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与沙漠之移徙

一、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

罗布淖尔为蒙古语。蒙古呼“淖尔”为海，“罗布”是地名。源于唐之“纳缚波”。《大唐西域记》云：“由且末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据此，是“纳缚波”为国名，在唐初已灭亡矣，故称“故”。英国斯坦因氏（A.Stein）于公元一九〇七年，在密远古堡中发现藏文残纸甚多，内著录不少地名，中有名“大纳布城”（Castle of Great Nob）、“小纳布城”（Castle of Little Nob）者。“纳布”与玄奘之“纳缚波”（Na-fu-pa）译音相近，显然为中古及近古时用于罗布全区之名。 ⁽¹³⁾ 按“纳缚”据法国伯希和说，为梵语（Sanscrit）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 ⁽¹⁴⁾ 是藏文中之“纳布”与梵文中之“纳缚”不能谓无关系。但近世之“罗布”及元初马可波罗所经过之“罗不”，是否与“纳缚”同一义意，为一问题矣。 ⁽¹⁵⁾ 又罗布淖尔在中国古代传记中，其名略异。首见于《山海经》者，称为“泑泽”。《西山经》云：“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又《北山经》云：“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按敦薨之水，即今焉耆河，下流为孔雀河，流入罗布淖尔，是罗布淖尔古名泑泽也。泑音黝，黑色之义。郭注《西山经》云：“泑，水色黑也。”据此，是泑泽以水之色言。《史记》则称为“盐泽”，《汉书》则名“蒲昌海”。

《史记·大宛传》云：“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又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按《史记·大宛传》，作于汉武帝时，所称于阗东流之水，即今塔里木河及车尔成河，均东入罗布淖尔。相传塔里木河为黄河初源，至罗布淖尔后即潜行地下，其南出积石山为中国黄河云。是罗布淖尔在汉武帝时名为盐泽也。后汉班固作《汉书》时，则又颇异其名。《汉书·西域传》云：“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水经注》则又有“牢兰海”之名。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兰海，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是罗布淖尔在唐以前异名甚多。据《水经注》解释“盐泽”之义曰：“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是盐泽因其水含盐质而得名。其解释牢兰海之义曰：“楼兰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海为牢兰海也。”据此，是牢兰海以事言。余意此《水经注》附益之辞。“牢兰”当为“楼兰”之转音。因泽在楼兰国北，故以国名名海，并非因迎送汉使之故也。蒲昌海、辅日海、临海未知其取名之由，疑皆以地名名海也。唯汉之“楼兰”或“牢兰”，与唐之“纳缚波”，元之“罗不”诸名称，是否有因袭之关系，其变化之程序若何，伯希和氏尝提此问题而未加解释。但据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及密远废墟所发现之文献，楼兰在罗布淖尔北部，为魏晋以前之地名。纳缚在罗布淖尔之南，疑为后期之地名。虽同属一国之地，而地点不同，时代亦异，其名称当不能一致。余意伯希和释纳缚梵语为新，极可注意。新与故对，必在一形势转变之后，另立一新名也。

罗布淖尔本为海水之专名，今则以之名地。凡库鲁克山以南，阿尔金山以北，古玉门阳关以西，铁干里克以东，在三面山丘围绕之中，有一片低地，完全为盐壳所覆盖。据斯坦因氏测量，自西南至东北一百六十英里，最宽处为九十英里左右 ⁽¹⁶⁾ ，即吾人所称之罗布区域也。在史前时代，本为一咸水海。当中亚气候尚未干燥时，容纳塔里木河水流；后渐干涸，仅存一小部分之咸水湖，其余均变成盐层地带或沙漠也。

二、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间有一大河名塔里木河东流。在民国十年前与由博斯腾淖尔泄出东南流之孔雀河会合南流，经铁干里克，又南流会车尔成河东流入罗布淖尔，形成两湖：东曰喀拉库顺，西曰喀拉布郎库尔，在今婼羌之北，罗布庄之东。但中国旧地图，则绘罗布海子于北岸，即在库鲁克山南麓。 ⁽¹⁷⁾ 清光绪间（公元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俄人蒲里兹瓦尔斯基（Prejevalski）来此考察，发现此湖在罗布区域南部，与中国地图所绘海之位置，纬度整有一度之差，遂谓中国地图上大误。德国地学家李希荷芬（Richthofen）不然其说，谓中国地图曾经调查，必非臆造，或另有一支流入罗布区域北部，而为蒲氏所未见也。遂引起地学上不少之争论。如俄国之科兹诺夫（Kozlov）、英国斯坦因（A.Stein）、美国亨亭登（Hungtington）均对于湖水有所推拟。一九〇〇年斯文赫定博士赴罗布淖尔考察，自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测量水准，在楼兰故墟附近发见有一片洼地，推论海水将来有恢复故道之可能。民国十六年余赴新疆考察时，在民国十九年春于吐鲁番工作完后，向罗布淖尔前进。四月二日，发自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六日至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罗布淖尔已水云相接，极目无际。余等大喜，知海水已返北矣。复南行，累过高仰层土阜地带，约三十里，即遇溢水，即库鲁克河之末流入海处也。时河未归道，溢水四出，形成若干小池，枯桐柽柳仍倒置水中，尚未复苏，而芦苇已有新生之象矣。余等循水东行，水势渐大，累阻余之行程；终乃达一较宽阔之水面，本地人称为大老坝（参考《第一次考察路线图》）。坝东北两岸剥蚀之土丘，重叠起伏若城郭，皆作东北、西南向，必为剧烈之东北风剥蚀所成无疑也。余等绕过大老坝，最后到达一三角洲，三面环海；一洲伸入海之中央，即余所发现之“烽火台遗址”，余定名为“土垠”（Tu-ken）者是也。 ⁽¹⁸⁾ 东南望，海水无涯际，盖已至海之北端矣。土垣峙立于海中，鱼凫翱翔于水上，洵为海景奇观也。又绕海东岸南行，得一古烽墩。五铢钱散布极广。余因食粮缺乏，未及再沿海东行，为一遗憾耳。及民国二十三年余第二次复往探查，出库鲁克山之鲁戈斯特，直南行，抵孔雀河岸。河宽二十余丈，两岸柽柳丛生。水深可以行舟。复沿河东行，达余第一次所踏之地，则水已入河故道，无前次泛溢之患。而河岸之柽柳已欣欣向荣。前之剥蚀土丘渐已溶解于水中，化为泥滩。此第二次发见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也。余两次考察，均困于经济与粮食，未能充分工作，作沿海之测绘。但余第一次考察完后，二十九年秋返平，即以发见罗布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及考察路线略图，报告于赫定博士及北平学术界。复经雷兴教授（prof.T.Lessing）译为德文，报告于本团其他团员，及欧洲学林。民国二十年春，本团郝勒博士（Dr.Hörner）及陈宗器君受赫定先生之命，根据余之报告，重往查勘；并确定余所发见遗址之经纬度。二十三年，赫定博士又躬往测绘地形，罗布淖尔新海之地形图遂益臻精密。因此世界之舆图家均按余等所测，改定罗布海之方位矣，何幸如之！（附图一）

