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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路的时候，我曾在他家过夜。那儿有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了便于传播福音，他把布道所修建在了城门外的小山冈上。甫一见面，我就注意到他品位不凡。按照惯例，传教士的住处往往显得市井气十足，其陈设布局甚至可以说是俗不可耐。客厅里散发出无人居住的氛围，四周都糊上了大红大绿的壁纸，墙上则挂着箴言录，还有催人感伤的复制版画——它们描摹的不是《灵魂的觉醒》，就是卢克·菲尔德
的《医生》——如果这名传教士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或许你还能看到几幅用红色硬纸装裱好的贺年卷轴。地板中央是一块布鲁塞尔绒毯，上面的家具类型因人而异：美国来的牧师会选择较为舒适的摇椅；而英国来的，则偏爱在壁炉旁摆两只硬木扶手椅。此外，沙发的位置也不合时宜，好像存心要将访客拒之门外，不过单凭那种难看的式样，想必足以使人望而却步。室内明暗交织，窗帘由蕾丝织成，朦胧中透出些许光亮。几张桌子零星分布在四周，上面立着相框等种种物品，以及若干现代瓷器。相较而言，餐厅看上去倒更常用，但里面却塞进来一张大餐桌，因此空余地方便所剩无几了。你坐在那儿吃饭，稍不留神很容易被挤到壁炉中去。然而，说起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那完全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书籍从脚下堆到了天花板，桌面的文件简直凌乱不堪，窗帘用的是墨绿色布料，壁炉前飘扬着藏族的经幡。不仅如此，壁炉架上还陈列着一排藏传佛教造像。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你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可真像是来到了某个学院的办公室啊。”我说。
“你是这么想的？”他答道，“我曾经在奥利尔学院
，做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导师。”
我猜他应该快有五十岁了，身材高大，体形虽还没有发福，但也算保养得不错；脸色红润，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如果外貌能显示性格，那么人们肯定以为他是个积极乐观的家伙，不仅爱开玩笑、善于交际，而且容易相处、温厚随和。然而一旦与其目光相接，你便会感到惴惴不安：那双眼睛既凝重又毫无笑意，它们折射出来的神情，我想只能用“不胜其扰”才能解释得通。正因如此，我不禁怀疑，自己此番造访是否选错了时机，也许他需要专心致志，才能处理好手头上的麻烦问题。可是没来由地，我总觉得这远非一时流露的神色，而分明是长年受煎熬的结果，至于个中缘由，我还不得而知。他脸上显出焦虑的样子，不明就里的人看了，定会以为是心脏病的某种症状。他变着话题同我闲聊，随后说：
“我听见我妻子回来了，咱们去客厅怎么样？”
我跟在他身后走进客厅，经过介绍认识了他的妻子。这位夫人体格瘦小，戴着金丝边眼镜，行为举止颇为腼腆。与她的丈夫相比，她显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传教士大都具有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常常靠践行上帝的律法来宣扬各种美德。与此同时，他们又多半缺乏那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良好教养”的品质。在他们中间，或许圣徒辈出，但很少有人配得上绅士之名。此时我突然意识到，温格罗夫先生是位绅士，因为他的妻子说起话来语调粗俗，明摆着不是什么淑女。客厅布置得十分讲究，反映出主人的闲情雅趣，这是我在其他传教士的住所里不曾见过的。室内铺着中国地毯，墙都粉刷成黄色，不仅悬挂着几幅中国古画，还陈列着两三块明代瓷板，给单调的背景平添一抹亮色。客厅中央有张精雕细刻的紫檀木桌，上面放着一尊白瓷塑像。出于礼貌，我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恭维话。
“我自己就不怎么喜欢这些个中国玩意儿，”女主人接过话头，风风火火地说，“但温格罗夫先生对它们可是迷得不得了。我要是能做主，就把它们全都扔个干净。”
