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为了理解陈蝶仙这样一个睿智又充满复杂性的人物，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团结协作的旅程。这些年来，朋友、同事、学生以及研讨会上的听众，共同参与到这一课题中来。有些人深入阅读了某一章（或几章）、某一份原始资料，探讨了某个问题，或只是随意评论，却给予我极大的启发。有些人慷慨分享了尚在进行中的课题，或是邀请我参加工作坊，让我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推进。还有一些人，对本书的标题作了反复斟酌，或辨析其核心概念。我要感谢安大年（Dan Asen）、包卫红、边和、金·勃兰特（Kim Brandt）、蔡丹妮、米娅·卡特（Mia Carter）、陈怡君（Janet Chen）、祝平一、黛比·库恩（Debbie Coen）、罗伯·卡尔普（Rob Culp）、威尔·德林杰（Will Deringer）、戴沙迪（Alex Des Forges）、艾尔曼（Ben Elman）、马尔瓦·埃尔沙卡拉（Marwa Elshakry）、艾约博（Jacob Eyferth）、范发迪（Fa-ti Fan）、李峰、葛凯（Karl Gerth）、韩墨松（Peter Hamilton）、韩嵩（Marta Hansen）、韩嵩文（Michael Hill）、艾缇捷（T. J. Hinrichs）、姬晓茜、季家珍（Joan Judge）、古柏（Paize Keulemans）、高彦颐（Dorothy Ko）、韩莉（Liza Lawrence）、雷祥麟、梁韵婷（Elaine Leong）、西尔维娅·林特纳（Sylvia Lindtner）、卢苇菁、吕妙芬、孟悦、普罗吉特·穆赫（Projit Mukherji）、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钱颖、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卢卡斯·里佩尔（Lukas Rieppel）、许腾睿（Tristan Revells）、阮思德（Bruce Rusk）、石熬睿（Ori Sela）、萧建业（Victor Seow）、卡维塔·西瓦拉马克里希南（Kavita Sivaramakrishnan）、沈德容（Grace Shen）、约翰·特雷施（John Tresch）、石静远（Jing Tsu）、约瑟夫·乌里奇尼（Joseph Ulichny）、魏简（Sebastian Veg）、傅朗（Nicolai Volland）、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吴逸仙、格兰特·威索夫（Grant Wythoff）、曾小萍（Matti Zelin）、张颖和张仲民。

毫无疑问，这个名单里还应该包括更多人。我在一些工作坊、研讨会和演讲中报告过本课题的部分内容，讨论者和参与者们都应该囊括进来。我去做过相关交流的美国大学有：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化学遗产基金会（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康纳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国外的有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台湾大学、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y）、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我还在一些组织举办的研讨会上参与了分组讨论，这些组织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会亚洲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 Asia）、“亚洲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参加这些研讨会促使我精益求精，打开思路，同时更负责地运用史料、组织论证。

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很多研究生，他们在课上阅读并点评了本课题的草稿。他们的观点和意见总是礼貌又温和，但对这份成果的影响远超想象。更幸运的是，我还有不辞辛劳又卓有天赋的研究助理。这方面特别要感谢崔高子彦（音）、何映天和胡艺泽。最近加入的黄彦杰帮我妥善处理了一些细节，我也很感激他。

我还通过种种渠道得到了诸多支持，获益匪浅。我主持的研究项目曾获得以下资助：“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查尔斯·赖斯坎普奖助金”（Charles A. Ryskamp Research Fellowship）一项，中国台湾地区外事部门的“台湾奖助金”（Taiwan Fellowship）两项，以及国内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基金和公休假期。“蒋经国研究奖助金”（Chiang Ching-kuo Research Fellowship）、“国家人文基金会奖助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Fellowship），还有“历史研究院进修学者”（Advanced Studies,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Membership）（“斯塔尔东亚研究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 East Asian Studies］资助）的身份给予我宝贵的时间。有了这些慷慨的支持，我才得以从教学和行政事务中抽身出来完成本书的写作。

克莉丝蒂娜·邓巴（Christine Dunbar）、克里斯琴·温廷（Christian Winting）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的其他工作人员对我耐心有加，他们熟练地完成了整个出版流程。范发迪、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以及出版界的另一位评论家，提出了尖锐而切中肯綮的批评，并就如何精炼书稿、加强比较和推进概念前沿给出了很好的建议。一如既往，所有的错误和不足由我承担。

第二章里的材料最初在《奥西里斯》（ Osiris ）杂志第30卷第1期（2015秋）特刊《科学里的男性气质／男性气质科学》（“Masculinities in Science/Sciences of Masculinity”）第134—157页发表的《给男人的配方：化妆品制造与20世纪10年代中国的生产政治》（“Recipes for Men: Manufacturing Make-up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in 1910s China”）里探讨过。第一章和第五章中的一部分，摘自《蝴蝶标志：陈蝶仙及其品牌与中华民国的创业精神》（“The Butterfly Mark: Chen Diexian, His Brand,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ism in Republican China”），收录于雷勤风、傅朗（Nicolai Volland）主编的《文化生意：中国和东南亚的文人创业者（1900—1965）》（ 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 —— 65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5）。第四章有一节里，部分初稿早先在《奥西里斯》（ Osiris ）杂志第33卷第1期（2018）第271—293页（© 2018 b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发表的《中国仿制者的生产活动：20世纪早期的全球科学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商标与配方》（“The Making of a Chinese Copycat: Trademarks and Recip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Global Science and Capitalism”）中探讨过。最后，第六章里有两节见于《校正科学：20世纪30年代一名工业家的编辑、实验手册》（“Proofreading Science: Editing and Experimentation in Manuals by a 1930s’ Industrialist”），载《中华民国的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publican China），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石静远主编（Leiden: Brill 2014）。

我的女儿林韵之令我和丈夫的生活多姿多彩。她出生于2007年，恰逢我出版第一本书。她的到来让我的家庭臻于完美，还带来了难以言表的欢乐和满足。虽然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并不容易，但我无怨无悔，而且所获尤多，因为我做到了——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漂亮的女儿林韵之，还有我的人生伴侣古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