三、水道变迁时代之推拟

古海恢复故道已如上述，但何时在北岸，又何时南迁，诚为研究罗布淖尔之切要问题。试检查中国古传记如《山海经》 《史记》 《汉书》所载，甚可相信古海确在北岸。现以地文学上之证据，亦相信涸海沿岸之泥层，为古海水之沉淀物。但古海何时在北岸，其位置若何？在吾人发见水复故道以前，尚未得一真确之解答。自斯文赫定博士发见楼兰故址，并在附近发见一大片低地，较喀拉库顺为低（喀拉库顺海拔八一五米，属附近海拔八一〇至七七七米）。 ⁽¹⁹⁾ 推论从前曾有湖泊，楼兰城在其北岸，证明中国地图绘海子于北岸为非误。以后美国亨亭登、英国斯坦因均在楼兰故墟有所考察，据其所发见之文书，皆在公元二六三—二六七年，相当于晋武帝时。又赫定所获文书中有“水大波深必泛”之语。 ⁽²⁰⁾ 是在楼兰兴盛时，孔雀河中尚有水，经流楼兰城附近入海也。又日人橘瑞超氏亦于一九一〇年在所获文书中有“海头”二字。由以上古物之证明，则海水在一千六百年前，即公元后三世纪时，积于楼兰遗址附近，可以确定也。但在汉初，即公元前后，水积何处？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所得古物中，均不足以证明此点。盖楼兰遗址为纪元后三世纪所遗留，无一汉物。则汉时此地是否有居民，及河水是否经行楼兰以入海？未可定也。余于民国十九年除见海水复故道之外，又在海北岸发见古烽火台遗址，并掘获木简多支，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及成帝元延五年年号，是在罗布古址中所得最早之文书，距今已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矣。而此遗址适在海北头一三角洲之海湾中。不唯可以证明此地在西汉时之繁荣，而且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海水之位置。又由其附近之大道，更可窥见当时道路绕海北岸及沿河西行之情形。自有此古物之发现，则现所见海水之复故道，余等可说所复者为二千年前后之故道，即《汉书·西域传》所称之古蒲昌海之故道也。是不唯赫定先生所推论海水积北岸之假定实现，且提早四百余年，而其位置亦偏向东北矣。并足以证明中国《史记》《汉书》及《水经注》所记真确无误也。

至海水何时南迁，其移徙之情形若何？余因未赴罗布南部考察，未能得一真确解答。但钩稽中国古载记所述，提出余之意见，以博读者兴趣。按以古物学上之证明，余检查余所发现之文书，终于汉成帝元延五年。时成帝仅元延四年，五年已改元为绥和元年（公元前八年）。由此亦可知汉与西域交通之隔绝，是余所发现之遗址在公元后似已被放弃。赫定先生所发现之遗址其文书止于永嘉四年（公元三一〇年）。据斯坦因所述，文书上有作“建武十四年”者。 ⁽²¹⁾ 建武为东晋元帝年号，仅一年，即位后，改元大兴。照推应为成帝咸和五年（公元三三〇年），西域不知，仍奉元帝年号也。虽赵石虎亦改元建武，但张氏并不援用后赵年号。如此，则楼兰遗址之放弃，应在公元后三三〇年或以后也（参考第二章第二节）。此两地放弃之原因，是否由于水道之变迁，固不能确定。但居民必与水有密切之关系。盖水道变迁：一方面由于自然之变化，或河流改道；但间接关于人为之力最多。如有居民之地，则人民谋水利之引导开淤启塞，多有裨益于水道之流通。且植树平沙，亦可以阻风沙之壅塞，而致影响水流。反之，若有水无居民，或有居民无水，均足以引起地理上之变化，使水道变方向或干涸。据此，是遗址被放弃以后，直接间接均可促使水道变迁或改道，此事理之必然也。据此，则海水之移徙，必与遗址之放弃同时，或在后，可以推知也。然则移徙于何处，其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按罗布淖尔所受水：在北者为孔雀河，即海都河之下流；在南者为塔里木河与车尔成河合流之水。在民国十年年以前，孔雀河至铁干里克南流入塔里木河会车尔成河后，东流入罗布淖尔。故淖尔在南，而北部干涸。民国十年以后，孔雀河水复故道，至铁干里克附近德门堡转东流入涸海。水既返北，故南部干涸，此最近时事也。在汉魏时，水积罗布北岸，是当时孔雀河水亦必径向东行，余上文已论及矣。然则自晋宋以后，河流之情形若何？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也。考《汉书》所云：“罗布入海之口，仅为一河。”《西域传》云：“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

