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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也属于“脱序”的人群，但游侠与游士不同。游士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被迫“脱序”的，他们不安定的生存状态往往是不得已的。游士多来源于一个阶层，其身份受到各国统治者的尊重，有特殊才能者还备受欢迎。实现大一统之后，这些条件就自然消失了。他们被纳入社会的正常秩序之中，成为“四民”之首，或者说是皇权专制制度下官吏的后备队。他们正式取得了做官为宦的身份之后，便被称之为“士大夫”。此后如果他在家乡居住而不做官，过所谓“优游林下”的生活，那么，他就是在野的“缙绅”了。他们不仅不再是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群体，而且成为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阶层。应该说游士只是中间阶段，再往前他们属于“士”和“大夫”两个阶层。他们是贵族，可合称为“大夫士”。
西周是货真价实的“封建社会”（所谓“封邦建国”），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大夫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军人）。他们不仅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20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学者林同济认为，由于上述两个特征，使他们形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人格。林同济描绘这种人格说：
以义为基本感觉而发挥为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的中心人生观，来贯彻他们世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他是一副“刚道的人格型”。
（《大夫士与士大夫》
）
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贵族精神呢？因为那是长久固定分工的社会，“大夫士”世代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养成了负责公共事务和为国作战的习惯，而长期如此，必然养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习惯性地爱管一些与他个人关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们翻阅一下《左传》《国语》，常常可以看到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物，直到《战国策》中还不乏这类人物。
先秦，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各种学派的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这种贵族精神的，包括被现代研究者称为“代表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利益”，却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习惯于管理公共事务精神的发扬和“忠、敬、勇、死”人生观的体现。就是为大儒们所不齿的游士，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拘拘小儒可以望其项背。如鲁仲连、唐雎、颜斶等人自尊自爱的态度，也是不乏贵族色彩的。
秦统一之后，民间不需有思想存在，除了服务官府的学派，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缔。然而“贵族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完全消灭的。民间秘密活动的游侠就是承继了这种精神，秦朝末年，他们也投入抗暴和复国的斗争。最引人瞩目的“田横五百士”，所体现的就是先秦的贵族精神，也就是后来游侠所推崇精神的先声。
游侠，在两汉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游侠之中，品类复杂，高尚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存亡死生；恶劣者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两汉时期游侠兴盛，并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来“侠”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品格或作风的形容词，说某人“好任侠”，某人有“侠气”，某人有“侠风”，等等，成为某些人的品格特征。
什么是“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局限在“武”字上。《中国武侠史》的作者陈山认为，先秦“剑”又称之为“铗”，“因此，‘侠’在形、义两个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
这是把侠解释为剑客。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春秋之后，失职之士，“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
这些说法都是受到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影响。实际上，论者并没有抓住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子说到这些人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并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
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韩非子认为这些“侠”的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要想成为“侠”，就要“弃官宠交”
