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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的文章涵盖了广泛的话题，而文章的共同点是这些话题都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的。因而，本书的中文译本引发了一个问题：当伦理争论跨越了其起源的文化和伦理传统的边界，并被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伦理框架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得住？
人们通常认为，所有的伦理道德都与文化有关，我们应该单纯地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这个观点来看，对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做出客观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独立于任何文化的标准可以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结果，当来自一种文化的人批评另一种文化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恰当来说，他们不能说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或者是真理价值，优于（或者劣于）其他不同文化的价值观。
从这一描述来看，不同的社会在某些问题上确实会有不同的伦理观点。对一些社会来说，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社会的做法可能也是不好的，比如，当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到达南太平洋时，就坚持要求当地人遵循基督教的穿衣规范和性道德。有时，最好能包容不同的风俗习惯。但这并不表明，当文化不同时，就没有办法判断一种文化习俗是对还是错。许多文化通过军事征服、奴役他人、种族灭绝、使女性屈从于父权和夫权的无上权威来扩大其领土。今天，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的意思不只是“这不是我们的文化中所崇尚的”。
事实上，我们能够站在自己的文化之外，这就充分显示了我们有能力批评那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仍然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做法。如果“好”仅仅意味着“被我的文化认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生活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墨子曾经假设一个部落有杀长子、吃长子的习俗，借以反驳“习俗决定是非”的观点。
墨子认为，即使这是一种习俗惯例，也不能说明这是正确的。
我是在英语国家长大的，接受的是西方哲学研究传统的教育，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自己的伦理观点受到了18、19世纪功利主义者的强烈影响，特别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但是，墨子的思想与此是有关联的，因为先于那些英国思想家把功利主义作为西方突出的伦理观点两千多年，墨子就已经主张要有一个独立的标准来判断习俗优劣：这种习俗是否利大于弊。
从墨子和边沁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来自不同时空和文化的源流思想家可以各自得出类似的结论。再举个例子，我在这本书中为之辩护的一些观点，例如，那些关于动物的观点与东方的佛教传统的关系更密切，而与西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更疏远。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马克思后来声称他的理论是科学而不是哲学或伦理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很多道德判断的内容，对此任何阅读过《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的读者都会认可。
因此，我希望你们，我的中国读者们，不要把这些文章仅仅当作一位哲学家在陈述其价值观，而这个哲学家的传统与你们的不同，你们应该寻求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文化和特定传统的观点。我们都能理性地思考，去讨论我们应当怎样生活，这正是本书所要启发的能力。
彼得·辛格
2020年5月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