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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忧惧

赶路的时候,我曾在他家过夜。那儿有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了便于传播福音,他把布道所修建在了城门外的小山冈上。甫一见面,我就注意到他品位不凡。按照惯例,传教士的住处往往显得市井气十足,其陈设布局甚至可以说是俗不可耐。客厅里散发出无人居住的氛围,四周都糊上了大红大绿的壁纸,墙上则挂着箴言录,还有催人感伤的复制版画——它们描摹的不是《灵魂的觉醒》,就是卢克·菲尔德 的《医生》——如果这名传教士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或许你还能看到几幅用红色硬纸装裱好的贺年卷轴。地板中央是一块布鲁塞尔绒毯,上面的家具类型因人而异:美国来的牧师会选择较为舒适的摇椅;而英国来的,则偏爱在壁炉旁摆两只硬木扶手椅。此外,沙发的位置也不合时宜,好像存心要将访客拒之门外,不过单凭那种难看的式样,想必足以使人望而却步。室内明暗交织,窗帘由蕾丝织成,朦胧中透出些许光亮。几张桌子零星分布在四周,上面立着相框等种种物品,以及若干现代瓷器。相较而言,餐厅看上去倒更常用,但里面却塞进来一张大餐桌,因此空余地方便所剩无几了。你坐在那儿吃饭,稍不留神很容易被挤到壁炉中去。然而,说起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那完全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书籍从脚下堆到了天花板,桌面的文件简直凌乱不堪,窗帘用的是墨绿色布料,壁炉前飘扬着藏族的经幡。不仅如此,壁炉架上还陈列着一排藏传佛教造像。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你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可真像是来到了某个学院的办公室啊。”我说。

“你是这么想的?”他答道,“我曾经在奥利尔学院 ,做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导师。”

我猜他应该快有五十岁了,身材高大,体形虽还没有发福,但也算保养得不错;脸色红润,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如果外貌能显示性格,那么人们肯定以为他是个积极乐观的家伙,不仅爱开玩笑、善于交际,而且容易相处、温厚随和。然而一旦与其目光相接,你便会感到惴惴不安:那双眼睛既凝重又毫无笑意,它们折射出来的神情,我想只能用“不胜其扰”才能解释得通。正因如此,我不禁怀疑,自己此番造访是否选错了时机,也许他需要专心致志,才能处理好手头上的麻烦问题。可是没来由地,我总觉得这远非一时流露的神色,而分明是长年受煎熬的结果,至于个中缘由,我还不得而知。他脸上显出焦虑的样子,不明就里的人看了,定会以为是心脏病的某种症状。他变着话题同我闲聊,随后说:

“我听见我妻子回来了,咱们去客厅怎么样?”

我跟在他身后走进客厅,经过介绍认识了他的妻子。这位夫人体格瘦小,戴着金丝边眼镜,行为举止颇为腼腆。与她的丈夫相比,她显然来自不同的阶层。传教士大都具有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常常靠践行上帝的律法来宣扬各种美德。与此同时,他们又多半缺乏那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良好教养”的品质。在他们中间,或许圣徒辈出,但很少有人配得上绅士之名。此时我突然意识到,温格罗夫先生是位绅士,因为他的妻子说起话来语调粗俗,明摆着不是什么淑女。客厅布置得十分讲究,反映出主人的闲情雅趣,这是我在其他传教士的住所里不曾见过的。室内铺着中国地毯,墙都粉刷成黄色,不仅悬挂着几幅中国古画,还陈列着两三块明代瓷板,给单调的背景平添一抹亮色。客厅中央有张精雕细刻的紫檀木桌,上面放着一尊白瓷塑像。出于礼貌,我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恭维话。

“我自己就不怎么喜欢这些个中国玩意儿,”女主人接过话头,风风火火地说,“但温格罗夫先生对它们可是迷得不得了。我要是能做主,就把它们全都扔个干净。”

我哑然失笑,倒不是因为被这番话逗乐了,紧接着,又注意到温格罗夫先生的眼神有些异样。只见那目光中闪过一丝冷冰冰的恨意,虽然转瞬即逝,却直教我大惊失色。

“亲爱的,要是你不喜欢它们,我们就不要好了,”他温柔地说,“可以把它们全收起来。”

“哎呀,只要你看了开心,我无所谓的。”

我们开始谈论这次的旅行。其间,我碰巧问起温格罗夫先生,他有多久没回英格兰了。

“十七年。”他说。

我很诧异。

“不过我想,你不是每隔七年就有一年的假期吗?”

