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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次的偷窃行为，就这样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开脱；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事对人不说也罢；不过我总觉得，我的动机总还有几分出于善心吧。
我既然再也不怕有人戳穿我的秘密，良心上便似乎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乔大嫂了。可是我爱乔，我当初所以爱乔，恐怕也说不出个特别的道理来，只是因为那位可爱的人肯让我爱他罢了，因此我一想起乔，内心就不那么容易心安理得了。我老是想着应当把这件事向他和盘托出（尤其是头一次看见乔到处找那把锉，就更加动了这个念头）。可是我到底没有说出来，只怕一说出来，他就会把我看得一文不值，其实，我倒并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就因为怕乔从此再也不信任我，怕我从今以后每天晚上只落得坐在炉子边上、朝着这位永远对我死了心的朋友干瞪眼，那种凄凉滋味太不好受，我便咬紧牙关不讲。我心里有了鬼，更不由得想入非非：如果让乔知道了，今后只要一看见他坐在炉边上摸弄着他那金黄色的颊须，我就只能认为他是在思量我这件事儿。我又顾虑到，如果让乔知道了，今后隔夜的菜肴、糕点端上桌来，只消乔对它溜上一眼，哪怕是毫不在意地溜上一眼，我也只能认为他是放心不下，要看看夜里我有没有进过伙食间。我还顾虑到，如果让乔知道了，今后一家人朝夕相处，哪一天乔喝起啤酒来嫌浓嫌淡，我就会想到他一定是认为酒里掺了柏油水，免不了要满面通红。一句话，先是太胆小，明知不该做的事却不敢不做；后来也还是太胆小，明知该做的事却不敢去做。那时候，我和外面社会还没有什么接触，尽管人世间多的是这样为人行事的人物，我却没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我简直是个无师自通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方式完全是自出心裁的。
那天回去，离开水牢船还没多远，我就困得不行了，乔便又让我趴在他背上，把我背回家去。他这趟路实在赶得太累了，这只要瞧瞧伍甫赛先生就有数：伍甫赛先生早已疲倦不堪，大发脾气，假使当时教堂大权在他手里，那他准会把这次赶去看热闹的人统统革除教籍，头两名就是乔和我，可惜他眼前不过是个俗人，因此只得拿潮湿的沼地出气，疯疯癫癫的，动不动就在沼地上一屁股坐下，于是，等他赶到我们家厨房里脱下外衣放在火炉上烤的当儿，只见他的裤子都湿透了——要是这种疯狂行径也有个死罪的话，这湿透的裤子就足以构成一项“间接证据”，把他送上绞台。
一到家，乔在厨房里把我放下来，我因为睡得正熟，突然给惊醒，闻到一股暖气，看见满屋灯光，又听到人声嘈杂，因此乍一着地，便像个小醉汉似的立脚不稳，险些摔了一跤。等我神志清醒（说到清醒，多亏姐姐在我两肩之间捶了一拳，大喝一声：“啊呀！天下竟会有这种孩子！”我这才好像服了一帖清凉剂似的清醒了过来）——等我神志清醒，听见乔正在向大家数说我认识的囚犯供认偷窃馅儿饼的经过，客人们都纷纷猜测那个囚犯究竟是如何来到我们伙食间里的。潘波趣先生在住宅四周仔仔细细察看了一下，断定那个囚犯是先攀上打铁间的屋顶，再来到我们住宅屋顶上，挂下一根用被单撕成的布条儿接成的绳子、从厨房烟囱里爬下来的。既然潘波趣先生一口咬定，加上他又是个有自备马车的人，高人一等，别人自然只得唯唯诺诺，同声附和。只有伍甫赛先生粗声怪嚷，力持异议，他人困马乏，力不从心，却还在那里有意作梗，只可惜他不能自圆其说，连一件装点门面的外套也没有，大家都不当他一回事；何况他背对火炉烤着身上的湿衣服，背后的潮气冒个不停，这副德行就更别想博得别人的信任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们谈的就是这些话。没过多久，姐姐好像看到我这副瞌睡蒙眬的神气在客人面前很碍眼，便一把揪住我，拖我上楼去睡觉。她蛮揪狠拖，弄得我好像穿了五十双靴子在楼梯上一路晃荡，一路绊撞。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产生了一种顾虑多端的心情，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这心情持续了好久好久，直到事过境迁，人们难得提起这件事，我才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