据此，是和阗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海，海都河与车尔成河虽未述及，疑亦与葱岭河会流东逝也。及《水经注》所述，则分南北两河入海。其述北河云：“北河，自疏勒迳流南河之北。北河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又述南河云：“河出葱岭自歧沙谷分流。南河又东与于阗河合，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迳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又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并上节《水经注》卷二）综合郦道元所述，显示塔里木盆地有二大河东流入罗布淖尔：一为北河，一为南河。北河则称：“迳楼兰城南，东注泽，即《经》所谓蒲昌海。”南河则称：“迳流鄯善国北，东注泑泽。”叙北河所入之海，则曰：“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叙南河所入之海，则曰：“牢兰海”“泽在楼兰国北”。其所称之蒲昌海与牢兰海，是否同为一海，或为两海因地而异名，道元均未加以诠释。但如道元所述，罗布淖尔所受水，确系二道入海：一在北，即楼兰城南；一在南，即鄯善国北。其情形甚为显然。郦道元为北魏时人，所据材料必为当时之著述。如释氏《西域记》，余亦疑为晋、宋间作品，则所论之罗布淖尔情形，必为道元当时之情形无疑。由是言之，是罗布淖尔自东晋以后至北魏之末（公元三三〇—五二八年），水分两道入海：南道之海在楼兰东故城之北，即在今密远县北；北道之海在龙城西南，若南北同注一海也。则北魏时之海水较汉时已南徙。北岸始于赫定楼兰遗址之东南，南岸伸张于密远之北矣。其形势当亦为南北纵长也。（附图二）

但由其受流海口之不同，影响于海水之伸缩与变迁至大。当其水大时，固可连为一海；及其干涸，或为风沙所阻塞，有截为两海之可能。如道元所述，是否能保持一海之原状，永久不变，固为一大问题也。故自隋唐以后，罗布淖尔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余尝怪中国旅行家之著述，详于神怪而略于环境。晋释法显由敦煌至鄯善，记沙河中之情形，不言有海。唐释玄奘由西域取经，回程经纳缚波故国，太宗使敦煌官司迎于流沙，亦不言有海；岂讳之而不言欤，抑实未尝见欤？实使吾人苦索不得之问题也。但据《新唐书地志》所载，则罗布淖尔又有著矣。《地志》附载贾耽《道里记》云：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当据《沙州图经》作“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

按七屯城据《新疆图志·道路志》“密远”注云：“此处有古城，周三里，北距罗布淖尔一百里。疑即汉鄯善国之伊循城也。”至于石城镇，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沙州都督府图经》断片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城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据此，是密远即汉之伊循城。唐之屯城又称小鄯善，石城镇又称大鄯善；康艳典所据者也。由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是海之南岸在今密远东北。但又称石城镇在蒲昌海南三百里，是海水又在卡尔克里克以北三百里也。据其所述，若非所指者为两海，则隋唐时罗布淖尔之情形又大变矣。盖此时海之北岸达阿拉竿驿附近，而南岸将及于喀拉库顺矣。其形势则为西北向东南扩展之斜长也。至如何造成此种形势，贾耽虽未加解释，但亦必与河流有关。若使所推拟形势不误，则当时北岸之孔雀河，至铁干里克时，必已不复东入涸海，而转东南流与塔里木河会流入新海也。车尔成河则东北流入新海之南岸。水大则两海合而为一。《辛卯侍行记》“营盘海子”注云：“周约三十余里，西南平沙宽广。相传此处原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疑古时此海与蒲昌海合也。”虽所述为清中叶情形，然甚可以之解释隋唐时之罗布淖尔也。据此，是隋唐时（即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之末）罗布淖尔水道较汉时不唯形势变异，亦且东西逆转矣。（附图三）

宋元以来罗布形势如何，有无变迁，记载缺乏，无可稽考。但马可波罗旅行西域，经过罗布镇以至沙州，并未提及有海子事，其《行纪》第五六章云：

罗布是一大城，在罗布沙漠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沿途尽是沙山沙谷。若骑行一日夜则见有甘水，可供五十人或百人及其牲畜之饮。全沙漠可得水二十八处。

按罗布大城，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附近旧城，或在其北之罗布村。据此，是元时卡尔克里克之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并无海水；则海水必仍在北岸如隋唐时之地位，尚未有南迁也。由沙漠中之甘水区可供五十人或一百人饮料之语，必指干河中之余水；而沿岸之“沙山沙谷”，表示为古河床，现已干涸，变为沙谷矣。据此，是宋元以来之车尔成河仍东北流，不入喀拉布朗库尔，可以推知也。

明清之际，碛路闭，交通隔绝。罗布淖尔情形如何，已无可稽考。清初康乾间，因军事之扩展，罗布淖尔复见记述。《河源纪略》卷九云：

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西偏众山水，共六大支。绵地五千里，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碛限隔，潜伏不见者无算。以山势揆之，回环纡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极四十度至五分，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北有圆池三，无名；南方有椭池四：为鄂尔沟海图、巴哈噶逊弩奇图色钦、弩奇图杭阿、塔里木池，错列环拱。登山远眺，亦如星宿海。