（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私设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为后盾。而最早被称为“侠”的并不以“武”闻于世。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而彰显于社会的。我们所熟悉的“武”并未在司马迁的考虑之列，虽然先秦贵族都接受过“武”的训练。司马迁还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也就是说没听说过平民之侠。我们知道《史记》中有《刺客列传》，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迹。司马迁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后世也称这些刺客为侠，把他们视为武艺高强的侠客。但太史公不认为他们是“侠”，关键在于他们没有一批追随者。
再从文字学角度了解一下“侠”字。甲骨文、金文皆无“侠”字，侠者，夹也。《尚书·梓材》有句“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一切经音义》云：“夹，辅也。”在金文中，“夹”的字形很像中间有一个大人，两侧皆有一个小人夹辅。这只是字的本义，用这个概念去定义一个群体，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人们最初称什么样的人为“夹”——侠呢？也就是说什么是侠呢？要理解这一点，先要对产生侠的社会环境有个确切的认识。
前面说过，宗法国家的中国是一个垂直型的组织社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有着清晰的等级建构的，就是我们所引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西周时期等级十分森严，不可逾越，每个人都被控制在这种严密的垂直的统治建构之中。这样的社会是缺少流动和交往的。班固对这样的社会有十分准确的描述：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
在这个等级社会中，人们各守所职，各安其分，在下位者连改变自己地位的愿望都没有，更不用说行动了。班固幻想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做国家这部机器无生命的零件，然而，作为有七情六欲的人，必然不能满足于充当垂直锁链中的一个链环。他也有交往的要求，而交往本身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横向联系。它不仅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即理解与沟通的需求，而且也是人们向自然和社会索取与斗争时的一种结合形式。因此，当垂直式的社会控制稍一松动时，人们的横向联系马上加强，这是毫无疑义的。游侠之风正是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本人就特别喜欢交游，《论语》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带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他的弟子成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可以把孔子及其弟子看作游侠之滥觞。到了社会发生巨变的战国时代，原有的社会等级解体，这时才产生了像“四公子”那样因为肯于礼贤下士，急公好义，从而有众多追随者的大侠，被司马迁冠于《游侠列传》之首。然而，这种横向的交往和一些人能受到许多士人的追随，也在扭曲着垂直统治的社会，更不利于法家所设计的只有君主一人才能享受绝对权力，其他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分取一杯羹的极权社会。游侠的活跃意味着原有垂直统治的固化社会的分崩离析，自然会受到皇权专制的嫉视，法家对游侠的讨伐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班固感慨地说：“于是背公私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这里所谓“公”就是君主的“私”，那么“私党”也就是君主之下各自为政的“侠”了。这些“私党”纷纷“背公”，搞自己的一套，带坏了社会风气，谁也不肯“守职奉上”，老老实实听统治者的话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天下无道”呢？我想在重视个人存在价值的21世纪，就不用多说了吧。
另外，我们在讨论游侠时只关注了“侠”，忽略了“游”。“游”在这里作何解释？从来很少有人追问，仿佛它不成问题，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游”就是游动、游走。这种固定观念源于后世对“侠”的理解，后世人们认为“侠”都是四处行义、打抱不平的，他们自然应该是个“游走者”。我认为，这里用来解释《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载的延陵和“四公子”是不妥的。因为这些人的行侠（聚集门客）与交友，似乎与其游动、游走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汉代，“游侠”身上游走、奔走的色彩才浓了起来。我认为，太史公所说的“游侠”的“游”似乎应该理解为交游之“游”。这是古人都懂的，他们常说的某人与某人游就是交友之意。这些公子哪一位不是善于交游的呢！
我们对《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所选的游侠事迹一分析，便可知他们行为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善于交游、有人追随（这是善于交游的结果）。《史记》写的游侠有（只说有传记的）朱家、田仲、剧孟、郭解；《汉书》中有朱家、田仲、剧孟、郭解、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史书中很少写到这些人物“武”的行为。特别是《汉书》中的楼护、陈遵、原涉，都是取得政治地位的高官，他们都生活在王莽当权时，其共同点是“好交游”，朋友很多。当时王姓的五位诸侯争名斗胜，互不相让，但他们都与楼护有着良好的关系。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乘，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陈遵以好客闻名于世，他请客饮酒不许逃席，不仅关闭大门，连客人车子车辖都要拔下来，扔在井中。说他们是“侠”，主要指他们都善于交友，并有着相当多的支持者。
