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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是研究文学、文化学、民俗学使用十分频繁的一个词。但历来对“民间”的理解过于宽泛，定义也不够准确。凡是非官方、非文人士大夫的，都被视为“民间”。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民占全体人口的90%以上，如果要分析“民间思想意识”，首先应分析农民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由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决定的。过去一些理论家谈及农民，只强调了他们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一面，以及他们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特点，于是在分析其思想意识时，如果注重后面的一点便赞扬其革命性，若是看重前一点则强调其保守性。如果两者兼顾，就会说农民是革命性与保守性共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叫“辩证地”看问题。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世纪里所有的农民大都如此，为什么中国农民与欧洲农民不同，中国农民的特点在哪里？这一点，研究者们没有给予明确而完满的解答。
通过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认为，影响中国农民思想意识最深的，也就是说能决定他们思想特质的，是家族和专制政权对农民的双重控制，以及宗法共同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双重联系。农民对这种控制的基本认同与对这种联系的无法根本摆脱，正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
中所说：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的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
这决定了农民思想不能摆脱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
这是很悲哀的，但它是事实。
农民与地主同处于宗法（或称家族）共同体之中，地主豪强通过多种手段力图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这些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到。这种控制除了强制，更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是温情脉脉的一面，看不到这一点则是片面的。宗法族长既是领袖，又是家长，他对家族管理是对宗法共同体的维护，有对族众的盘剥，更有对宗族成员的爱护。当地主豪强对家族的控制没有影响到朝廷根本利益之时，历代统治者也用法律和道德舆论支持这种控制。因此，农民对于本族地主豪强的依附性也在日益加深。他们的是非观念往往来自乡居的退休的官僚地主，乡绅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本姓本族，扩展到整个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写到五河县人的势利眼：
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稀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
这一段所写的显然不单纯是某个文人墨客，而是一个地区的民风，当然也包括了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时期的人身依附，使他们失去了自我意识，丧失了判断能力，对宗族和土地的依赖是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秦晖在他的关于农民学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讲到，在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状态下，即使取消‘强制’，造成的也不会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散漫”本身是人身依附反面的表现，因为人身依附的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秦晖又说，封建社会的人身与人格依附关系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封建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第二层次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是宗法共同体的依附者”。农民意识与农民的群体性格，首先是建立在这一宗法社会特征之上的，在这一点上有产有业的地主阶级与农民没有多大区别。如果他们没有摆脱共同体的控制，经济力量的强弱不可能对他们的群体性格起决定性作用。
农民有革命性的一面，首先我们对“革命”一词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过去，我们理解的革命总与造反、流血联系起来；实际上，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是否革命的试金石。我们这里说的农民的“革命性”，不是指他们所表现出的通过暴力形式改变财产所属权的激烈要求，虽然这种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改变其所处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他们改变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属权，也不过是姓张的不当地主改为姓李的当而已。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他们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要求，那些为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等，都没有超出皇权社会和宗法制度的范畴。而且，这些思想观念最初也是儒家的创始人，如孔子、孟子等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往往是造反者接受了一些依附于他们，或企图在农民造反的队伍中为自己寻求出路的文人士大夫的指导，为争取更多群众的响应，才高举起要求改变分配结果这面旗帜的。另外，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说的，摆脱或失去了宗法共同体控制与约束的、个性发展不成熟的农民，在社会大动乱中有着盲目烧杀破坏的倾向，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经济文化积累可能毁于一旦，造成社会的大倒退。虽然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被迫揭竿而起的造反者来负，但是不加分析地一律赞美，说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更多还是表现在日常的生产发展、经济进步与财富积累之中，以及由于这些渐变所导致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缓慢的变革比那种足以扫荡一切财富积累的暴力变革更重要。可是因为它是逐渐的、不易被察觉的，所以也被人们所忽视。
