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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经写道，“有两样事物，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的璀璨浩瀚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为了纪念伽利略第一次使用望远镜四百周年，今年
被定为“国际天文年”，这听上去似乎是重新思考康德“赞叹和敬畏”的第一个源泉的好机会。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帮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发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际上，纪念活动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好处，它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离我们自身更近的烦心事，比如猪流感和全球金融危机上转移开来。
关于“我们头顶的璀璨浩瀚的星空”，天文学告诉了我们哪些事情呢？
随着我们对广袤宇宙探索的开拓，当我们在繁星密布的夜晚抬头看向星空的时候，科学会让我们赞叹和敬畏的程度有增无减（当然这是在假设我们远离空气污染和过于明亮的街灯后能看到星星的情况下）。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日益增长的知识无疑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星球，在整个宇宙当中，实际上无足轻重。
在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文章《梦想与现实》（“Dreams and Facts”）中，他提到了整个银河系不过是宇宙中一块极小的碎片，并且在这块碎片当中，太阳系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在这粒尘埃中，“我们的星球不过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点”。
如今，我们的星球在星系背景下微不足道这件事，不需要依赖于任何语言来描述。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介绍，“旅行者号”（The Voyager）空间探测器曾到达太阳系的外缘，拍摄了一张地球的照片。这件事发生在1990年，地球在一幅颗粒状图像当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淡蓝色小点。如果你们在油管（YouTube）
上检索“卡尔·萨根——淡蓝色小点”，你们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还能听到萨根亲口告诉我们要珍爱我们的地球，因为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只存在于这粒淡蓝色小点之上。
这种体验着实令人感动，但是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
罗素写道，我们仅仅是广袤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说明我们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在这一个小点上，碳和水掺杂成了小小的团块，形成了复杂的结构，并且有着略显异常的物理和化学属性。这些小团块经年缓慢地移动着，直到被重新打散为组成它们的单个元素”。
但是我们所栖息星球的规模并没有让我们产生类似上文的虚无主义观点，同时罗素本人也并非虚无主义者。罗素认为，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并不想让我们生活在一种这个世界是因我们而被创造、我们是被全能的造物主偏爱的这种虚无缥缈的信念当中。《梦想与现实》以一段鼓动人心的话作为结尾：“凡不敢看清自己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人，都无法从恐惧中解脱；一个人只有看到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他所能成就的伟大。”
“二战”之后，世界分裂成以互相毁灭相威胁的核武器阵营。罗素认为，相较于广袤宇宙，人类的无足轻重，并不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终结都无关紧要。相反，他把核裁军作为余生的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关注点。
持有类似观点的人还有萨根。他认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像国境线这种把我们分隔开的东西，其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同时，这也“强调了我们有责任善待他人，以及去保护和珍爱这个淡蓝色小点。这个淡蓝色小点，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唯一家园”。阿尔·戈尔（Al Gore）将“淡蓝色小点”的照片用在了其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的末尾。电影告诉人们，如果我们毁坏了这颗星球，我们将无处可去。
尽管科学家仍旧在不停地探索太阳系之外人类可以栖息的星球，但是地球是我们唯一家园的观点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我们并非宇宙当中唯一的智慧生物，也有可能我们会和这些生物讨论跨物种的伦理问题。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令康德“赞叹和敬畏”的另一个事物——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与我们有着完全不同进化起点的生物（可能甚至都不是碳基生物）将如何理解我们的道德法则呢？
来自报业辛迪加，2009年5月14日
道德判断有正误之分吗？或者说，伦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和个人选择相关的主观问题，还是一个可能与人们生活的社会文化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
在哲学家当中，道德判断陈述了客观真理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过时了。在当时，逻辑实证论者主张，由于无法对道德判断进行证实，道德判断只能被视作一种人们感受和态度的表达。举个例子，当我们说“你不应该打那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我们对你打孩子这件事情的不认同，或者是鼓励你不要去打孩子。实际上，对于你打孩子这个行为是不是错误的，并不存在所谓正确答案。
逻辑实证论者的观点时常被人质疑，而且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宗教思想家，他们将许多问题诉诸上帝的指示。而这种观点对于西方哲学这一高度世俗化世界的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其他一些关于伦理学中客观真理的辩护，虽然没有诉诸宗教，但是对于主流的哲学思潮，几乎没有任何的推进作用。
上个月
哲学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大家期待许久的德里克·帕菲特的新书《论重要之事》出版了。作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荣退教员，帕菲特在此之前仅在1984年出版过一本书，也就是广受好评的《理与人》（
Reasons and Persons
）。帕菲特的整个世俗理论及他转换不同立场的思考方式，在几十年来首次让反对伦理学领域客观主义的人退居到了防守的位置上。
《论重要之事》是本大部头的书：包含上下两大卷，总计1400页密集论证的内容。但是对于有着求知欲的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尤其当这本书的作者是帕菲特的时候。书中的核心论点出现在前400页，并且遵守了传统英语世界哲学的优良传统，即力求语言的清晰明确，能使用简洁词汇的，绝不使用晦涩的语言。书中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直观，每一个论点都非常清楚，而且帕菲特经常使用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对于一些与其说是想要理解“什么是重要的”，不如说是想要知道“什么在客观层面上是实际真正重要的”的读者来说，帕菲特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场智识上的盛宴。
许多人认为理性永远都只是工具性的：理智仅仅告诉我们如何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欲望是超出理性思考的范围的。帕菲特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我们能够理解“1+1=2”这种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我们现在是否在乎，或者是否有需求，或者是否在未来某个时点真的会遭受痛苦，我们都会理性地避免在那个时点遭受痛苦。我们同样会理性地防止其他人遭受痛苦（尽管这种理性并不总是确定地存在）。这种不言自明的标准真理为帕菲特伦理客观性的辩护提供了基础。
驳斥伦理学客观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人们对于对和错的判断有很深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延伸到了哲学家身上，而人们不能因此指责这些哲学家就是无知或混沌的。如果像伊曼努尔·康德和杰里米·边沁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持反对意见，那么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客观的正确答案呢？
比起对伦理客观性的辩护，帕菲特对于这一系列论点的回应所组成的论述可能更加清晰。他考量了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三种主流理论：一种是从康德的观点衍生的；一种来源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当代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斯坎伦（T.M.Scanlon）的社会契约传统；最后一种则是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康德主义（Kantian）和社会契约理论必须修正才能成立。
随后他主张，这些修正后的理论和某种形式的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是一致的，而这种结果主义在广义上和功利主义属于同一范畴。如果帕菲特的观点正确，那么明显冲突的道德理论之间的分歧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很多。借用帕菲特的生动比喻，这些理论的捍卫者就是“从不同的方向爬同一座山”。
读者在阅读《论重要之事》的时候，如果抱着从书中找到关于书名问题之答案的目的，可能就要失望了。帕菲特的真正关注点是驳斥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除非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者肯定客观主义是正确的，否则他相信，这些人一定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重要的。
当帕菲特真正开始质疑“什么是重要的”的时候，他的答案可能看上去惊人地明显。比如说，他告诉我们：现在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富裕的人放弃一部分奢侈的生活；停止让地球的大气层过热；以及从其他方面保护我们的星球，使得它能够持续地维持智慧生物的生存”。
可能很多人已经有了结论。我们从帕菲特的著作中得到的，实际上是将上面这些和其他道德主张作为客观真理进行辩护的可能性。
来自报业辛迪加，201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