我哑然失笑，倒不是因为被这番话逗乐了，紧接着，又注意到温格罗夫先生的眼神有些异样。只见那目光中闪过一丝冷冰冰的恨意，虽然转瞬即逝，却直教我大惊失色。
“亲爱的，要是你不喜欢它们，我们就不要好了，”他温柔地说，“可以把它们全收起来。”
“哎呀，只要你看了开心，我无所谓的。”
我们开始谈论这次的旅行。其间，我碰巧问起温格罗夫先生，他有多久没回英格兰了。
“十七年。”他说。
我很诧异。
“不过我想，你不是每隔七年就有一年的假期吗？”
“没错，可我就是不愿回去。”
“温格罗夫先生觉得，像你说的那样离开一年，对开展传教工作有害无益，”他的妻子解释道，“当然喽，我也不想丢下他独自回国。”
我很好奇，他是如何想到要来中国的。那些虔诚的信徒，想必都曾在生命里的某个时刻接受了神的召唤，这才毅然决然远赴异国传教，其中的细节实在是令我着迷。你不用费心，就能找到不少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他们很乐意把感召的具体内容说给你听，只不过，你须留意故事背后的深层意蕴，否则单凭他们的一面之词，你很难就此话题形成什么自己的看法。然而，温格罗夫先生却不是这样，我认为无论你用什么方法，直接还是间接，都无法让他吐露心迹，同你分享那种隐秘的精神体验。看得出来，他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十分认真。
“这里还有别的外国人吗？”我问他。
“没有。”
“如此生活，肯定很寂寞吧。”我表示。
“要我说，这正合我意。”他看着墙上的画回答道，“他们来中国无非是为了赚钱，而且你也明白”——说到这里他笑了笑——“生意人和传教士之间向来接触得不多，也谈不上有什么交集，更不用说商贸之徒大都见识浅薄，所以没有他们聚在周围，倒不见得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况且你知道，我们当然并非真有那么孤单。”温格罗夫太太接着说，“这儿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两名福音教派牧师、两名教书的年轻女士，以及正在上学的孩子。”
茶点端上来了，我们继续漫无目的地闲聊。从交谈时的种种迹象看，温格罗夫先生似乎有点勉为其难，我也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烦躁不安的情绪。客人面前，他无疑想尽量显得热情些，因此不仅举止得体，态度也分外和蔼可亲，但我还是觉察出一丝不情不愿的意味。我故意把话题引向牛津，接着谈到几位他可能认识的朋友，可他却兴致索然，没有想要多说几句的意思。
“我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说，“同认识的人也都断了联系。我们到这儿来传教，就要费尽心力做许多繁重工作，完全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他言之凿凿，而我却认为有些夸张，遂评论道：
“嗯，你看你有那么多书，我想的确得花费不少时间才能读得完啊。”
“我很少读书。”他陡然提高音调回答，从那生硬的语气中我已经听出来他失态了。
我很纳闷，此人委实有些古怪。最后，他开始评论起中国人来，我想这大概在所难免。温格罗夫太太谈及中国老百姓的情况，其基本观点，无非是认为他们喜欢撒谎，不值得信任，生性残忍，而且肮脏邋遢，不过在东方仍能瞥见微弱的曙光；尽管到目前为止，传教事业还没出现非常显著的效果，然而未来毕竟可期。这里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些旧日神明，以文治国的权力机制也早就崩溃瓦解了。总之，她的态度满是怀疑与反感，当然亦不乏几许乐观向上的成分。虽说温格罗夫太太的苛评颇多，但她丈夫总会从别处对这类言论加以缓和。相比之下，温格罗夫先生更看重中国人的优良品质，如孝顺父母、爱护子女等与生俱来的美德。
“谁要想讲中国人的坏话，温格罗夫先生可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妻子说，“理由很简单，他爱他们。”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他说，“你穿行在那些拥挤的街巷中，肯定会对这类特点印象深刻。”
“我相信，温格罗夫先生从没留意过路上的气味呢。”他妻子笑着说。