按《河源纪略》为清乾隆四十七年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后所记，皆所亲历，想非臆造。据其所述，根据其经纬度，则当时罗布淖尔确在北岸；相当今阿拉竿以北以东，以阿拉克库尔、达雅克库尔、喀拉库尔、阿瓦鲁库尔及赤威里克库尔为中心。经度八七·三〇至八八·四〇，纬度四〇·〇五至四〇·四〇分（参谋部百万分一地图）东西浸漫，北岸达营盘西南小海子。今以《河源纪略》附图参以今地可见也。又据《河源纪略》卷二《图说二》附图，在罗布淖尔东南又绘一海，名噶顺淖尔。据《纪略》卷十一云：

噶斯淖尔（《图说二》作噶顺淖尔）周广三百余里。有三源，自西境碛中流出来注之。噶斯淖尔极三十九度六分，西二十六度五分。去罗布淖尔东南二百里。

今据其所述之经纬度，相当于今之喀拉库顺。在其西又绘有一不知名之圆池。推其位置比率，相当于今之喀拉布朗库尔。据此，是在清乾隆时罗布淖尔已南北分流：在北者水积于阿拉竿附近，疑仍为隋唐时之旧道；在南者水积于密远之北及罗布村附近，盖为新海，其移徙之时代，虽不可确知，疑当在明清之际也。但当时因南北河流之情形尚不清晰，故以后地图家多不注意喀拉库顺，并将南部东西两湖删除，仅将罗布淖尔绘于北部，如《大清一统图》《西域图志》《水道记附图》皆如此。此中国地图家之过也。及清之末叶，左宗棠平定回乱后，改省置县。光绪初，巡抚刘锦棠、魏光焘先后派刘清和、郝永刚探敦煌古道，而清末之罗布淖尔情形始大白。清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陶保廉据刘清和等探查图说，述其大概云：“自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约一千二百七十里，至黑泥海子。”注云：“西北二十里咸滩，有废屋基。导者云：‘咸丰时此地亦为水，回民渔于此，今淤为咸地。’又西南三十里，黑泥海子，即罗布淖尔东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马难近；水咸有芦苇。四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据其所述，是刘清和等所经行者正当罗布淖尔之南。“黑泥海子”疑即喀拉库顺湖之意译。“芦花海子”皆为喀拉库顺西之小海子。由引导者所云“咸丰时有水，后淤为咸地”之语观之，是在咸丰以前水势较大，至同光以后遂渐干涸耳。又陶氏转录刘清和云：“罗布淖尔水涨时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据此，是较清乾隆间噶顺淖尔周三百里其情形已有不同。陶保廉又记由托克逊至婼羌道云：

……九十里和儿罕渡塔里木河，四十里七克里克庄，庄南涉水。[注云：于阗东之卡墙河（即车尔成河）东北流，至此会塔里木河]四十里罗布村。四境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称牢兰海，今回语曰喀喇布朗库尔（言黑风海子也），蒙古语曰罗布淖尔。

据其所述，是塔里木河水南流会车尔成河水，南积于婼羌之北，分为东、西两湖。陶氏记之甚详，并不因袭于西人之发见也。 ⁽²²⁾ 自陶氏之说出后，《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本此绘罗布淖尔于婼羌之北，民国初年参谋部之地图亦如此，北部仍绘一小海子名孔雀海，余尚未查出其根据，想为臆造。此中国清代及民国初年关于罗布淖尔记录及绘图变迁之大略也。盖当清人作《河源纪略》时，塔里木河水与孔雀河水俱东流，入北岸之罗布淖尔，即《纪略》所称“六大支水入淖尔”者是也。而南部之噶顺淖尔则西碛之水注之，虽不言车尔成河，而车尔成河亦当注入其中。故当时形成南北两海。此清乾隆以前事也。及刘清和前往调查时，则水道又变矣。时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水在阿拉竿会合后，不复东行；折而南流，又会车尔成河，会流东逝，形成两湖，如民国十年以前之形势。水既南行，故北部之淖尔遂日形干涸，又经风沙之侵袭，当时北部之淖尔，不得不截为无数小湖，即上文所举之喀拉库尔、阿拉克库尔，以及营盘西南之小海子，皆旧时罗布淖尔干涸后仅存之小积水池也。本地人相传“营盘西南宽广之平沙，本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此语极可玩味。吾人检查中国旧图自阿拉竿之东北、营盘之西南、铁干里克之东，表见一大块东西横长之咸壳低地，尚保存有残余之积水池若干个（参考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或可拟为旧时罗布淖尔之遗迹也。近者营盘海子已完全干涸，虽阿拉竿附近亦有积水，但不南行，亦渐干涸。而所谓喀拉库顺、喀拉布朗库尔者，将来或亦有干涸之虞矣。据此，是清代之罗布淖尔其地位与形势颇类唐时。不过唐时或为一海，而清代则为两海耳。（附图四）

综上所述，是罗布淖尔此次变迁，乃自隋唐以后之大变迁，不唯海水恢复两千年前之故道，而河流亦复两千年之旧河床矣。沧海桑田，不其然欤。总之，吾人现时所述，半由于推拟，但对于罗布淖尔之工作，为一无穷尽之工作，尚待吾人探查之处甚多，则吾人现在之所述，其真确如何，待吾人第三次、第四次……之考察，必可得一证明或修正。读者请拭目俟之可也。