我们从反对游侠的声音中也可以看出“侠”的特点在交游。东汉史学家荀悦反对游士、游侠。他在《前汉纪》中概括游侠时，说了三点：“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游侠之所以能够作威作福、树起威势的根本在于“结私交”。他还说：
（这些游侠）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这些游侠追赶时髦、时利，不顾及家族的利益，不尊敬父兄和骨肉之情，整天与朋友宾客待在一起。他们不注重修养，追求世俗的名誉；他们与朋友宾客吃吃喝喝、搞物质拉拢，花去自己的家业。荀悦所反对的游侠也是以好交游为特征，他认为这种交游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排斥儒家所宣扬的保护宗族宗法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在经济上损害、破坏着宗法宗族制度的物质基础。
当然，韩非的“侠以武犯禁”并没有错，“侠”有了追随者，势力大了，对于既定的规范和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就会有不买账的情况出现。他们或者为了公益或者为了私利，不免与现存政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专制体制下，只能是暴力的。
后世所称的“侠”，虽然武侠占了主流地位，但是这种热心于公共事务、公益，长于联谊、善于交友的侠风仍然保留着。那种没有朋友、不顾及他人的人，不论有多么高超的武功，也为侠客所不齿，甚至不被人们称为“侠”。而那些并没有什么武艺，可是极喜交游、朋友遍天下的人，也会被称为“侠”。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喜欢交结朋友，有众多的士人相辅助。这就使我们对单纯地以“武”来解释“侠”提出了疑义。
在战国时，游侠与游士是很难分开的。在那时，“士”已经是个模糊概念，只要不务农，不经商，不以其他方式出卖劳动力，又有一定的特长，都可以被称作“士”。如果再具有了侠的品格，就可以被称作游侠。然而除了“四公子”等贵族之侠外，“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可能他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吧。
游侠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西汉初期和中期，当然，这与史书对这个时期的游侠活动有充分的记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先秦贵族精神没有消失殆尽，西汉初专制统治也较秦朝松动，游侠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说在秦代游侠是处于地下状态的话，汉代则上升到半地下状态，所以才引起舆论和史官的关注。
如果我们对《史记》《汉书》中关于汉代游侠的记载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游侠的确是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群。他们在士、农、工、商之外，不治产业，不属于民；又常常破坏法律，拯危救难，阻挠统治阶级意志的贯彻执行，这说明他们不依附于统治者。因此，总的来说，皇权专制统治阶级对游侠是采取取缔和打压政策的。
游侠不是来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只要向往游侠，并按照传统对游侠的规定去做，就有可能成为游侠。有贵族之侠，如战国“四公子”，是公认的侠；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也都“好游侠”，有侠风；东汉河内太守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陈留太守张邈以侠气闻名天下，振穷救急，倾家无爱，由此，士多归之；另外，“布衣之侠”也不在少数，东汉末的许多出身下层的名人，喜欢交游，与侠客往来，如刘备（家庭贫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甘宁（出身小吏）、姜维（出身小吏）等等；至于一些家中富有的少年，倾心游侠、竭力模仿的更是数不胜数。
游侠存在的条件是中央集权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政策还不太严厉的时候。因为游侠与游士、游民不同，他们的处境和生活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导致的，而是一些人自觉选取的。这些人不去做游侠，也不是生活不下去，甚至可能生活得更好。他们去做游侠，为的是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当然不像堂吉诃德那样荒唐），是一些受了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的人。他们被理想化的游侠生活迷住了。
这往往与人性中的尚武习性和对超凡力量的崇拜有关。
古代游侠的流风余韵尚未泯灭，因此有些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有一定叛逆精神的人，便学做游侠。他们对平庸的生活不满，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华夏民族又是少有强烈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家教养又是循规蹈矩的，那些追求不平凡的人的眼光便集中到侠上。如果这些青年采取的生活方式与古代的游侠品格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的话，人们便称他们为“侠”或说他们“有侠风”；如果他们再喜欢遨游天下，便是游侠了。
一旦厌倦了这种生活，还可以改弦更张。只要你没有加入有约束力的秘密地下组织，
就不必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还需要“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会来。
（1）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那么，什么是游侠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这些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作者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包括了：
