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说游民群体形成于宋代，是基于历史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由宋代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历来唐宋并称，实际上宋代与唐代是有很大区别的，特别是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上，两者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唐与南北朝相比，士族门阀制度是日渐衰微的，甚至最高统治者有意挫抑豪门大族。科举制度的实行及其在社会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庶族地主不断取代士族门阀地主，成为社会统治集团中的主流。可是，庶族地主布衣寒门经过数代皆有为官者，也就成了新的豪门士族。这种新的士族重视诗文创作，与旧士族注重经学传统，还是有区别的，但两者都是豪门大族却是无疑义的。
唐末和五代的数十年战乱，给这两类贵族以致命的打击，贵族赖以生存的庄园被彻底打垮。黄巢攻破长安时，“杀唐宗室无遗类”，
官僚权贵，多死于此难，以致韦庄在《秦妇吟》中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
五代期间，持续数十年的战争进一步扫荡了衣冠贵族，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〇三卷中说：“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到了宋代，自两晋以来著名的士族门阀零落殆尽。河南有位最著名的世家后人叫刘烨，仁宗时官龙图阁直学士，传自北齐以来“仕者相继”，其“世牒具存”。可是当刘太后单独召见他，想看看他的家谱，并说“恐与吾同宗”时，刘烨装病不出，始终没把“世牒”拿出来——恐怕这个世族也是假冒的。宋代的王明清说：
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本朝绝无闻人。
（《挥麈录·前录》）
在五代兴起的恰恰是为贵族文人所不齿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五代十国中许多帝王将相都来自底层）。可见从唐到五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社会是文化的载体，社会变了，文化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战争把许多原属于各个阶层的人赶出了他们原有的家园，加入流浪者的大军，有不少人就成为没有固定居止、没有稳定谋生手段的游民。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在《绪论》中所说的“暴民乱治”，是老百姓“想作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五代时，“暴民”的主体就是胡作非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制造灾难和罪恶的士兵和将领。这个时期社会的运转已经毫无规范可言，“暴民”可以凭着他们的好恶和暴力去进行统治，推行他们想推行的东西，毫不考虑老百姓的需求。百姓们生逢此时最是不幸，因为他们无所适从。五代时的士兵主体已经不是在府兵制度下只把从军当作义务的农民，而是丧失了自尊的游民。他们是割据强人的牙兵养子，这种军队带有私家军队的性质。每当打破一个城池，奸掳烧杀不仅为带兵者所允许，而且还受到鼓励。他们有了所能有的一切，却没有了生命的安全保障与人格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主帅可以放纵他们为非作歹，但对他们的人格却任意践踏。这主要表现在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而对他们的“黥面”上。据《五代史》记载，梁太祖朱温对待士卒的态度十分严酷：
（其）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反者，其余皆斩之，谓之跋队斩。自是，战无不胜。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
“黥面”本来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对士兵实行黥面，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罪犯。这样必然使士兵失去社会的普遍尊重，被人们视为作恶的团伙，因此，他们在战争中为非作歹自然也就没有了心理障碍。五代乃至宋代，军队的流氓化就与此有关。
不仅军队如此，就是这个时期的帝王将相，也多是兵痞游民出身。我们从《新五代史》中的记载来看一看当时掌握大权的人物的出身与为人：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幼时“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为人“凶悍”。
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其父李克用虽是西突厥人，但克用早已汉化。从其绰号“李鸦儿”“独眼龙”，
可以想见其为人。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甚至“不知其得姓之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外寇作父的“儿皇帝”，他所认的“父皇帝”比自己还年轻。
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也是兵痞出身，其皇后为李氏，后世俗文学中称其为“李三娘”。
刘知远“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之”。
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少时为孤儿，“依潞州人常氏”。18岁当兵，他“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威颇自如”。
这一段，像不像《水浒传》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和杨志卖刀杀牛二的故事？其义子（也是内侄）柴荣继其位，从其文治武功上的作为来看，应该说是个合格的皇帝。可是其父柴守礼居住在洛阳，是一个敢于“杀人于市”，无恶不作，而且极不顾脸面的老流氓，并与一些在朝高官的老爹结成流氓团伙，胡作非为，号称“十阿父”，
成为古今罕见的老流氓团伙。
上面所述都是五代中被后人尊为皇帝的人的出身及品行状况，至于十国的开国之君，与五代的皇帝相比也相去无几。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也是鼠窃狗偷之辈或兵痞，其流氓行径也多载于史册。
吴的开国君主杨行密“为人长大有力”，强盗出身，被捕后遂为州兵。
杨行密的养子李昪也是“世本微贱，父荣，遇唐末之乱，不知其所终。昪少孤，流寓濠、泗间”。
前蜀国主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前辈史学家范文澜称之为“公认的流氓”。
吴越国主钱镠，出身游民，“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
东汉国主刘昱，“少无赖，嗜酒好博，尝黥为卒”。
…………
这只是略举一二，实际上这个时期活跃于政治和军事舞台的绝大部分人物，都是这种货色。确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吴世家》中所说：
呜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
这些流氓、痞子、无赖、土棍很少有文化教养，更没有长远的打算与追求。几百年形成的贵族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政治游戏规则，以及长期生活在这种规则与规范之中所养成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淀，经过这些主政人物的蹂躏，基本上扫荡殆尽。
我们欣赏唐代文化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会感受到一种令人仰望的贵族精神。无论是盛唐诗歌、文人狂草，还是金碧山水、龙门石雕，都带有一点不可企及性。到了宋代则趋向于世俗化和文人化，它们虽然与我们更切近了，但也失去了我们的崇仰。唐宋文化的巨大差别，就与五代十国期间长期的社会动乱密切相关，这不仅摧毁了唐代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造就了根本不懂文化为何物的一代统治者，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短，你来我去，还没有坐稳了龙庭，还没有来得及制礼作乐以文饰自己的粗陋，便匆匆地下了台。他们所干的仅仅是野蛮地践踏，使得唐代文化基本灭绝，甚至可以说是“靡有孑遗”。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形的文学艺术作品、书籍遭到焚毁，人们的文化素质急速下降。到了宋代，许多文化领域从头开始的，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