四、罗布沙漠之移徙

关于罗布沙漠问题，中国古传记数有记述，近来东西人士赴罗布考察者，对于罗布沙漠记载亦详。但吾人检查古记载所述沙漠之位置与现在情形，颇不一致。故吾人拟本载记所述，推测其移转之情形，藉为研究海水迁移之旁证，想为读者所乐闻也。兹缕述于下，以作参考。

吾人试检查英国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及其附图，在楼兰遗址之西南，铁干里克以东，罗布村以北，一大片沙漠地带。据其所述，沿途为荒寂不毛之沙山沙谷。但同时在沙漠中间散布陶片铜钱及石器之类，显然古时为人类居住之地，而且干涸河渠纵横，则当时必有河水流行其间。吾人试检查记载，此一带为汉人屯田楼兰之区，且为孔雀河、塔里木河入海之孔道，不闻有沙碛。然则此沙碛何时移转于此，当为吾人研究之问题。

吾人试检《史记·大宛传》：“（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宛贵人所称之“盐水”，当即今之罗布淖尔，汉时称为盐泽，又称为蒲昌海。由于吾人上面所述，汉时盐泽之位置，即在今楼兰遗址之东北，土垠遗址之南。即在今罗布低地北部，库鲁克山南麓。时匈奴右部，在今哈密镇西一带。吐鲁番为古车师国，时役属于匈奴，而均在罗布淖尔之北，故云“出其北有胡寇”。又罗布淖尔之南，正为南道所经行，虽“贵人”不云有沙碛，只云“乏水草”，但吾人甚可解释：因有沙碛，所以乏水草。在塞外风沙弥漫地带，凡无水草之区，可能即为沙漠之区。况鄯善东与三陇沙相接，则其南部之沙漠，可能与三陇沙一致。又余于民国十九年，发掘罗布淖尔北部，在古烽火台遗址中掘拾汉简若干枚。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一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同时拾有黄龙元年木简，则所述为西汉时情形可知。时汉代南北两道均须经过楼兰。楼兰以西为汉代屯田之所。则所指之“沙版”，应在楼兰东南。即在敦煌之西，过三陇沙，直至鄯善之伊循城，即今密远，皆为沙漠。由是言之，是汉魏时之沙漠在罗布盆地东南部。民国十年前之喀拉库顺湖当时疑亦在沙漠之中。故当时南道虽开，但通行者甚少，或因此也。至罗布洼地东北部如何，疑均为盐壳地带，古与今同。《水经注》云：“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现根据斯坦因地图及吾人所踏查者，在涸海即今新海之东及东北。皆为盐壳地带，与《水经注》所述之龙城情形无殊。所述龙城，并非实有其城，皆指淖尔东北部被风剥蚀之土丘而言，本地人称为“雅尔当”。土丘鳞比，如城郭宫阙，蜿蜒迤逦于涸海之东北边缘。其形如龙，其状如城，故名龙城。《水经注》释龙城曰：“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则所述龙城即指剥蚀之土丘，在海之东北面，无可疑也。但若干土丘邻近山边者，固多属黄泥土层。但逼近海边，以余所见者，类分三层：上层为黄泥沙土，厚约二〇英尺至三〇英尺不等；中为沙粒层，外表僵结，内含流沙；下为盐层，《水经注》所谓“有大盐方如巨枕”是也。是由于古海之沉积物与沙泥僵结而成，或即冰河时期所遗留。至于最上层之黄土层，疑为后期之新沉淀物。由于吾人尝在土丘之平顶上检拾带绳纹之陶片及石器，且有若干墓穴，皆在黄土层与沙粒层之间。由遗物之证明，皆为两千年前所遗留，则土丘最上之黄土层在两千年前尚表现其活动能力，从可知也。及进入历史初期，因风水剥蚀而黄土层遂变为“余溜风吹”之龙城矣。此两汉以前之情形也。至于魏晋以后，地形当无较大变化。吾人根据历史所记及近来遗物之发现，楼兰故墟在魏晋时代，尚称繁荣。楼兰海虽渐南移，但亦无多大变迁。故其沙漠，当亦无迁移之迹，吾人根据法显所述可以知也。法显《佛国记》云：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

据此，是自玉门阳关以西至鄯善即今密远，皆为沙碛之地，与两汉无殊。至隋唐以后，则罗布情形有一剧烈之转变矣。今次述之。

吾人根据上文所述，罗布海水在隋唐时当移转于罗布西部，北岸在铁干里克之西南，阿拉干驿附近，南岸达喀拉库顺边缘，是海水已西南移矣。然则楼兰涸海情形如何，无疑已变为沙漠。吾人根据塞外经验，沙漠河流与居民尝有相互之关系：凡有居民之地，必有水草；凡无居民之地，此地必为戈壁或沙卤不毛之地。反之，地无水草，或成沙卤，人民亦必迁徙而去，此定例也。楼兰遗址在公元三七六年被放弃以后，迄今尚未恢复其繁荣，放弃之原因为何，吾人虽未获明文记载，但必与人为之关系及自然环境之变迁有关。盖自沮渠氏占据西域，北魏隋唐继之，其至西域通途，均行南道，而以鄯善与车师为中心。且鄯善与车师之交通线，疑亦由营盘辛地横断库鲁克山而至车师，鄯善与龟兹之交通线，则疑循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至库尔勒，转西行至龟兹。因此，汉魏以来以楼兰为中心之交通线久已不存在。则楼兰由北魏至隋唐是否有居民，成一问题。反之，鄯善、尉犁间则为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成河末流之所汇。则当时鄯善居民为水利之运用，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溉地，因此而使两河水道改变其方向，转东南流，停积于阿拉竿附近之低地，其势极可能。水既不复东流入楼兰海，则楼兰故海及其西南部变为沙漠，此必然之结果也。《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云：

