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和那个白面少年绅士打过一架以后，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十分不安。愈是想到那次打架，记起那位少年绅士一次又一次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脸上肿一块、红一块，就愈觉得自己是绝不会被白白放过的。我只觉得头上还沾着那个白面少年绅士的血迹，生怕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虽然说不上自己该当哪一条哪一款的罪，要受怎样的惩处，可是我心里却挺明白，乡下孩子万万不能在外面大摇大摆，撞到上等人家去，冲撞一个孜孜不倦的青年学子，否则就是自作自受，定会遭到严厉惩罚。我甚至接连几天不敢出家门一步，家里偶然派我出去干点儿什么，出门之前，也总是先要在厨房门口张望一番，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唯恐县监狱的警察会扑上来逮住我。我裤子上沾了那个白面少年绅士的鼻血，只好趁着夜深人静设法把这罪证偷偷洗掉。手指关节被那个白面少年绅士的牙齿碰破了，于是挖空心思，想出成千上万个想入非非的主意，准备万一被拖上法庭，也可以把这档子要命的事搪塞过去。

转眼又到了约定的日子，又要回到上次动武行凶的地点，这时我惊恐的心情也达到了顶点。伦敦法院特地派来的那批凶神恶煞会不会就埋伏在大门后面等着我呢？郝薇香小姐会不会因为我在她家里无法无天而要亲手报复呢，会不会穿着那身寿衣霍地站起身来，掏出手枪把我打死？会不会有人雇了一批无耻的小子——一大帮收买来的奴才——等在酒坊里，伺机一拥而上，把我活活打死？我对那个白面少年绅士的品质倒是深信不疑；我从不疑心他会参与这一类的报复行动，便是这一点的明证。怕只怕他家里人不明是非，看到他给打成那个样子而大动肝火，为了不辱没家声，要对我兴师问罪。

无论如何，郝薇香小姐家里我还是非去不可，我也终于去了。奇怪！上次打架的事并没有掀起一点风波。没有人提起，整座宅子里也找不到那个白面少年绅士的影儿。我一看花园的门照旧开着，便走进花园四处探寻，甚至还走到那座独立住宅的跟前，在窗口张望了一下，可是眼前突然一抹黑，原来里边窗板都上得严严的，一片死气沉沉。只有在上次打架的那个角落里还有些痕迹依稀可辨，可以证明那位少年绅士确有其人，绝非我白日做梦。这痕迹不是别的，就是他留下的一些斑斑血迹，我便随手掩上泥土，免得被人看见。

在郝薇香小姐的卧室和摆着长桌的那间屋子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楼梯平台，我看见平台上有一张推椅——下面装着轮子，可以从后面推着走。我上次就看见这张椅子摆在那里了；从这一天起，我就开始了一项固定的工作，那就是说，郝薇香小姐扶着我的肩膀走倦了，就坐在这张椅子上，让我推着她在卧室里兜圈子，然后穿过平台，又推到对面屋子里去兜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不断地这样循环往返，有时候要接连兜上三个钟头。渐渐的，我也弄不清到底推了多少个来回，只觉得反正多得数也数不清，因为就从那天起，规定我隔天一次，到中午就要去干一趟这样的差使，前后至少干了八个月到十个月之久。

我们一天比一天熟悉，郝薇香小姐跟我谈的话也愈来愈多了，她问到我学过些什么，将来打算干什么。我说，早晚要跟乔学打铁；还不厌其烦地告诉她，我什么都不懂，样样都想学；这样说，为的是希望她或许肯成全我、实现我的心愿。可是她并没有想要成全我的意思，看来反而巴不得我无知无识。她也不给我钱什么的，只是去一次就给我吃一顿，甚至也不提我给她干了活儿，她会给我工资。

