之间可能会存在不同评估，且这种差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再次，观察者在私人声明与报告中的意图评估推理，可能会涉及三大理论命题所关注的相同变量。最后，个人决策者对对手意图看法的声明与他们对对手的政策行动之间存在相关性。 [94]
与上述三个理论命题不同，选择性注意理论具有下列可观察的理论启示。首先，从信息处理角度来看，文职决策者和情报界是不同类型的信息感知者，即在感知对手意图类型的证据信息方面，存在不同的个人偏见与组织过程偏差。由此导致每一组行为者会参考不同意图指标来进行其推理。将多种指标整合到单一的意图评估过程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诱使观察者产生依赖单一指标的动机偏见。 [95] 正如雅科夫·弗尔兹伯格（Yaacov Vertzberger）所指出的那样，“单一的主导指标作为判断的决定性输入……简化了搜索与评估信息过程”，因为这种简化模式可以预先避免“多个指标产生的不一致，以及不一致导致的行动选择与价值权衡的风险”。 [96] 这意味着，观察者可能不会同时关注各种意图指标，而只关注其中一组指标。 [97]
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性注意理论可观察到的启示与能力论的启示相重叠。事实上，两者都高度重视对手的能力，将其作为政治意图的衡量指标。但是，两者对能力依赖逻辑的理解是不同的：从能力论所依据的现实主义逻辑来看，是国际无政府状态驱使国家去关注对手的军事能力；而从昂贵成本信号论的角度来看，是信号的信息价值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力。这与指导和塑造情报组织的信念逻辑不同，组织逻辑认为行动者确信自己能够准确并有规律地生产专业知识。 [98] 能力论与组织专长假设的可观察启示也存在一些差异。最重要的是，能力论预测决策者与情报部门都将遵循“意图反映在能力中”的逻辑，而组织专长假设只适用于情报界的推理过程，而不适合个人决策者。
此外，对文职决策者而言，行为信号论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的预测有一些相似之处。然而，两者的机制与可观察启示在某些条件下似乎又是不同的。行为信号论认为，所有感知者都会识别与对手采取非能力行动相关的成本，并相应地改变他们对对手行动的信念。相反，选择性注意理论则认为决策者关注的意图评估指标不同，这源于观察者所面临的信息生动性与可信度解读的主观差异。
根据表1的总结，三个替代性理论命题（能力论、战略军事学说与行为信号论）与选择性注意理论存在较大的逻辑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