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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构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在三周后离开时，他们已设计了一套将维持三十多年的全球体系的宪章。这套体系是两位经济学家智慧的产物：英国经济学巨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1] 。
凯恩斯和怀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但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由两次大战期间的历史所塑造的思维模式。他们的目标是避免金本位制末期的动荡与大萧条。他们都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固定汇率制（但一定情况下可以调整）；国际贸易而非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两个新国际机构加强国际合作，这两个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
事实证明，凯恩斯和怀特设计的机制非常成功。无论对发达市场经济体，还是对后来逐渐独立的许多国家而言，它都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时代。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投机性资本流动的滋长破坏了这个体系，对此凯恩斯早有警告。但它一直是全球机制设计的典范。每当世界经济动荡时，改革者的动员口号都是“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52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建议纽约市地铁采取一套新的计价系统。他提议，在高峰时间和客流量多的路段提高交通费，在其他时间、其他路段降低交通费。这套“拥堵定价”系统不过是把经济学的供求定律应用于公共交通领域。差别定价将使时间需求更灵活的旅客有动力避开高峰时段。这将使客流量逐渐变得均衡化，既降低地铁系统的压力，又实现更大的总客流量。维克里后来还为公路和汽车交通建议了一套类似的收费体系。但是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无法实行。
后来新加坡首先把拥堵定价理论付诸实践。从1975年开始，进入市中心商业区的司机需要交费。1998年一套电子收费体系将其取代。新体系可以根据不同司机在道路网内的平均行驶速度，对其征收不同的费率。所有记录都显示，这套体系缓解了交通拥堵，提高了公共交通设施的利用率，降低了碳排放，而且为新加坡政府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其成功引来伦敦、米兰、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效仿，在实施中各有一些具体的改良。
1997年，在祖国墨西哥担任助理财政部长的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圣地亚哥·莱维（Santiago Levy），试图改变墨西哥政府的减贫思路。当时的减贫项目主要是以食品补贴的形式补助穷人。莱维认为这些项目效率低、效果差。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信条是，对于穷人的福利而言，直接的现金补贴要比特定消费品补助更有效。此外，莱维还觉得，他能利用现金补贴作为杠杆，提升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比如，通过向母亲提供现金，要求她们确保子女入学、得到医疗服务。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这样的项目能给予母亲激励机制，促使其投资于子女的未来。
Progresa（后相继改称为Oportunidades和Prospera）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第一个大型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项目。除了这套准备渐进推行的项目之外，莱维还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执行方案，可对该项目有效与否进行精准评估。该项目只是基于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使决策者思考减贫项目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积极效果的显现，该项目成为其他国家的范本。巴西和智利等十几个拉美国家最终都发起了类似项目。甚至纽约市也在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主持下，启动了一项试验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减贫项目。
以上是三种经济学思想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分别是世界经济、城市交通和减贫计划。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学家都通过把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应用于公共问题，重塑了世界的一部分。这些案例呈现了经济学的最佳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例子：运用博弈论设计通信频段的拍卖体系；帮助医疗界分配住院医师的市场设计模型；支持竞争与反垄断政策的产业组织模型；近年来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央行广泛接受了通胀目标制。 [2] 当经济学家得出正确的理论时，世界也变得更美好。
但是，正如本书的很多例子将要表明的，经济学家也经常失败。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试图解释，为什么经济学有时做得对，有时做得不对。“模型”——经济学家用于理解世界的通常是数学化的抽象分析框架，是本书论述的核心。模型既是经济学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模型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虽然不是量子物理或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但依然是一门科学。
经济学包含各种模型，而不是单一的特定模型。经济学通过扩大模型的数量、提高模型与现实世界的拟合程度而不断进步。因为人类社会的灵活性，经济学模型必须是多样化的。不同的社会条件需要不同的模型。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发现普适的通用模型。
但是，部分由于经济学家把自然科学当作榜样，他们有误用模型的倾向。他们常常会把某个模型误解为在任何条件下皆适用的唯一模型。经济学家必须克服这种倾向。他们必须根据条件变化、根据关注对象的变化而谨慎选择模型。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更自如地在不同模型之间转换。
本书既赞赏也批评经济学。我为经济学的核心辩护是：经济学模型在知识创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我批评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常犯的方式性错误，即他们对模型的误用。我提出的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我怀疑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我对经济学的批评，尤其是我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看法。
在与许多非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交流时，我常常困惑于外界对经济学的看法。很多抱怨司空见惯：经济学是简单化和与世隔绝的；它提出普适性断言，忽视了文化、历史及其他背景条件的作用；它将市场这个抽象概念视为现实；它充满了潜在的价值判断；它未能解释和预测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些批评中的每一项，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未能认识到经济学其实是多种模型的结合体，这些模型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不导向固定的结论。但是，当经济学家未能在自己的职业中展现这种多样性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要自负其责。
从一开始就要澄清的另一点是，人们已经开始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一词。一种定义基于具体研究领域。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如何运行的社会科学。第二种定义是基于方法：经济学是一种运用特定工具研究社会科学的方式。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学的特征是形式化的建模与统计分析，而不是与经济有关的具体的假说或理论。因此，经济学方法可应用于经济之外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决策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
我主要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一词。我对模型的好处及其错误应用的所有论述，都同样适用于以模型方式开展的政治学、社会学或法学研究。目前公共讨论中的一个趋势是，只把这些方法与所谓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联系起来。由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普及的这种思维，已被用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从相扑选手的比赛，到公立学校教师的欺诈行为，都运用谨慎的经验分析和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推理。 [3]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让经济学琐碎化，只关注经济学方法的世俗、日常应用，而回避了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市场何时有效、何时失灵，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如何协调，等等。
在本书中，我只集中于这些更为重大的问题，说明经济学模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期待经济学提供普适性解释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太丰富，不能用固定化的框架来解释。但每个经济学模型都像一份小地图，显示部分山川河谷。放在一起，经济学家的模型就是我们认识无穷无尽的社会经验山川河谷的最佳指南。
[1] 怀特是否为苏联间谍，一直争议不断。对怀特非常不利的著作是Benn Steil的 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John Maynard Keynes,Harry Dexter White,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反面的观点则可参见James M.Boughton，“Dirtying White：Why Does Benn Steil’s History of Bretton Woods Distort the Ideas of Harry Dexter White？”， The Nation ，June 24，2013。无论这件事的实情如何，很明显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
[2] R. Preston McAfee and John McMillan, “Analyzing the Airwaves Auc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no.1（Winter 1996）: 159-75；Alvin E. Roth and Elliott Peranson, “The Redesign of the Matching Market for American Physicians:Some Engineering Aspects of Economic Desig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no.4（1999）:748-80；Louis Kaplow and Carl Shapiro, Antitrust , NBER Working Paper 12867（Cambridge, 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7）；Ben Bernanke et al., Inflation Targeting: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Steven D. Levitt and Stephen J. Dubner,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New York:William Morrow,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