艾丝黛拉没有一次不在场，没有一次不是她领着我进进出出，只是再也没有说过我可以吻她。有时候，她冷冰冰地勉强容忍着我，有时候，她纡尊降贵地来迁就我，有时候，她和我十分亲昵，有时候，却又咬牙切齿地说她恨我。郝薇香小姐老是问我：“匹普，你看她是不是愈长愈美啦？”有时候凑在我耳边悄悄问，有时候趁艾丝黛拉不在偷偷地问。我要是答应了一声“是的”（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她就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我和艾丝黛拉打牌时，她总是在一旁看着，艾丝黛拉的一喜一怒、一颦一笑，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一点一滴都要爱惜。有时候，艾丝黛拉的情绪千变万化，喜怒无常，简直弄得我不知怎么说才好，不知怎么干才对，这时候，郝薇香小姐就会把她当作心肝宝贝似的搂在怀里，在她耳边低声细语，好像在说：“我的宝贝，我的希望，你要揉得他们心碎，一定要揉得他们心碎，千万不可容情！”

记得乔打铁时，老爱哼一支歌，哼的是其中的几个片段，总是“克莱门老头儿、克莱门老头儿”地叠叠重重唱个没完。克莱门原是铁匠的守护神，用这种方式向他表示敬意，未免有欠郑重；不过我认为，克莱门老头儿和打铁匠的关系，这支歌倒是表达得恰到好处。歌是模仿打铁的节奏编制的；说不上有什么歌词，不过是铺垫一些字，反复引出克莱门老头儿这个人人敬仰的名字来。譬如这样一段：“孩子们来一块儿打哟——克莱门老头儿！打一锤来喝一声哟——克莱门老头儿！加油打呀，加油打——克莱门老头儿！臂膀粗呀，劲头大——克莱门老头儿！风箱拉得响，火苗照天亮——克莱门老头儿！风箱呼呼叫，火焰飞得高——克莱门老头儿！”

就在有了轮椅之后不久，有一天，郝薇香小姐突然不耐烦地挥挥手指跟我说：“得啦！得啦！得啦！唱个歌来听听吧！”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得一边推一边哼起这支小曲子来。偏巧这曲子很讨她喜欢，她也出神似的跟我一块儿低声哼起来，仿佛在睡梦中歌唱一般。从此以后，每当我推起轮椅，我们照例就要唱这支歌，艾丝黛拉也常常跟我们一起唱，不过我们都唱得很低，即使三个人合在一起唱，也抵不上这座阴森古老的宅子里最轻微的风声。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变成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性格怎么能不受影响呢？每次走出这些昏黄朦胧的屋子，来到光天化日之下，我岂止眼睛发花，连头脑都迷糊了，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关于那个白面少年绅士的事，我那天本当告诉乔，无奈以前信口胡说，撒下那些大谎，后来又向乔供了实情，如今倘再和他谈起这位白面少年绅士，他准会认为我上次胡扯了黑天鹅绒马车，这次又无非是给马车安排一位合适的乘客，因此我就一句也没有提起。再说，头一次谈论过郝薇香小姐和艾丝黛拉之后，我就怕人家再议论她们两个，这种顾忌后来越发一天强似一天。只有毕蒂我却完全信得过，我什么事都不瞒可怜的毕蒂。我认为不瞒她是理所当然，而毕蒂呢，不论我告诉她什么，她也都感到痛痒相关，当时我实在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现在我想是明白了。

这时厨房里正在开家庭会议；我本来就有了一肚子气，这一来更是火上添油，几乎忍不住要发作。原来潘波趣那蠢货常常在晚上赶来，跟姐姐讨论我的前途问题；老实说，可惜我力气小，拔不出潘波趣马车上的车辖，要不我就非拔了它不可（如今回忆起这件往事，依旧不感到很内疚）。这个下流种子就是那么冥顽不灵：他谈论我的前途非得让我待在他面前不可（好像把我当作个实验标本似的）；我在墙角里坐得好好的，他却往往一把揪住我的衣领，硬要把我从小凳上拖起来，拖到火炉的跟前，仿佛存心要把我烤熟似的，嘴里还说：“夫人，这孩子来啦！你一手带大的这个孩子来啦！孩子，抬起头来，对于一手带大你的人，你可永远要知恩感德。夫人，来谈谈这孩子的事吧！”然后又在我头上胡摸乱掠一阵，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幼年懂事以来，就从心眼儿里觉得谁也没有权利这样玩弄我。他让我站在面前不算，还要拉住我的袖管：他要我做出的这副低能儿的可怜相，只有他自己那模样才堪与媲美！

