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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哈佛大学的一份报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显示，全美获得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学生比例从14%跌落到了7%。即便是像哈佛这样的精英高校，也面临着类似的缩减。此外，这一缩减在近年来更加显著。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将重点谈一谈人文学科的危机。
我对人文学科的整体了解不够，无法回答为什么入学率会降低。可能一些人文学科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地能够让求学者获得一份优质的对口职业，或者说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对口的职业。可能某些学科不能与其自有体系之外的人交流它们是做什么的，以及为什么去做这些。甚至于，难听点说，这已经并不是一个交流的问题了：可能某些人文学科确实已经变得与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激荡和急速变化的世界不那么相关了。
我叙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并不带有任何的评判。然而，据我所知，我所属的学科——哲学，从实践意义上来讲，伦理学，对我们面对的最紧迫的论题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我是一个哲学家，因此你有理由怀疑我的观点存在偏见。幸运的是，我可以采用一家瑞士智库——戈特利布·杜特韦勒研究所（Gottlieb Duttweiler Institute，下称GDI）的独立报告，来佐证我的主张。
GDI最近公布了2013年“全球思想领袖”的百强榜单。榜单当中包含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作家、政治科学家、物理学家、人类学家、信息科学家、生物学家、企业家、神学家、医学家及其他学科杰出人物。但是前五位全球思想家中有三位是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我。GDI将第四名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归类为社会学家，然而报告中也承认，实际上他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家。
“全球思想领袖”前五名当中唯一一个与哲学无关的人是阿尔·戈尔。在百强当中，经济学家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每一个单个学科入选人的数量。但是，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仅整体排名第十名。
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五位思想家中的四位来自人文学科，其中三位或者四位是哲学家，这是真实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质问GDI在做出“全球思想领袖”排名时所依据的标准。
GDI致力于寻找“让整个全球信息圈产生共鸣的思想家和思想”。这个信息圈的数据可能来源于全球，但仅仅局限于英语社会，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百强中没有中国思想家出现。他们的人选有三个适格的标准：主业是思想家，有超出自身学科的知名度，并且有影响力。
这个排名是多重标准的混合体，包含了思想家在油管和推特（Twitter）
上被观看和关注的程度，以及在博客和维基世界（Wikisphere）
上其特征的重要程度。最后的结果显示了每一位思想家跨越国界和学科的关联力，并且排名选择了讨论度最高且引起广泛辩论的那些思想家。
这一排名毫无疑问每年都会有变动。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在2013年，少数的哲学家对于思想界有特别的影响力。
雅典领袖认为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足以以“荼毒青年”的罪名被处死，这应当不是什么新闻。同理，对于懂得利用熟悉的成功方式将哲学家带入更广阔的市场的人来说，这也应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典型的例子是《时下哲学》（ Philosophy Now ）杂志及其他语言的类似刊物。哲学迷（ Philosophy Bites ）播客、各类博客及在线免费课程，这些都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学生。
可能人们对于反思宇宙和人生话题的兴趣日益增长，缘于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至少十亿人口的温饱和人身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于人生还有什么需求及是否应当有这样需求的追问，而这些也是许多哲学探索分支的起点。
钻研哲学——我指的是思考而且去讨论哲学，而非仅仅被动地阅读，提升了我们批判性说理的能力，并且让我们整装待发地面对这个急速变化世界中的各种挑战。可能这就是现在许多雇主非常希望能够雇用在哲学课上有优异表现的毕业生的原因吧。
较之钻研哲学对于整体说理能力的提升，更令人惊讶，可能甚至更明显的是，学习哲学课程对一个人人生的改变。在我自身的经验中，我知道有学生学习哲学课程之后变成了素食主义者，选择了能让他们把一半的收入捐助给慈善事业的工作，甚至给陌生人捐赠了一个肾脏。有多少其他的学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改变了学习者的人生呢？
来自报业辛迪加，2014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