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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新闻报道，一名两岁的女童被一辆货车碾压，货车司机并没有停车。在接下来的七分钟里，有十几个人步行或骑车从这个已经受伤的孩子身边经过。随后，第二辆卡车从她身上碾压过去。直到最后才有一名女性将这个女童拉到路边，随后女童的妈妈也来了。这个孩子最后在医院里去世。事件的全过程被监控记录了下来，在电视和网络上曝光后，舆论哗然。类似的事件在2004年的伦敦也发生过，而在镜头之外，这样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人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可以并且经常有一些非常不同的举动。
搜索“英雄拯救”的新闻，通常会出现一些旁观者不畏惧疾驰而来的火车、湍急的水流和熊熊燃烧的大火，拯救陌生人于危难的故事。这些带有极端的善良、责任感和慈悲心的行为，就像它们的反面一样，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一个陌生人，而另一些人甚至都不愿意停下脚步去拨一个急救号码呢？
科学家们就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说明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会主动地去伤害一些无辜的人。与此同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也指出，即便是一些准备去做有关撒玛利亚人
寓言故事演讲的神学院学生，如果告知他们要迟到了，他们也会无视躺在路边呻吟的陌生人。最近更多的研究为我们解读了许多关于人们在做出道德决策时大脑的活动，但是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是什么指引了我们的道德行为吗？
所有这些实验都忽略下面的事实：有些人会做正确的事情。一个芝加哥大学最近的实验（关于这个实验我们有一些伦理上的保留意见）似乎就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研究者找来两只同住在一个笼子里的老鼠，将其中一只困在管道里，而这个管道只能从外部打开。没被困住的老鼠通常会试图打开管道的小门，并会最终成功。尽管在把同伴放出来之前，没被困住的老鼠会吃掉所有的巧克力，但是它们通常都会更愿意放出它们的同伴。实验者把他们的发现解释为老鼠当中的一种同理心。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也证明了老鼠当中存在个体差异，因为30只老鼠当中仅有23只把它们的同伴放了出来。
这些行为上的不同是由老鼠本身造成的。人类就像老鼠一样，延续了一种帮助他人的自觉，这听上去非常合理。针对“非正常”的人类，例如精神病患者，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大多数人里更加相对稳定的差异（可能这种差异根植于我们的基因）。
毫无疑问，不同的情景下人们的行为，也有可能由于人们的道德信仰，产生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人们仅仅是在他们做出道德行为的倾向上有所不同，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这样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的道德行为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包括：为什么道德行为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是否可以就这种差异做一些工作。
如果一直以来的脑部研究在事实上表明，乐于助人的人和没有这样特质的人的脑部之间确实存在生理性差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好人药”——一种吃下就让人想要帮助别人的药物，是否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将生理状态和情绪及行为联系起来的研究，连同后续衍生出来通过药物改变这些情绪和行为的研究，证实了前述想法并不牵强。如若如此，人们可以选择服用“好人药”吗？进而，作为监狱的一种替代，罪犯们是否可以选择植入缓释药物以减弱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政府是否可能开始对人民进行筛查，去发现其中最有可能犯罪的人？政府可能会给那些犯罪危险性更大的人发放“好人药”。如果这些人拒绝了，政府可能会要求他们佩戴追踪的设备以便随时了解到他们的行踪。于是，这些人就知道了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就会被探测到。
五十年前，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
写了一部未来主义小说《发条橙》（
A Clockwork Orange
）。这本小说讲述了对一个邪恶的帮派头目进行一系列改造，使其无法实施暴力的过程。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1971年的同名电影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许多人认为，无论是为了阻止何等可怕的暴力犯罪，我们都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毫无疑问，任何研发“好人药”的计划都会遇到同样的质疑。
但是，如果我们脑部的生理构成确实影响到了我们的道德行为，那么无论是通过自然方式还是医学干预来达成预防违法犯罪和保障自由意志之间的平衡，都对我们的行为自由程度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之间确实已经存在了可以用来预测我们道德行为的生理差异，那么要么这种差异可以与自由意志兼容，要么这就意味着至少从我们的某些道德行为来看，我们从来就未曾拥有自由意志。无论是何种情况，无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将很快面临新的选择——我们将愿意用何种方式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好。
来自《纽约时报》，2012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