接着，他就和姐姐一搭一档，一唱一和，以郝薇香小姐做话题，尽说些没有意思的废话，胡乱猜测郝薇香小姐会拿我怎么办，会给我些什么好处。这些话常常使我难受无比，气得要哭出来，恨不得扑到潘波趣身上，把他从头到脚一顿狠揍。两人一谈开，姐姐每次提到我，就要数说我一顿，那劲头简直像在拔我的牙齿似的；而潘波趣呢，则一向以我的恩人自居，总是坐在那里用轻蔑的眼光瞅着我，仿佛我这一辈子的富贵荣华，全靠他为我擘画经营，谁料我倒不承他的情，反而叫他吃力不讨好。

乔从来不参加这些谈论。不过他们谈论时，总少不了要谈到他，因为乔大嫂早就看出乔是不愿意我离开铁匠铺的。按我的年龄来说，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跟乔做学徒了；因此，每当乔拿起拨火棍，心事重重地在炉格中间捅炉灰的时候，姐姐就要毫不含糊地把乔这种无辜的行为说成是有意反对的表示，就要猛然冲到乔的跟前，使劲把他乱摇一阵，夺下他手里的拨火棍，丢在一旁。这种讨论，没有一次不是以极不痛快的结局收场的。姐姐往往在谈到难乎为继时，便顿时哈欠连连，好像无意中突然看见了我似的，猛扑到我跟前，向我吆喝道：“好啦！你也叫人够受的啦！还不赶快去睡觉！一晚上为你操心还操得不够吗！”明明是他们折磨得我连命也快没有了，倒反咬我一口，好像是我死乞白赖求他们来折磨我！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好久；本来以为还得这样继续过上好久，不料有一天，郝薇香小姐正扶着我的肩膀，跟我一块儿走着，忽然间她停了下来，颇不乐意地说：

“你长高了不少啦，匹普！”

我若有所思地瞥了她一眼，觉得最好还是用这个办法向她委婉表示：这恐怕不是我自己做得了主的吧。

她当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一转眼工夫又停下来瞅着我了；没多久，又瞅了我一次；第三次瞅过我以后，她便显得愁眉苦脸，怫然不悦。下一次我去侍候她，照常陪她走了一阵，刚刚把她护送到梳妆台跟前，她就又不耐烦地挥挥手指，叫我留一留。

她说：“把你那个铁匠的名字再给我说一遍。”

“他叫作乔·葛吉瑞，小姐。”

“你就打算跟那位师傅做徒弟吗？”

“是的，郝薇香小姐。”

“你还是马上就去跟他学手艺。你看葛吉瑞肯不肯带着你们的师徒合同，上这儿来一次？”

我说，如果请他来，他准会认为这是无上的荣幸。

“那就请他来一次吧。”

“要不要跟他约个日子，郝薇香小姐？”

“得啦，得啦！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日子不日子。反正叫他快点儿来，跟你一块儿来就是。”

晚上回到家里，向乔转达了这个口信，姐姐一听之下，立即暴跳如雷，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还要吓人。她责问我和乔是不是把她当作门口的鞋擦，任意踩在脚底下？我们有多大的胆子，竟敢这样对待她？她倒要请问我们，如果她不配去这样的府上做客，那她配去什么样的人家呢？她滔滔不绝地发出这一连串责问以后，就拿起一盏蜡烛台朝着乔扔过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拿出畚箕——这畚箕永远是个十分不祥的预兆——围上粗布围裙，狠命地打扫起来。干扫还不满足，又提来一桶水，拿了地板擦子来擦洗，弄得我们在屋子里待不住，只得站在后面院子里发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敢偷偷溜进屋去；姐姐一看见乔，就责问他当初为什么不娶个女黑奴？可怜的乔没有回嘴，他只是站在那里，一边摸着颊须，一边无精打采地望着我，意思仿佛是说：真的，当初要是娶个女黑奴，恐怕就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