这时有人敲门，随后走进来一名年轻的女子。她看上去应该是本地教徒，穿着长裙，没有裹脚，满脸畏缩而愠怒的神色。她对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则碰巧瞧见了温格罗夫先生面部变化的表情。当他注意到这名女子时，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全身上下显出极为厌恶的样子，仿佛闻到了某种令人恶心欲吐的臭气，以致眼耳口鼻都不得不扭曲变形；紧接着，他那异样的神态，顷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随即抽动嘴唇向外咧开，想努力挤出愉快的笑容，然而此举毕竟过于刻意，结果只是露出一副受尽折磨的苦相。我看着他，心中兀自惊奇不已。温格罗夫太太说句“抱歉”，随即便起身离开了客厅。
“她是我们这儿的老师，”温格罗夫先生解释说，用的还是先前那种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的生硬语调，“她十分难得。我对她非常信任。她的人品很好。”
虽然很难说清楚原因，但就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我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发现，就他本人而言，不论怎么决意要自己喜欢什么，他都会打心底里对其表示反感，也就是说，他的意志与灵魂毫不相容。我激动万分，那种体验犹如勘探未知世界，跨越艰难险阻才遇上某处意料之外的新天地。他苦恼的眼神，不自然的腔调，表达赞美时的谨慎与克制，以及周身散发的四面楚歌般的气息，它们统统在自我辩解：不管他说过什么，其实他恨死中国人了，比起这种深及骨髓的敌意，他妻子的那点不满情绪根本就微不足道。他行走在城内人潮汹涌的街道上，顿时感觉痛不欲生；他对传教士的生活讨厌透顶；他的灵魂，就像那些苦力红肿发炎的肩膀，被扁担压得伤口溃烂、鲜血直流。他不愿意回家，是因为受不了再次见到曾经无比珍视的一切；他不愿意读书，是因为文字会让他想起自己早年热切爱慕的生活；或许他也是出于类似目的，才会选择与粗俗女子结婚，这样就能更加决绝地，同他全部天性所渴望的那个世界告别。他犹如一名殉道者，带着满腔愤怒的激情，奉献了自己饱受煎熬的灵魂。
我尽量想弄明白，他怎么会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我认为，他在牛津居住了很多年，对那里安逸的生活乐此不疲；他也喜爱学院安排的工作，平日里不仅有好友及书籍相伴，空闲时还能去法国和意大利度假。他心满意足，只想就这样度过余生，除此之外便别无所求。我不得而知，他心中逐渐出现了何种莫名的情愫，但受其影响，他不由觉得自己这辈子实在是窝囊懒惰至极。我想他一直都十分虔诚，或许某个信念，很久以前就根植于他幼小的灵魂中，如今虽然早已消失在脑海，却依旧能从内心深处让他耿耿于怀：即使是上帝，也难免会嫉妒眼红，容不得自己的子民在尘世间安居乐业。我想他对那时生活非常满意，以致不由得生出怀疑的念头，认为这样过日子实属罪孽深重。自此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陷入重重焦虑而无法自拔。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他开动脑筋想到的结果，都会使其紧绷的本能惊得发颤，生怕遭受永恒的报应。我不知道，他究竟因何有了来中国的想法，但起初他肯定表现得极不情愿，甚至粗暴地决定，要将其置于脑后不予理睬。可是这个计划却时刻萦绕在左右，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或许他难以忘怀的，正是自己那种异常激烈的抵触情绪。在我看来，他嘴上说不去中国，可心中又寻思着还是得去，因为上帝始终在其身后，不管他藏到哪里都无济于事。他可以据理力争，却解不开精神的枷锁，最后不得已只好向命运屈服。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和他见面，也没有时间，进行普通的交际应酬，因此无法等到彼此足够熟悉了，才冒昧谈及更加私密的话题。我抓住机会，趁着眼下还没有旁人，赶忙问道：
“告诉我，如果中国人始终拒不接受基督教，你是否相信他们注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万劫不复吗？”
我贸然质疑他，肯定显得既粗鲁无礼又不知轻重，因为他抿紧了嘴唇，俨然一副倚老卖老的模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回答了我。
“任何熟读福音书全部教义的人，势必都会得出你所说的结果。至于那些执意反驳这种推断的人，任凭他们怎么引经据典，也很难找到哪句话语，能同耶稣基督清晰有力的证言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