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都有做出伦理选择的经历，而且往往是发生在无意识当中的。我们常常认为，所谓伦理就是遵守那些以“你不可以……”为开头的规则。如果这就是伦理的全部，那么只要我们不违反这些规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伦理的。然而，这样的伦理观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而不仅限于自己所在的社群，为不如我们这般幸运的人做一些善良的事情。同样，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关怀扩展到后代人，以及超越人类物种的动物身上。

民主社会的公民还肩负着另一重要的伦理责任：成为一名受过教育的公民，并参与社会决策。许多这样的社会决策都涉及伦理选择。在公开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受过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训练的人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在当今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观点了。但是，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哲学家们声称，他们拥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可以去阐述实质伦理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至少在当时的英语世界当中，对于这一学科的普遍理解是，哲学侧重于字词和概念的分析，因此在实质伦理问题上是中立的。

令我庆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学生运动，重塑了道德哲学的实践和教学方式，否则，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能在之前的学说大行于世的情况下继续我的哲学生涯。在“越战”时期，以及反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环境破坏的思潮盛行的时期，学生们要求大学课程关注当下重要的社会问题。哲学家们回到他们学科的起点以回应这样的需求。他们回溯起苏格拉底向他的雅典同胞询问正义的本质，以及怎样才能公正地生活的例子，并鼓起勇气向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哲学家同侪和更广大的公众提出类似的问题。

在抵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越战”的思潮中，我写作了我的第一本书，提出了在民主政体下民众的不服从在何时是正当的这个问题。 ^[1] 从那时起，我就非常热衷于寻求解决哲学系之外的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某些哲学的圈子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凡是没有学过哲学的人都能理解的事物，便不值得深究。而与之相反，我很怀疑不能被清晰表达的事物是否也很有可能没有被清楚地思考过。

许多学者如果不屑于写作面向普罗大众的读物，那么他们就更加不齿于为报纸写一些“豆腐块”了。在这本书中，你们会读到我的一些小短文的选编。报纸专栏通常都是时效性很强的，而我所选择的文章讨论的都是一些恒常的问题，或者尽管让人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它们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的问题。不得超过一千字的篇幅限制，使我不得不用一种清楚而简洁的风格来写作这些文章。诚然，这样的文章不能够以一种能被同行评估的方式来展现我的研究，而且一些可以在长篇大论中得到论述的细节和要点也必然会被省略。若我所做的事情能得到哲学系同僚们的肯定，我自然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衡量自己的作品是否成功，同样也取决于著作、文章，以及演讲是否对于更大范围的读者和听众产生了影响，而这些读者和听众，都是乐于思考伦理生活的人。据研究，能够通篇读完同行评议期刊中那些文章的读者，平均每篇不过十个人。 ^[2] 但是，主流报纸上的一个表达观点的“豆腐块”或专栏可能有上万甚至上百万读者。一些这样的小文章可能会改变读者对于重要问题的认识，甚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对此十分清楚，因为曾经有读者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他们捐赠给慈善机构的物品有了变化，他们停止食用动物制品，甚至至少有一位读者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赠给了陌生人。

本书开篇部分的文章给我的伦理学方法论带来了一些启发，值得我在此一提。道德判断并不是纯粹主观的，换句话说，道德判断与味觉判断是不同的。如果道德判断纯粹是主观的，那么关于伦理问题的争论甚至都没有关于冰激凌口味的争论来得有价值。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在沙拉调料里放多少大蒜，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正确”之说。而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及吃肉是否错误这些问题，是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

尽管我们会分享一些直观的感受，但伦理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直观喜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用“啐”等语气词来表达厌恶的本能，这样的本能曾经在人类祖先谋求生存的时候发挥了作用。但是在那时，人类的祖先仅仅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尚不能被称为人类，并且也不具有抽象论证的能力。在当下更加广阔和复杂的世界里，这些本能无法作为引导对或错的可靠方式。因此，我们就需要动用自己的论证能力。

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样的论证能力仅仅可以用于阐释一些更基础的伦理学立场的含义，且这些立场说到底是主观的。但是现在我不再持有这样的观点了。正如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其著作《论重要之事》（ On What Matters ，关于这本书我在《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篇文章中还会介绍）中论述的那样：存在我们可以通过严谨论证和反思来发现的客观伦理真相。 ^[3] 而对于不认为客观伦理真相存在的人们，后面的文章可以看作尝试发现用不同的术语让人们接受有许多哲学家支持的伦理观念这件事情的意义。19世纪重要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亨利·西季威克的话可能可以较好地表述这样的意思：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有资格这样说的话），任何个人的利益都不比其他人的利益更重要，除非有特殊的理由相信前者比后者产生更大的利益。 ^[4]

我和西季威克一样，都是功利主义者。一旦我们开始质疑那些进化了的和被文化传播的对道德问题的直觉反应，我相信功利主义就是最具防御性的伦理观点。在我和卡塔日娜·拉扎里·拉德克（Katarzyna de Lazari-Radek）合著的《宇宙观》（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niverse ）一书中，我用更长的篇幅阐述了上面的观点。即便如此，在本书的文章当中，我不做功利主义的立场预设，这是因为在我所要讨论的许多问题上，我的结论既有站在非功利主义的立场上做出的，也有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做出的。鉴于这些问题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位优秀的功利主义者，我的作品应当尽量面向更加广泛的读者，而不是仅局限在坚定的功利主义者这一非常狭窄的范围中。

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涵盖了我的一些非常广为人知的话题，包括：人与动物关系中的伦理问题，生死问题，以及富裕者对于赤贫者的义务问题。而有一些探索性的话题，我的观点可能就没有那么令人熟知了，包括：出卖肾脏或者种植转基因作物中的伦理问题，有意识机器人的道德状态问题，以及成年兄弟姐妹中的乱伦是否错误的问题。幸福及如何提升幸福感，是我伦理观点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本书一组文章的标题。在这些更为个人化的文章当中，本书的压轴篇是我关于冲浪的一些思考，这项运动极大地提升了我的幸福感。

了解我关于某些话题所写文章的读者，可能为我关于另外一些话题的观点所震惊。我努力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保持着对于实证的敏锐，以及保持着对可预见的政治路线不轻易地盲从。如果你并不相信哲学家可以对涉及广泛而普遍利益的问题做出贡献，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相信的开始。

[1] Peter Singer， 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3.

[2] Asit Biswas and Julian Kirchherr，“Prof，No One Is Reading You，” The Straits Times ，April 11，2015.

[3] Derek Parfit， On What Matters， 2 vo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观点请参见Peter Singer， The Expanding Circl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Katarzyna de Lazari-Radek and Peter Singer，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Unive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4] Henry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ition，London: Macmillan，1907，p.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