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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出版了关于我外祖父大卫·奥本海姆（David Oppenheim）的一本书
。作为一个犹太裔维也纳人，他先是成了弗洛伊德
的信徒，后又成了阿德勒
的拥趸。尽管他对于探索人类心理学有着长久的兴趣，但是他依旧低估了纳粹的手段，在纳粹攻占奥地利后他未能及时逃离。在被驱逐到拥挤不堪的特雷津集中营（Theresienstadt）挨冻受饿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幸好我的父母及时离开了维也纳，并且逃到了澳大利亚。战后，我在那里出生了。
我外祖父的许多信件和论文被保存了下来。这些文本中的一个质疑就是：什么是好的人生？由于外祖父是一位古典学者，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古典语境之下的：希罗多德
《历史》第一卷中的一篇，讲述了聪慧的雅典立法者梭伦
造访富可敌国的吕底亚
国王克洛伊索斯
的故事。在招待了梭伦并且听他描述了旅途见闻之后，克洛伊索斯问他：“谁是你见过的最幸福的人？”克洛伊索斯心中设想的答案是：他自己，克洛伊索斯，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又有谁能比他更加富有，统治更多的人民呢？梭伦没有迎合克洛伊索斯的预期，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叫作特勒斯（Tellus）的雅典人。克洛伊索斯大吃一惊，他命令梭伦解释这样选择的理由。随后梭伦描述了特勒斯人生中的几个关键点：他生活在繁荣的城邦，有几个优秀的孩子，并且他活到了这些孩子有自己孩子的时候，他足够的富有，而且他死得光荣——在一场击垮敌人的战斗中倒下，雅典人在他倒下的地方为他举办了最高荣耀的公共葬礼。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的外祖父将梭伦关于幸福人生的概念分解成了如下十个要素：
1．他所居住的国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2．生命的长度延续到了第三代；
3．没有丧失作为一名勇士的完整美德；
4．有足够的收入；
5．有良好培养的孩子；
6．有若干孙辈后人保证血统的延续；
7．迅速的死亡；
8．对于个人勇气的肯定；
9．最高荣耀的葬礼；
10．自己的姓名留存在了公民的光荣纪念当中。
就像我们从最后两点中看到的那样，梭伦相信人身后的事情——包括他们有一场怎样的葬礼及他们怎样被铭记，对于他们的人生质量非常重要。梭伦并不是想象着在你死后，你可以从某个地方向下窥探你自己的葬礼。梭伦对身后的世界并没有任何的迷信，当然我也没有。但是对身后世界的怀疑论是否驱使人们去相信，死后发生的事情并不能用于评判人生的质量呢？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两种互斥的立场上摇摆：第一，对你重要的事物必然会影响你的意识，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去体验它；第二，对你重要的事物是能满足你的偏好的，不管你是否察觉到它，甚至是说不管偏好被满足时你是否还活着。像杰里米·边沁那样的古典功利主义者，会持有第一种立场，这样的立场也更加直接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更容易在哲学上进行辩护。但是想象一下接下来的场景：一年前，与你在同一大学院系工作的同事被诊断得了癌症，并且可能活不过一年。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她请了无薪休假，并且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书中的内容整理了你们一起共事的十年间，她一直在探索的一些想法。这项工作令她油尽灯枯，但是她最终完成了。在她临死之前，她把你叫到了她的家中，并且展示了她的文稿，“这些，”她说，“是我希望被人们记住的。请为我将它们出版。”你对你的朋友完成这项工作表示祝贺，可她已经十分虚弱和疲惫了。但是即便如此，她将文稿交给你的时候，显然已经十分满足了。你向她道了别，然而第二天，你接到了一通电话，告诉你你的同事在你离开她家之后不久，就在睡梦中去世了。后来你读了她的文稿，毫无疑问，这些文稿是值得出版的，但是却又不是什么有开创性的作品。“意义是什么呢？”你暗自忖度，“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在这些话题上多一本著作。她已经去世了，即便这本书面世，她也永远不会知道了。”你并没有将这些文稿交给出版商，而是将其丢进了可回收垃圾桶里。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或者更明确一点，你对你的同事做错了什么事情吗？如果你将同事的文稿付梓，待它面世之后，可能跟其他没什么开创性的学术作品一样，并没有什么水花，那么你真的在某种意义上让你同事的人生质量减损了吗？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是肯定了一个人身后的事情对于他的人生质量是重要的。
阅读我外祖父的作品并且将他的人生和思想带到更多的读者面前，是我正在为他做的一些事情，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多么轻微），缓和了纳粹在他那里所犯的错误。书写关于我外祖父的事迹，实际上是在鞭策我去思考，我是否相信我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一位祖辈的亲属希望被自己的孙辈铭记，这是很容易想象的。同样，一位学者和作家，也希望有人在自己死后能够阅读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我的外祖父——一个被独裁者迫害至死的受害者，他所认可的自由与世界化的观点被镇压，他所在的族群被屠戮，这样诉求就更加突出了。这是不是一个我能给出的，就像梭伦所说，身后发生的事情影响到人生质量的例子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的答复，并不需要你迷信所谓身后世界。
来自《自由探索》，2003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