长期的战争，大量毁灭人口和社会财富，必然导致社会的倒退（当然在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暴力革命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后，生产与经济也可能很快得到恢复或长足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中国农民家庭虽然依附于宗法共同体，但并非全无个人财产。他们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生产的发展中，部分富裕的农民自然会产生摆脱宗法网络控制的欲望和对于经济独立性的追求，继而产生对自主意识的要求，并逐渐形成独立的个性。这才是历史上的新现象。然而，这些都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皇权专制社会里，最革命的不是那些辗转沟壑、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如李自成、张献忠），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自发势力”（江南苏州、松江一带那些半是农民、半是手工业者的劳动致富者）；不是未庄里那些穷途末路、梦想着“造他妈妈反”，从中获取些个人好处的阿Q，而是太湖周围小镇富裕的、追求发展的农民。但那是明代中叶以后皇权社会末期的事了，而且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这与当时处于落后社会发展阶段的满洲人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高度专制的经济政策与政治方针密切相关。
农民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
留恋自然经济下田园诗式的宗法生活，留恋“道德经济”的和谐与安定，希望有一个庇护所保护他们逃避商品经济所必然带来的竞争、分化、风险、动荡和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又有因循守旧、安土重迁、轻商抑商的一面。
（《田园诗与狂想曲》）
由于长期生活在宗法共同体之下，形成了对家长、族长的崇拜，从而发展到对官府、皇帝、鬼神以及一切权威，乃至一切有势力者的崇拜，甚至崇拜给他们带来明显危害的恶势力，为的是下次的祸害轻一些。鲁迅先生就说过：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
（《谈皇帝》）
因为不奉承则作恶更甚。汉朝初年，骊山脚下深受秦始皇之害的民众就为秦始皇盖了庙，而且勤于祭祀，当地老百姓说，如果伺候不周到就会招来疾风暴雨。从这些例子可见，农民这一群体的性格缺欠，正是专制压迫与宗法控制的产物。
专制统治者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它能够为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所认同之外，也因为“孝”的精义是“无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听话”，家族的所谓“孝子”是完全彻底地“承认长老的权力”（费孝通语）的。只有在家族之中做个百依百顺的“孝子”，到了社会上才能做一个合格的逆来顺受的良民。在统治阶级不断的思想灌输下，民众把皇权专制国家的专政机器视为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家庭，把压迫剥削他们的官僚、皇帝看作保护他们的父母。有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剥削得难以生存，他们也只是感慨自己不幸，遇上了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豪绅，或者认为遇到了昏庸的皇帝，从而盼望遇到“清官”，遇到“好皇帝”，希望他们能够“体察民情”“为民作主”，给自己带来幸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宗法农民的群体性格只能日益萎缩、保守，他们缺少进取精神，特别是在政治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进取精神的，很少主动地去要求。平时，他们也认为不应该抗上，视造反为大逆不道。
在特殊情况下，一些农民加入造反队伍，这往往是盲目的，是完全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的时候的选择。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游民作为造反的领袖或中坚力量的，农民往往是追随者。
农民是自我封闭的，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挑战的，只要保住自己的衣食饱暖就够了。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的农民，割断了和外界一切事物的联系，除了本地与本家族之外，对于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很少，其思想意识受到很大的局限。
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于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认同的。因为儒家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世代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农民对于儒家思想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所以即使没有专制统治者的灌输，农民对于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也都是能理解和遵守的。例如，儒家由族类意识衍化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有等差”的“差序格局”，农民不仅理解，而且能够实践。他们的宗法生活的实践也告诉他们，爱应该从自己的亲属开始，到关心自己家族、宗族，甚至也能扩大到周围的人们（例如同村之人），如果出了他们视野所及的这个范围，宗法农民就很难理解了。至于对待其他的宗族，他们便会采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应该指出，宗法农民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意识，大多也是实践性较强的一面，至于儒家体系中的那一点超越精神，如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肯定，对“达则兼济天下”与大同理想的追求，对“朝闻道，夕死可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非功利的执着精神，等等，是绝对不能理解的。生活的视野与文化教养局限了他们。儒家思想毕竟属于宗法文化中的精英部分，是思想家的创造。当然，劳动与生活的重压也会教育他们，也会使他们产生一些不单纯是属于儒家的思想片断，如对生产劳动意义的认识与肯定，对压迫、剥削的看法等。但是，这些如果不经过思考者的理性化处理，它们还不是系统化的思想，只能是一些片断的感悟，因而，它很难对某些群体的行为起指导作用。
上面所述就是我理解的以农民思想为主体的民间意识，也可以称之为乡土意识，因为它是由乡土中国衍生出来的。千余年来，“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因此，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很少变化。直到近百年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带来了欧美的异质文化，才使得中国固有的宗法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其中的精英文化，后来也波及民间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然而，较为落后的地区，农民意识仍然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从美国汉学家、思想史家欧达伟对华北农村流行的小戏、民间谚语的调查分析中所展示的华北地区农民的思想意识，仍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时期的民间思想意识，与我们上面剖析的仍然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