“没错,可我就是不愿回去。”

“温格罗夫先生觉得,像你说的那样离开一年,对开展传教工作有害无益,”他的妻子解释道,“当然喽,我也不想丢下他独自回国。”

我很好奇,他是如何想到要来中国的。那些虔诚的信徒,想必都曾在生命里的某个时刻接受了神的召唤,这才毅然决然远赴异国传教,其中的细节实在是令我着迷。你不用费心,就能找到不少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他们很乐意把感召的具体内容说给你听,只不过,你须留意故事背后的深层意蕴,否则单凭他们的一面之词,你很难就此话题形成什么自己的看法。然而,温格罗夫先生却不是这样,我认为无论你用什么方法,直接还是间接,都无法让他吐露心迹,同你分享那种隐秘的精神体验。看得出来,他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十分认真。

“这里还有别的外国人吗?”我问他。

“没有。”

“如此生活,肯定很寂寞吧。”我表示。

“要我说,这正合我意。”他看着墙上的画回答道,“他们来中国无非是为了赚钱,而且你也明白”——说到这里他笑了笑——“生意人和传教士之间向来接触得不多,也谈不上有什么交集,更不用说商贸之徒大都见识浅薄,所以没有他们聚在周围,倒不见得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况且你知道,我们当然并非真有那么孤单。”温格罗夫太太接着说,“这儿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两名福音教派牧师、两名教书的年轻女士,以及正在上学的孩子。”

茶点端上来了,我们继续漫无目的地闲聊。从交谈时的种种迹象看,温格罗夫先生似乎有点勉为其难,我也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烦躁不安的情绪。客人面前,他无疑想尽量显得热情些,因此不仅举止得体,态度也分外和蔼可亲,但我还是觉察出一丝不情不愿的意味。我故意把话题引向牛津,接着谈到几位他可能认识的朋友,可他却兴致索然,没有想要多说几句的意思。

“我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说,“同认识的人也都断了联系。我们到这儿来传教,就要费尽心力做许多繁重工作,完全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他言之凿凿,而我却认为有些夸张,遂评论道:

“嗯,你看你有那么多书,我想的确得花费不少时间才能读得完啊。”

“我很少读书。”他陡然提高音调回答,从那生硬的语气中我已经听出来他失态了。

我很纳闷,此人委实有些古怪。最后,他开始评论起中国人来,我想这大概在所难免。温格罗夫太太谈及中国老百姓的情况,其基本观点,无非是认为他们喜欢撒谎,不值得信任,生性残忍,而且肮脏邋遢,不过在东方仍能瞥见微弱的曙光;尽管到目前为止,传教事业还没出现非常显著的效果,然而未来毕竟可期。这里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些旧日神明,以文治国的权力机制也早就崩溃瓦解了。总之,她的态度满是怀疑与反感,当然亦不乏几许乐观向上的成分。虽说温格罗夫太太的苛评颇多,但她丈夫总会从别处对这类言论加以缓和。相比之下,温格罗夫先生更看重中国人的优良品质,如孝顺父母、爱护子女等与生俱来的美德。

“谁要想讲中国人的坏话,温格罗夫先生可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妻子说,“理由很简单,他爱他们。”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他说,“你穿行在那些拥挤的街巷中,肯定会对这类特点印象深刻。”

“我相信,温格罗夫先生从没留意过路上的气味呢。”他妻子笑着说。

这时有人敲门,随后走进来一名年轻的女子。她看上去应该是本地教徒,穿着长裙,没有裹脚,满脸畏缩而愠怒的神色。她对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则碰巧瞧见了温格罗夫先生面部变化的表情。当他注意到这名女子时,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全身上下显出极为厌恶的样子,仿佛闻到了某种令人恶心欲吐的臭气,以致眼耳口鼻都不得不扭曲变形;紧接着,他那异样的神态,顷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随即抽动嘴唇向外咧开,想努力挤出愉快的笑容,然而此举毕竟过于刻意,结果只是露出一副受尽折磨的苦相。我看着他,心中兀自惊奇不已。温格罗夫太太说句“抱歉”,随即便起身离开了客厅。