盐泽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

据此，则隋唐时蒲昌海东及东南即楼兰遗址附近，完全为沙碛之地，与现情形相同。至十三世纪时，有物搦齐亚商人马可波罗经行西域，由罗布至沙州，第五六章记罗布沙漠情形云：

罗布是一大城，在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需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可供五十人至一百人暨其牲畜之饮。全沙漠可见此类之水至少有二十八处。

马可波罗为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人，所记当为宋元时事。罗布城据斯坦因推论，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则自婼羌以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矣，较隋唐时沙漠又向西南漫延也。故在宋元之际，不特汉蒲昌海沦于沙漠，即唐之蒲昌海亦有一部沦入沙漠，迫而使海水改变其形式。故至明清之际，罗布淖尔截为南北两海，而南部复被截为两湖，迫向南徙。故海水之变迁虽一因于河流之改道，而沙漠之向西及西南移徙亦有重大原因焉。总之，现在罗布西部之沙漠，决为后起之情形，两千年来已经过几许变迁矣。现海水既复两千年故道，汉代罗布东部景物，吾人睹其地形，尚能领略于万一。但鄯善之白屋，楼兰之屯地，以及注宾河河床，尚淹埋于西部之流沙中，均有待于吾人考古上之探寻也。

五、附论：河源问题

按黄河流贯中国，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发展，关系极巨。但源始于何山，流经何地，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为历来学人及旅行者考索焦思未获之问题。虽近因地形学之进步，交通之开辟，对于前人考思之悬案，有以判明其是非，但学术无止境，待后人解决之问题尚多。且此问题关涉罗布淖尔水道问题。余叙述罗布地形之后，对于前人苦心探寻之河源问题，按其时代之先后，略述梗概，以为读者之助焉。

1. 西域初源说

按黄河初源之说，首见于《禹本纪》及《山海经》，《史记·大宛传赞》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按《禹本纪》，其书不传，今但见《史记·大宛传赞》所引数语而已，未能窥其全豹。《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又《西山经》云：“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

按《山海经》，传为伯益所作，埋蕴岁久，编革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复经窜益，故不尽可据也。但河水出昆仑，潜入积石，为汉初普遍之传说。《淮南子·地形训》亦言：“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则与《山海经》所述，大致相同。但考《史记》 《汉书》所记，均言河水注泑泽，不云贯渤海。《山海经·西山经》又云“泑泽为河水之所潜”，与《海内西经》不无矛盾，则其所记必有一误。故述黄河初源，当以《史记》《汉书》为主也。

《史记·大宛传》云：“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按《大宛传》所述，为张骞使大夏还，具言于汉武帝者，今推张骞还汉路线，盖由大夏，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而为匈奴所得。大夏在今阿姆河南巴尔克一带，由此东行，必沿阿姆河上溯，过葱岭，经扜冞、于阗，而至罗布淖尔，不及青海，即为匈奴所获。则骞之所言，皆为及身所亲历者，当较可据。《大宛传》又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阿所出山，曰昆仑云。”此虽不言为张骞语，然以河源出于阗南山，汉史所言，必皆相同。虽后人有訾议张骞“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之语。但由实地考察所得，印度河与于阗河均发源喀喇昆仑山。于阗河出于其北，东北流。印度河出于其西，西南流。与张骞所言暗相符合。盖张骞使大夏还，过葱岭，传闻身毒等国，必已悉闻印度河源，与于阗河源之同出一山矣。故张骞使西域，虽非专为穷河源，而黄河初源之发见，则自张骞始也。故余叙述中国探察河源之历史，以张骞为第一次。然是时匈奴逼处于北，西羌间隔于南，时阻汉道，使张骞不能普遍考察，以明河水之所经行。说初源，仅及于阗河，说潜行，而不能实指其出于何地。非张骞之不智，盖亦环境迫使之然也。及李广利伐大宛，郑吉破车师，匈奴远遁，西域服从。宣帝为之设都护，元帝更置戊己校尉，西域之土地山川，道里远近，益近翔实。班固作《汉书》，为西域立专传，其叙述河源，亦较《史记》为精密。其说云：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原无千字依王念孙说补），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按其所述，以较《史记》，则详实多矣。班氏承西域交通大开之后，又亲至私渠海，其弟班超久留西域，记其闻见，参以档册，故能言之确凿可据也。盖新疆南部，有一大河，曰塔里木河。会合南北支水，东流入罗布淖尔。在北者，为喀什噶尔河，出于葱岭，东流。阿克苏河、库车河、海都河，均入焉。在南者，为叶尔羌河，出于昆仑山，东北流。和阗河、且末河，均入焉。班氏虽仅举两源，一为葱岭河，一为和阗河，盖举葱岭河，则北路诸水皆属之。举和阗河，则南路诸水皆属之。揭其大纲，去其枝叶，并非有意遗漏也。唯河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一语，颇启后人訾议。但说“皆以为”三字，则班氏不过略述当时一般人之推测而已，非班氏私意也。自班氏之说出，而后人之言河源者悉宗之。虽王肃、郑玄之注《尚书》，均以河水出昆仑为言。而邓展之注《史记》，不信河源出昆仑，而本《禹贡》“导河自积石”语，以为河源出于金城河关，即今河州之积石山也。但《说文》 《风俗通》 《广雅》皆云：“河出昆仑。”而高诱之注《淮南子》，郭璞之注《山海经》，所述皆同于《汉书》。以及应玚之《灵河赋》，成公子绥之《大河赋》，所述亦同。是黄河初源在西域之说，已普及于一般注释家，及文人矣。自魏晋以来，中原和西域交通时断时续，而商贾之贩运，僧侣之往来，仍不绝于途。关于西域地形，耳闻目验，记载亦富。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囊括群书，征引详赡，其述西域河流，核以现势，直同目验。盖郦氏所取者精，故所用亦宏也。然推其所本，亦不出于《史记》《汉书》与《山海经》所述之范围，而更加详密耳。故西域河流之说，在南北朝以前，均无异词也。