①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处于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
②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
③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
④不逞强，不自我炫耀，做默默无闻的奉献，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公认的游侠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的核心是为他的和反主流的。为了他人，其实就是古代贵族因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爱管与自己不相干事情的习惯的延伸。为此他们不怕与占主流地位的势力或制度对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皇权专制严酷统治的黑暗王国里，游侠是人们企盼的一线光明。游侠的为他和反主流又非逞一时之快，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尽管游侠为别人做了很多，但从不期盼回报，他们不逞强、不炫耀，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
《史记》所描写的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等人的行为都充分体现出这四条。由于具备这种高尚的人格，也就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朋友遍天下，极具号召力。游侠敢于去铲民间的不平，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代他们行权，长久如此则“国将不国”。游侠敢于对抗现行体制，更是皇权专制统治者嫉恶游侠的根本原因。汉代最有侠之品格的郭解最后被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憎恨之深。然而“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朝廷与民间的评价是这样地不同。
自从司马迁热情讴歌了游侠之后，后世诗文作家有所启发，这些“为他”“反主流”的精神也激励着具有浪漫激情的诗人，然而现实生活中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少了，他们便把目光投向历史，一些被司马迁写过的刺客，由于他们的反暴政意义，被后人看作了游侠，其中最典型的是荆轲。陶渊明的《咏荆轲》说得最明确，左思的《咏史》写得最好：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自汉灭秦，特别是贾谊的《过秦论》问世后，秦便是暴政的象征，抗秦便是救民众于水火。荆轲在司马迁眼中只是个刺客，在后世人们的想象中，其意义有所提升。在左思眼中，荆轲不仅敢于除强抗暴，而且他还是个蔑视权贵、以布衣自重的平民游侠。唐代李白的《侠客行》也属于这类作品。这首诗把《游侠列传》中所列游侠种种的美好品格统统用富于激情的诗句张扬开来：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他们杀人报仇，解危救难，事成不求报，深藏不令人知；为人重然诺，为报答知己，不惜牺牲生命；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一往无前，给当代与后世留下光辉的榜样。他们是谁？不是朱亥，也不是侯嬴，更非信陵君，他们是李白想象中的平民侠客，是司马迁想写，但“靡得而闻已”的布衣之侠。作为诗人的李白通过艺术的想象，把他们创造出来了。
这些人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简直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良心”。像这样的用诗的眼光和感情去看待和讴歌游侠的作品，在唐代诗歌中还有一些，如李白的《结客少年场行》、李嶷的《少年行》等，它们对后世颇有感染力，然而很难与现实中的游侠对号。
（2）另一种“为他”的游侠
游侠是黑暗如磐的专制社会的亮点，因此，能激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豪情，起而效之。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对游侠知之较多，但他们绝大多数是上层人士，缺少反抗主流的动力，于是，他们为游侠生活开拓了另一个领域——武装报国。相对司马迁啧啧歌颂的游侠来说，这可以说是另类游侠，如东汉末年曹植的《白马篇》有名句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向往——建立功业的理想，还宣泄了郁积于胸中的慷慨不平之气。这种作品的题材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题材，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在国家危难、外族入侵与平时保卫边疆的战斗生涯里，对于读者有鼓舞作用。这首诗也确是好诗，但诗人所写的已经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不轨于正义”“赴士之厄困”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游侠了，他写的是报国之士（实际上报的是曹植父兄所建立的王朝），但却顶着“游侠”之名，我们只好说他是另类“游侠”，因为这种游侠还有某种程度的“为他”性质。以后这类作品成为一个套路，用“游侠”这个激动人心的名称表彰那些以身许国、建立功勋的少年志士。如鲍照的《拟古诗》（幽并重骑射）、王维的《夷门歌》（七雄雄雌犹未分）、《陇头吟》（长安少年游侠客）、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元稹的《侠客行》（侠客不怕死）、陆游的《剑客行》（世无知剑人）等。这类作品把本来令统治者十分头痛的游侠，变成了统治者能够接受，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人物了，把反主流社会的社会现象纳入主流社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状况的改变，这类作品另有社会意义。
