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与致谢

本书源起于我和罗伯托·达曼加贝拉·温赫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在哈佛大学共同执教了数年的政治经济学课。罗伯托以他无可比拟的方式，推动我奋力思考经济学的优势与弱点并详述我在经济学方法中找到的有用之处。罗伯托认为，经济学科已经变得贫瘠陈腐，因为它已放弃了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式的宏大社会理论叙事。我则回应说，经济学的优势恰恰在于小范围内的理论化，也就是说结合具体条件进行思考，既能澄清因果关系，也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现实。我主张，与研究资本主义体系如何运行，或者是什么决定了全世界贫富分布的普适性理论相比，一门奉行谦逊原则的中庸学科，可能会更为有用。我没觉得说服了他，但我希望他将发现，他的论点的确对我有一些影响。

把这些想法以一本书的形式表达出来，要到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时才决定。我在2013年夏进入该院，度过了愉快的两年。我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是在跨学科环境中度过的，而且我自认为即使不能说精通但也广泛涉猎了社会科学界的不同传统。但是，在该院的经历还是很开拓思维的。我的新家，该院的社会科学部，以人文主义和诠释性思路为基础，与经济学的经验实证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与该部的许多来访者（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史学、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交流时，我感受到大家潜意识中对经济学家的强烈怀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要么只是在表述显而易见的道理；要么是极为自不量力，试图用简单的框架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我有时觉得，我们身边那几个经济学家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偏科书呆子——擅长数学和统计学，其他方面没什么大用。

讽刺的是，此前我也见到过这种态度，只不过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和一群经济学家待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绵软无力，缺乏条理，废话连篇，经验性（empirical）不够，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错误地沉溺在经验分析的陷阱里。经济学家知道如何思考，如何得出结论，其他领域的学者只是在转圈圈。所以，对于反过来怀疑经济学家的那种态度，我也本应有心理准备。

目睹高等研究院的学科纷争所产生的一个意外结果是，这让我更满意于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多年来我一直质疑经济学同行思维狭隘，把自己的模型太当回事，对社会进程关注不够。但这时我觉得，许多来自外界的批评没有抓住要害。对于经济学家究竟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存在着太多的错误信息。我也不禁认为，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如果能学习经济学的习惯，更注重分析性论证与证据，也许效果更好。

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当前的事态，经济学家不应归咎于他人，而应反思自身。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学家志得意满的情绪，以及常常以固定方式看待世界的教条思维。问题还在于，经济学家没能很好地向世人呈现经济学。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要说明，经济学包含着纷繁复杂而且还在不断演化的分析框架，这些框架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有着不同的解读，对公共政策具有多种多样的含意。但是，非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学界听到的声音，就像是一种诉诸市场、理性与自私行为的教条化万能药。经济学家擅长对社会生活做出具体化解释，明确阐述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市场（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效率、公平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但在人们看来，经济学家常常是在宣称不受具体条件约束、处处适用的普适经济法则。

我觉得需要有一本书来弥合这个裂痕，既给经济学家看，也给非经济学家看。我向经济学家传递的信息是，他们需要更好地讲述自己研究的学科。我将提供另一种分析框架：一方面强调经济学界已有的有益工作，另一方面说明经济学研究者容易跌入的陷阱。我向非经济学家传递的信息是，用这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来看，许多对经济学的常见批评都是错误的。经济学有许多应受批评之处，但也有很多值得欣赏和效仿之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撰写本书的绝佳场所，这体现在许多方面。它有寂静的树林、美妙的餐饮和不可思议的资源，真是学者的天堂。研究院同事达妮埃尔·阿朗（Danielle Allen）、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琼·斯科特（Joan Scott）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都激励了我对经济学的思考，并以其严苛的高学术标准，为我提供了灵感。我的学术助理南希·科特曼（Nancy Cotterman）除了极有效率的行政支持之外，还对本书稿提出了有益的反馈。我要感谢研究院的领导层，尤其是院长罗贝特·戴克赫拉夫（Robbert Dijkgraaf），他把我接纳为这个非凡的学术共同体的一员。

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的指导和建议确保本书稿最终交给了正确的出版社——W.W.诺顿。诺顿出版社的布伦丹·柯里（Brendan Curry）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斯蒂芬妮·希伯特（Stephanie Hiebert）一丝不苟地对书稿做了文字编辑。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提升了本书的品质。我要特别感谢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他身上集中了我在本书中讨论的经济学家的美德，他对本书做了详细的点评和建议。我的朋友和写作伙伴沙伦·穆坎德（Sharun Mukand）、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慷慨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并以他们的想法和贡献帮助塑造了本书的全貌。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感谢，也是我最大的歉疚，和往常一样，要给予我的妻子皮纳尔·多安（Pinar Dogan），她一直爱我、支持我，同时还帮助我厘清了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