2. 青海河源说

自隋唐以后，吐谷浑、吐蕃迭据青藏，侵掠西域，东与中原交通，西与西域接触。在西北地理上之情形，渐趋明晰。隋大业中，平吐谷浑置郡设县，据《隋书地志》：“隋大业二年，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积石山。”又河源郡下云：“积石山河源所出。”是隋时已知河源在青海，但尚不知黄河之远源，而以河州之积石山，为河所自出矣。至唐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讨吐谷浑，据《新唐书·吐谷浑传》云：“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登汉哭山，战乌海，行空荒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柏海，据清人考证，谓即今之札凌、鄂凌两淖尔，丁谦并实指即今札凌湖。札，白也；凌，长也。柏，即白之转音。今云侯君集在札凌淖尔观河源，则黄河远源之发现，固始于侯君集也。又据《新唐书·吐蕃传》：“唐贞观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弄赞，弄赞率兵至柏海亲迎归国，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唐会要》云：“弄赞至柏海，亲迎于河源。”其所述方位与地形，大致与《吐谷浑传》略同。是黄河真源，出于札凌、鄂凌两淖尔东北之星宿海，唐初人已知之矣。故杜佑作《通典》取河源在吐蕃，力非西域初源之说，职是故也。但当时仅有口头之记述，而无河流经行之详细记载。故当时一般学人，犹持两端之见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一方面承认黄河经行大积石山，而以河州之山为小积石，但仍持由蒲昌海潜行地下之说。至唐长庆二年，穆宗遣薛元鼎使吐蕃盟会，并探河源，而黄河上源始得较详明之观念矣。

《新唐书·吐蕃传》云：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垒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河源其间。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浸狭，故称碛尾。元鼎所经，大略如此。

据《河源纪略》考证，紫山，即闷摩黎山，当为今之枯尔坤山，乃巴颜喀喇山、阿克塔齐沁、巴尔布哈山，三山并峙之总名。按枯尔坤，即昆仑之转音。明僧宗泐《望河源诗》，以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自记云：“番人呼黄河曰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按宗泐之抹必力赤巴山，当即闷摩黎山，摩黎即抹必力之对音，为河源之所自出。又称紫山者，疑为汉人所命名，指山色言也。与回人因山色黑，而呼为喀喇昆仑山，用义相同。且黑与紫颜色亦近似也。据此，是唐薛元鼎所见之河源，已知出于巴颜喀喇山矣。此中国第二次所探之河源也。自薛元鼎之说出后，一般人之说河源者，情形大变。若欧阳忞《舆地广记》，及元之马端临《文献通考》，踵随杜佑之说，皆主吐蕃之河源，而非西域之河源。历宋至元，其说未变。信如《元史·地理志》所云，世之言河源者，皆推本二家之说也。但唐宋以来，道路未尽通达，信使所过，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探其究竟。宋代幅员褊狭，凡河源经流之处，皆远隔西夏，非使节之所能通。故宋三百余年中，儒者所说河源，皆依据传闻，及唐人旧说，无所发挥。至元有中国，并及西疆，开道置驿，使骑往来，如行国中。自元至元二十七年，令笃实往穷河源，而黄河上源，遂臻详实矣。《宋史·河渠志》云：

元至元二十七年，令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河源在今西番朵思甘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度河。其水犹清，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色浊，绕昆仑之南，折而东注，复绕昆仑之北，自贵德西宁之境，至积石，经河州，入中国。

按此中国第三次所探之河源也。《宋史·河渠志》及《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皆出于潘昂霄《河源志》。盖自笃实穷河源后，潘昂霄从其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故潘氏《河源志》，乃记笃实穷河源之实录也。《宋史》修于元顺帝时，在笃实穷河源后，故其所述《河渠志》乃一循潘氏《河源志》，及朱思本《图说》而著录也。据其所述，星宿海，即《潘志》之火敦腊儿，清人译作鄂登他腊。哈喇海，即《潘志》之阿剌脑儿，清人译作哈勒罕，谓即今鄂楞淖尔。赤宾河，清人指呼兰河（即《宋志》之忽兰河），额德凌特淖尔诸水，皆为元之赤宾河。《宋志》之九度河，《潘志》称歧裂八九股水，名也孙斡伦，译言九度之意。清人指八九股水，即海尔吉入河之处，言有八九股水入河，并非一股为八九支也。《宋志》之昆仑山，《潘志》称为亦耳麻不莫剌山，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故又云大雪山。在朵甘思之东北，清人改译为伊拉玛博罗，即清人所称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即唐人所述之大积石山也。虽如清人之批评，止知有星宿海之河源，而不知星宿海以上始发之河源。但其叙述河源之所经行，已较唐人所记，更为详实矣。明代势力不及西陲，虽有一二僧侣关于河源之记载，然语不赅实，未可即据为典要。满清入主中夏，抚有西疆，及平准部，西北西南，悉归版图，乃又有第四次探河源之举。据《河源纪略》卷头语所云：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侍卫拉锡等，往穷河源，但至星宿海而止。及乾隆四十七年，后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据称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实系黄河上源。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十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崖石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据此所述，是较元人所探之河源，又上溯三百余里，而得其始源之所自出矣。清廷复令朝臣编为《河源纪略》一书，详记其事，而以御制诗文冠于篇首，世之言青海河源者，至清人而极矣。此中国第四次探河所得之结果也。

