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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始形态的药物，如蛇胆、黄连等，入口不佳是不争的事实。在药品加工技术不发达的过去，人们为了对抗疾病导致的更大的苦头，宁可忍受这些药物带来的较小的苦头，实在是明智之举。但是，在胶囊或者糖衣片出现之后，各种苦头被伪装、包裹起来，服药时就不必再做皱眉、撇嘴、翻白眼等痛苦状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服仙丹般的优雅，左手持药，右手持水杯，一低头、一仰脖子之间，极苦之药就潜入腹中。病能不能治得好已在其次，反正良药已经到位，受虐过程已经完成，这颗心总算可以放下了。
相信一定有这样的性情中人，宁可病死也不服苦药。至少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有这样“宁为玉碎”的英雄气概，而成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慢慢长大，就难免沾染些委曲求全的习气，明知是苦头却硬要吃，虽然也是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但总免不了有苟且偷生的嫌疑。
有些好药是苦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好药都苦。甘草、罗汉果等，就甜得令人喜爱。“良药苦口”四字，潜藏着“只要是好药就苦”的暗示，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拿苦口良药做引子，是为了引出“忠言逆耳”的训诫。此言之流毒祸害，可以用惨烈二字来形容。
与良药苦口一样，忠言逆耳暗含忠言必然逆耳的谬论，被蒙蔽者于是就有了“语不伤人死不休”的抱负和行为。在中国古代，不少向封建统治者进言的人，只管自己所说的是不是逆耳的忠言，甚至只管是不是逆言（因为逆言必忠），而不管别人听不听得进去，以至于人头落地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父母对孩子。一些内心充满焦虑、全无幽默感的父母，一跟孩子说话就挑孩子的毛病，似乎不这样就显示不出自己爱孩子。最后，逆耳的忠言就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学习困难的孩子，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智力障碍导致的，绝大部分是父母和老师的不良态度“制造”的。这一点真的不难理解，一个成年人，应该算是“皮糙肉厚”了吧？但如果你的单位领导总给你用“忠言逆耳”的套路，你能够工作得好吗？孩子“细皮嫩肉”的，老在“逆耳忠言”的恶劣环境中生活，成绩不好已在其次，更严重的后果是人格都会变得猥琐和扭曲。
学生要取得好成绩，是很需要一点人格上的“狠劲”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试是对学生的智力和人格强度的双重考验。仅仅有好的智力，而没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是不可能面对老师处心积虑的“刁难”的，而逆耳忠言恰好会打压和破坏这股人格上的“狠劲”。
所谓逆言，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可能是恶意的。形式上的恶意已不必多言，一个“逆”字已经把令人不快的效果描述得干净彻底。内容上的恶则较为隐蔽。举个例子，同样内容的话，一个人可能会说得温和委婉，另一个人却说得声色俱厉，后者的话里多出来的情绪内容，实际上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积淀下来的，与他此时此刻所说的事件和针对的人物无关。如果他找件小事情，把这样的“积怨”以“忠言逆耳”的名义对封建君主发泄，这样的行为就有了一个现成的名字，叫作“找死”。
逆耳之言之所以不太被人听得进去，除了它可能暗含恶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对逆言对自己自尊和自信的攻击，任何人都有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倾向，保护的方式就是让这些逆言全不入耳。而温和的语言不会激活人的保护本能，所以能够更好地渗透到他人心中，并产生所希望的影响。
弗洛伊德说，自从精神分析创立以后，父母打孩子就不再有任何合理的借口了。“逆言”，其本质是对他人实施情感上的殴打，这比肉体上的殴打更恶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时期遭受“逆言”的情感虐待的人，成年后可能会自己对自己实施躯体虐待，如自残、酗酒、吸毒等等。这一点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恶言恶语中，他就会潜移默化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和有价值的人，所以他需要通过虐待自己来惩罚自己。从形式上来说，还有一种自虐的方式，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实际上杀人于无形，这就是司空见惯的自虐式工作——超长时间地工作、超负荷地工作。想想那些英年早逝的人，你就知道原来自杀也可以如此隐蔽和“光荣”，隐蔽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光荣”到千万人为他们的“自杀”叹息和喝彩。
如果一定要给“忠言逆耳”找个反义词，想来想去应该是“重话轻说”比较好。能够把重话轻说，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智慧。傻瓜大脑结构简单，无法对语言进行温和化的加工，说出来的话自然就逆耳。而且，聪明人都知道，温和的建议比恶言恶语更容易被人接受，使用明知道没有什么效果的方法，就像用筷子舀汤一样，也是智力至少在80分以下的表现。
二是勤快。懒人一懒百懒，不愿意费劲去多想，想什么就说什么要省事得多。
一个人的人际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语言制造的。如果一个人总是靠逆言处世，他的人际关系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而一个人如果总能重话轻说，那就意味着他时刻在呵护他人，作为回报，他也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