“她是我们这儿的老师,”温格罗夫先生解释说,用的还是先前那种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的生硬语调,“她十分难得。我对她非常信任。她的人品很好。”

虽然很难说清楚原因,但就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我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发现,就他本人而言,不论怎么决意要自己喜欢什么,他都会打心底里对其表示反感,也就是说,他的意志与灵魂毫不相容。我激动万分,那种体验犹如勘探未知世界,跨越艰难险阻才遇上某处意料之外的新天地。他苦恼的眼神,不自然的腔调,表达赞美时的谨慎与克制,以及周身散发的四面楚歌般的气息,它们统统在自我辩解:不管他说过什么,其实他恨死中国人了,比起这种深及骨髓的敌意,他妻子的那点不满情绪根本就微不足道。他行走在城内人潮汹涌的街道上,顿时感觉痛不欲生;他对传教士的生活讨厌透顶;他的灵魂,就像那些苦力红肿发炎的肩膀,被扁担压得伤口溃烂、鲜血直流。他不愿意回家,是因为受不了再次见到曾经无比珍视的一切;他不愿意读书,是因为文字会让他想起自己早年热切爱慕的生活;或许他也是出于类似目的,才会选择与粗俗女子结婚,这样就能更加决绝地,同他全部天性所渴望的那个世界告别。他犹如一名殉道者,带着满腔愤怒的激情,奉献了自己饱受煎熬的灵魂。

我尽量想弄明白,他怎么会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我认为,他在牛津居住了很多年,对那里安逸的生活乐此不疲;他也喜爱学院安排的工作,平日里不仅有好友及书籍相伴,空闲时还能去法国和意大利度假。他心满意足,只想就这样度过余生,除此之外便别无所求。我不得而知,他心中逐渐出现了何种莫名的情愫,但受其影响,他不由觉得自己这辈子实在是窝囊懒惰至极。我想他一直都十分虔诚,或许某个信念,很久以前就根植于他幼小的灵魂中,如今虽然早已消失在脑海,却依旧能从内心深处让他耿耿于怀:即使是上帝,也难免会嫉妒眼红,容不得自己的子民在尘世间安居乐业。我想他对那时生活非常满意,以致不由得生出怀疑的念头,认为这样过日子实属罪孽深重。自此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陷入重重焦虑而无法自拔。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他开动脑筋想到的结果,都会使其紧绷的本能惊得发颤,生怕遭受永恒的报应。我不知道,他究竟因何有了来中国的想法,但起初他肯定表现得极不情愿,甚至粗暴地决定,要将其置于脑后不予理睬。可是这个计划却时刻萦绕在左右,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或许他难以忘怀的,正是自己那种异常激烈的抵触情绪。在我看来,他嘴上说不去中国,可心中又寻思着还是得去,因为上帝始终在其身后,不管他藏到哪里都无济于事。他可以据理力争,却解不开精神的枷锁,最后不得已只好向命运屈服。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和他见面,也没有时间,进行普通的交际应酬,因此无法等到彼此足够熟悉了,才冒昧谈及更加私密的话题。我抓住机会,趁着眼下还没有旁人,赶忙问道:

“告诉我,如果中国人始终拒不接受基督教,你是否相信他们注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万劫不复吗?”

我贸然质疑他,肯定显得既粗鲁无礼又不知轻重,因为他抿紧了嘴唇,俨然一副倚老卖老的模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回答了我。

“任何熟读福音书全部教义的人,势必都会得出你所说的结果。至于那些执意反驳这种推断的人,任凭他们怎么引经据典,也很难找到哪句话语,能同耶稣基督清晰有力的证言相提并论。” W4tA7BTW0RrqQTAFMifVd0Vyit0Kezlc7uCkQI/rM4VcOuFA4ihQv+RRNT9J7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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