初唐时候的陈子昂和边塞诗人以及李白等许多盛唐诗人都是带一些“侠气”的。他们用诗人的眼光把这些武装报国的游侠理想化，并摄取他们奋斗生活中的美好一面，满怀着激情把它展示给读者。如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人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发未封侯。
把一个在家乡杀人作案的少年描绘成忧国忧民的志士，仿佛有了“报国”就可以掩盖一切了。
不论哪类游侠诗，唐人写到游侠时都充满了一股青春气息，历来人们认为只有少年才会选择游侠生活，唐代恰是许多文人向往在战争中建立功业的时代。李白在《行行游且猎篇》中讴歌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唐初郭震名作《宝剑篇》，写到宝剑的去向“非直交接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连孟浩然这样襟怀冲淡的隐逸诗人都写道：“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青春、宝剑、酒、走马、报仇、杀人是以游侠为题材的唐诗中屡屡出现的意象。唐人写游侠生活或游侠的生活态度，也往往用乐府旧题中的“结客少年场行”“邯郸少年行”“少年行”，等等。游侠虽然说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但愿意做出这种选择的大多是青年人，因为只有青年才更多地葆有人们本有的良知。
人们在困厄中所企望的游侠，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描写的像郭解一样的游侠。太史公在《游侠列传·序》中所写的游侠的品格，也是人们所期望的，但这是一种非常成熟且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具备的思想品格。它不仅要依仗人性中所固有的善良本性，还需要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以及长期磨炼和修养。基于年轻人的热情或一时心血来潮的人，做不了侠；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磨炼的人，也很难成为坚忍不拔的侠；没有果毅坚韧的性格，没有百折不回、坚持到底、永无悔恨的精神，也不能做侠；没有谦退冲和的胸怀，也难成为完美的侠。
上面说过，世间最想做侠的大约以年轻人为多，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最敏感、多同情心，向往不平凡、带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他们易于为社会不公而鸣不平，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热血沸腾。因此想做游侠、想充当社会良心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以年轻人为最多。可是年轻人很少有历练，是最不成熟的一群。那种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的侠风，绝非一些轻薄少年所能望其项背和模仿一二的。历代学游侠的多是少年、青年，但他们只能学到古代游侠的皮毛，如服装打扮、行为做派等。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
另一首《拟古》（其三）：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戴佩双鞬，象弧锸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
王僧孺的《古意》：
青丝控燕马，紫艾饰吴刀。朝风吹锦带，落日映珠袍。
这些以游侠自居的富家子弟，无非是着装华丽、威武以自炫，表示他们是不同于庸众的一群。他们有的甚至用敢于血仇以表现自己的果敢，用勇于屠戮无辜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其他如乘肥挟弹、呼鹰逐猎，也是这类“伪游侠”的典型行为。这些人处处表现出与众不同，仿佛是脱离了宗法秩序的一群，然而，他们与原本意义上的游侠却是大异其趣的。对于弱势人们的“存亡死生”，他们不仅没有救助能力，甚至根本也不会产生这种意识。他们的“游侠”不过是走马长林、逐兔丰草而已，有的甚至只是走狗斗鸡、樗蒲赌博罢了，总之，不读书，再追逐一种不同于室内娱乐的娱乐就有了三分侠气（如同会饮酒、读《离骚》就是名士一样）。这些假游侠不仅没有一点儿牺牲精神，有的甚至没有丝毫生死相搏的勇气，其反叛性、危险性都不存在了，此类游侠对于主流社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具有娱乐价值了。这种纯粹供人娱乐的游侠（像现今的武侠小说），谁都能接受它，连太太小姐所居住的内室（也就是贵族少年的温柔乡里）也可以用他们来装饰了。庾信在《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中，就有一首诗歌咏屏风上画的“游侠”少年。诗中写道：
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鄣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这座屏风连环画中的“游侠”与《史记》中所写的郭解等人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吧！他们也是呼朋引类，也是走马闹市，但他们是去“惊花”“醉酒”的，所以才会害怕归鞍日晚，要与人争路呢！
有的诗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假游侠的可笑，还一本正经地描写他们。如王维的《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长安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当然这只是少年游侠的一个剪影，一首小诗也不可能写到主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从这首诗的情调的欢快、少年游侠格调的轻佻（能喝酒就是了不得的豪气了），都可以断定这位少年不过是借游侠生活玩玩的假游侠。真正的游侠的生活是十分沉重的。与王维相反，杜甫就对这类少年人有较深的认识。他在一首《少年行》中这样写道：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古游侠有先秦士风，为人都是“廉洁退让”、十分低调的，哪像这位少年如此张扬无礼。胡夏客说：“此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噱耳。”这种假游侠在杜甫笔下是很可笑的。