综观以上诸说，摄举大纲，不出二类。一以河源在新疆，塔里木河为其上源，至罗布淖尔，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此说出于《禹本纪》；《山海经》《史记》《汉书》及《水经注》等所述皆同，六朝以前，人悉主之。一以为河源在青海，源于巴颜喀喇山，穿星宿海，至积石。唐宋元明以来人悉主之。彼此争议，各执一词。但如《汉书》所述，潜行地下，其潜行之迹何如，《汉书》亦未详加解释。而元人之以星宿海为河源也，对于与西域河源有无关系，亦未加以料简。是皆元明以前人研究河源之疏略也。至清中叶，乘极盛之势，累遣专使探寻河源，乃于两者极端不同之中，觅出调和之法。以为河有两源：一为初源，在西域，出昆仑山；一为重源，在青海，出巴颜喀喇山之噶达素齐老峰。两者之如何联络，乃本《史记》《汉书》“潜行地下”一语，而求其经行之迹，此说俱详于《河源纪略·质实篇》所记。又罗布淖尔《东南方伏流沙碛图说》，叙述亦颇简明。今参酌其说，举其大要云：

河水自罗布淖尔伏流，以至阿勒坦郭勒重发之处，测其径度，约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随山曲折，东南激荡，当不止二千里而羸。昔人言盐泽之水，散入沙碛。盖东以诸山，导以诸沙，凝荟潜流，似散而非散也。故自噶顺淖尔、察罕得勒苏水、察罕托辉水，以至库库塞水，诸泉仰发，不一而足。其最大者，达布逊淖尔一支（以上《图说》语），西北望盐泽，八九百里，无连山之隔，东南窜入，直至拉布拉克岭，与青海相去，仅三十余里。此亦南山中断，大河伏地，从此流入之明证。前人仅知蒲昌海伏流入中国，而不知所以伏流者，为众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连山中断为沙碛，故河水得以潜入其间也。（并上《质实篇》按语）

据上所述，其解释罗布淖尔水潜行入青海之迹，颇为详明。尤其提出以沙碛伏流，证河流潜行之迹，比之前人纠缠于字纸堆中者，其方法较为进步矣。

自近五十年以来，世界交通日辟，新疆、青海并入内地，东西学者前往旅行颇不乏人。据其探测之结果，罗布淖尔高出海面约八五〇米。札凌海高出海面四二七〇米。河源之噶达素齐老峰，当然更高。故欧洲地学家，遂谓两者绝无相通之可能。但察清人叙述河流潜行之迹时，每谓“诸泉仰发”，是已知青海河源之高于罗布淖尔也。不过清人仍主张泉水可以仰流耳。盖清人所指黄河初源者，谓塔里木河，源于昆仑山。据斯坦因一九〇六年之探察叶尔羌河及支流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其通道之河谷，海拔在五五四七米以上。和阗河发源于昆仑主脉之最北部，海拔几达六〇九六米。昆仑山向东南绵延，平均高度为四五七二米至四八七七米。由是言之，是昆仑中支分出之巴颜喀喇山即为青海河源之所出者，仍较塔里木河河源之所出者为低。清人认塔里木河与青海河源有关，又须中经罗布低地，故有仰发之说也。但余于民国十八年赴新疆南路考察，历循塔里木河诸支水，由北道之海都河、库车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以至南道之叶尔羌河、和阗河，探源竟委，咸入塔里木河，而归于罗布淖尔。尤其探叶尔羌河源之所出，深入山中，寻其源委，本地人名山为喀拉达格。又有地名库尔伦，想为昆仑之转音。崖岸耸峙，壁成文理。或奇石接空，中通行人。或高峰围绕，内显平野。奇石怪木，非可言宣。阆风玄圃，不过状其山形景色而已。现喀什噶尔河水流中断，和阗河水，与克里雅河水，中入流沙，而大河之主流，现仅恃叶尔羌河，及海都河而已。阿克苏河与库车河，虽间有余水灌入大河，但非主流也。在民国十年以前，塔里木河水南流，与车尔成河水会东流入罗布淖尔，形成喀拉布朗库尔、喀拉库顺两湖，《河源纪略·质实篇》称：“罗布淖尔之南有噶斯淖尔，周广三百余里，为大河潜流伏见之第一迹。”按噶斯淖尔，《图说》作噶顺淖尔，当即今喀拉库顺之异名，实指一海。现海都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涸海，不复南流。车尔成河水流亦不长，故旧时之喀拉库顺，现已成涸湖。是噶顺淖尔之水，由于塔里木河流之浸入。河流改道，湖水即涸。是河流影响于水道，形迹至为显然。清人不察河流之所经行，讹言和阗以东，无一河流，故以噶顺淖尔水，为罗布海水之伏见，何其诬也。达布逊淖尔，余虽未亲往查勘，但据地图，达布逊淖尔所受之水，中隔峻岭，实与罗布淖尔所受之水无关。札凌、鄂凌两淖尔，更无论矣。故清人重源之说，亦未必尽然也。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