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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是高度理性的，他们自私，总是愿意消费更多，而且有长远的视野，经济学模型通常都是以很多这样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为基础的。当然，许多模型在一些方面更符合实际，但即使在这些更复杂的模型中，其他不符合实际的假设也会在某处悄悄潜入。模型的简化和抽象化，必然要求许多因素是“反事实”的，即违背现实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实性的缺失呢？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3年提供了一个答案，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弗里德曼不仅主张理论研究必然需要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他还论称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完全无关紧要，理论能否做出正确的预测才是重要的。理论所使用的假设，只要是假设，就无须和现实有任何相似性。尽管这只是对弗里德曼文章的复杂观点的大致概括，但的确是大多数读者所理解的精髓。因此这是一个极好的具有解放意义的观点，让经济学家能够以与现实经验大相径庭的假设为基础，建构各种各样的模型。
然而，假设的现实性不可能完全无关紧要。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弗莱德勒（Paul Pfleiderer）解释的，在判断一个模型是否有用时，我们始终要坚持必须先对其关键假设进行“现实过滤”。
（这里我又用了“关键”这个词，稍后将详细阐述。）原因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一个模型在预测方面的精确性。正如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也许会说的，预测总是与未来有关。我们几乎可以设计无数种不同的模型，在事情发生后解释现实。但其中大多数是无用的，因为当未来条件变化时，它们将无法得出正确的预测。
假设我有某个地方过去五年的交通事故数据。我注意到在下午5—7点的下班时间事故较多。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段时间有更多的人在路上。但如果一位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是约翰的问题。约翰的大脑放射出看不见的电波，影响每个人的驾驶。一旦他离开办公室驶入街道，他的脑电波会造成交通混乱，引起更多的事故。这个说法也许很蠢，但确实对下班时间交通事故增多做出了某种“解释”。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知道约翰模型不是有用模型。如果约翰改变工作日程或退休，该模型将没有任何预测价值。即使约翰不出现在街上，事故次数也不会降低。这个解释是失败的，因为它的关键假设——约翰放射影响交通的脑电波——是错误的。要使一个模型有用，即能够反映现实，其关键假设就必须能充分反映现实。
到底什么是关键假设呢？如果对一个假设做出使其更符合现实的修正，将导致模型得出显著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假设是关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假设都不是关键性的。我们看看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回答并不取决于这个模型的细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那篇探讨方法论的论文中，讨论了对香烟征税的问题。他写道，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提高香烟税率将导致香烟零售价格的上升，至于香烟企业数目的多寡，不同香烟品牌是否构成完全可替代关系，都不会造成影响。与此类似，对完全理性要求进行任何合理的放宽，都不会给这个结论带来多大改变。即使企业的计算不精确到小数点，我们也能合情合理地确认，它们将会注意到自身所承担税率的上升。对于模型的用途、模型需要回答的问题，如税收将如何影响香烟的价格等，这些具体假设并不是关键性的。所以，这些假设的现实性不足，并不是大问题。
假定我们关注另一个问题：对香烟行业实行价格控制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该行业的竞争程度就有了重大的意义，其程度部分取决于消费者有多大意愿用不同的品牌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价格控制会导致企业减少供给。因为价格下降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率，企业会以减少销量来应对。但如果是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模型，则适度的价格控制（即设置不是远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价格上限），实际上会促使该企业增加产量。要理解这个效果，最好是了解一些简单的代数学或几何学。直观地看，垄断企业通过限制销量、提高市场价格来增加利润。而价格控制剥夺了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质上会削弱其控制产量的动力，垄断企业的应对做法将会是增加销量。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香烟销量是获得更多利润的唯一方式。
当我们试图预测价格控制的影响时，我们对市场竞争程度的假设，就成为关键假设。这个具体假设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就是重要的，而且非常重要。模型的可应用性，取决于其关键假设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一个假设是否关键，部分取决于模型的用途。稍后，当我更细致地讨论在特定条件下应该选择适用哪个模型时，我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模型的关键假设明显违反事实，如约翰的脑电波的例子，那么，质疑这个模型的有效性就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说，建模者的描述过于简单化，有误导性。但是，对此合理的回应应该是，基于更合适的假设构建其他模型，而不是彻底放弃模型。对于坏模型，好模型是解药。
从根本上说，我们在做假设时不可能完全使其符合现实。卡特赖特所说：“批评经济学家使用不符合现实的假设，就像批评伽利略做滚球实验使用的斜面不过是一种尽可能抛光的斜面一样。” [2] 然而，就像我们不会把伽利略的加速度原理应用到一块扔进蜜罐的大理石身上一样，假如模型的关键假设严重违背了现实，它就不能以“假设不必完全符合现实”作为借口。
[1]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 Nancy Cartwright, Hunting Causes and Using Them: Approaches in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