唐代诗人韦应物少年时正逢盛唐，作为贵族，他成为玄宗皇帝的“三卫近侍”，这个编制是贵族无赖少年的渊薮。年轻的韦应物也与这些无赖少年一起“游侠”，一起寻欢作乐——赌钱、追女人、违法乱纪，而且以其特殊身份（所谓“职位不高地位高”也）傲视官府，不受惩罚。晚年，他在《逢杨开府》一诗中对这段生活做了一些反思。其中写道：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如果韦应物把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写得非常浪漫（一掷千金的豪赌，与邻女偷情），十分风光，如风雪夜中作为“武皇帝”侍卫的光荣，长杨围猎时的豪气，也是能体现“盛唐精神”的；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写，而是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恶少，暴露了自己作奸犯科、无法无天、成为乡里一霸的生活，并且写到自己的愚拙，做了真诚的忏悔。传统不习惯忏悔，所以弄得一些评论家认为本诗所写“不类苏州（韦应物）平生”。实际上这正体现了韦应物作品的价值。韦以自身生活为例，揭示了“假游侠”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还有可恶的一面。
“游侠”的末流虽然无害且有娱乐价值，但也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为所有正派人所不满。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给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的信中，曾就如何做人教育他们说：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
（马援《古文观止·诫兄子严敦书》）
对于杜季良这种真正的游侠，马援像对待醇儒一样爱重却不愿儿辈学习。其原因是，学龙伯高这种谨慎敦厚的人不成，尚能做个老实人，不会出格越轨；如果学游侠不到位，就成为一个无所不为但又绝不干正经事的轻薄子了，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游侠的看法。
古代游侠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所能鼓动的人数远远超出了他们自身和与之相交的人数。他们还与游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这种联系尤为密切。随着世族大姓被五代的兵火扫荡殆尽，贵族游侠已成绝响，平民游侠兴起，
有些侠客与游民地位相去无几，他们只是比一般游民有更高的武功、更丰富的阅历以及更强的指挥能力。他们是游民仰慕崇拜的对象，游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敢于反抗、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游民在进行大规模的反社会活动的时候，尤其把侠客看作是自己闯荡江湖的榜样。因此研究游民文化，不能不考虑到游民对游侠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游民知识分子在其所参与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对于侠是热情歌颂的，为侠在民间社会里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就是游民接触和了解游侠的途径。
后世的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古代游侠的影响，他们对于侠客游侠生活的夸张渲染和描绘，使得广大老百姓更把他们看作“社会良心”，特别是那些喁喁望救之士。实际上，这是人造的幻影，对受着沉重压迫的老百姓起着麻痹的作用。因为游侠有可能被统治者利用的一面，侠客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与权贵相往来，作为政治投资。鲁迅曾说：
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汉代的班固虽然对游侠有偏见，
但是他在《汉书·游侠传》中所说的许多游侠是“藉王公之势”“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确实也是事实。不仅在汉代如此，后世许多有广泛影响的游侠也都与权贵相勾结，甚至为权贵效劳。这还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不借强势以欺压百姓的游侠。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超越精神，纯粹靠游侠之名以获取个人利益的游民，则可以为任何人所用，“有奶便是娘”就是他们的信条。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名为游侠，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鹰犬的人物。如唐高祖时，太子李建成在战功和属下将领都远逊于其弟李世民的时候，为了保住其位置并顺利接班，便大量招收游侠。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壮大，一些藩镇驯养游侠刺客，谋害朝中力主削平藩镇的大臣。游侠在对抗朝廷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游侠也往往充当杀手，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这在两千年皇权专制社会历史中并不少见，直至清代，还有传说讲雍正皇帝豢养有“血滴子”集团，搞暗杀活动。
因此，尽管游侠在破坏着皇权专制社会的正常秩序，但皇权专制统治者在非常时刻还是离不开他们。对于游侠，他们是既需要又排斥的。
游侠的末流堕落为流氓、盗匪，成为社会的祸害，还顶着“侠客”的美名，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许多本来就是流氓的人物也以“游侠”自居，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另外，游侠有很大的能量，他们多数有武功，有胆量，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还有与社会抗衡的经验。这样，在游民骚乱、市民抗暴或农民起义之中，他们往往会成为中坚力量，成为领导层面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