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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一、传习录

《传习录》是王守仁的弟子们记录老师的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所谓“传”,是从老师传授下来的。“习”是把承受的“传”来熟习。《传习录》题名的取义,就是从这上头来的。最先做这工作的是徐爱,他是守仁最得意的弟子,可惜早死。薛侃得他的遗稿,在虔刊行,是正德十三年(1518)事,守仁四十七岁。后南大吉续刻于越,增入他自己及同门收集的守仁的论学书信,时在嘉靖三年(1524),守仁五十三岁。今本《传习录》共分三卷: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记。中卷是论学书信。下卷是好几个门人所记,钱德洪所编定。据钱德洪跋文,末书嘉靖丙辰(1556),其时距守仁的死已二十多年了。中卷也经德洪增损,又改为问答体,看他的题记可以知道。

二、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父名华,字德辉,成化辛丑进士,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幼年读书,问塾师说:“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守仁觉得疑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他的父亲听见了,笑说:“汝欲做圣贤耶?”年十五岁,游览居庸三关。边塞的风物,防御的设备,给予他深深的印象,因而引起经略四方的志愿。十八岁,谒娄谅于广信。娄谅是一位笃实的儒者,给他讲宋儒“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可学而至。于是开始做格物的工夫,遍求朱熹的遗书来读。一天,忽然想起儒者所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对着庭中竹子去“格”,要沉思出它的理。结果是一点理也没有悟得,反而患了病。便相信圣贤自有定分,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因此改做辞章之学。二十六岁,再到京师。其时边报很急,他受着影响,博览兵家的书籍,但是不多时就烦闷起来,以为辞章艺能都不足以通至道;要想访求有益的师友,又很少碰到。心头郁悒不得开展,旧病重又发作。偶然从道士谈及养生,便想遗世入山。二十八岁举进士,赐观政工部。其时边患很厉害,他上边务八事,说得非常剀切。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奉命录囚江北,多所平反。事罢复命,见京中一班旧友专治诗古文辞,互矜才名,因叹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就告病归越,筑室于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不多时悔悟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重又屏去。可是学道的念头并没有抛却,总想脱离世俗,飘然远去,只因舍不得祖母同父亲,因循不决。好久,忽又觉悟,以为“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于是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回过来又想入世。青年期的王守仁,到这里差不多成一段落。在这个段落里,他努力地追求,总想得到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把全生命沉浸在里头。这样厌倦了换那样,那样不满足又另换一样,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他样样都来。但是没有一样足以使他安身立命的,都只报答他一个烦闷。

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试录都出他的手笔。从此,世人方才知道他的经世之学。明年到京,对于时下沉溺于辞章记诵的一般人竭力提撕,教他们做修养身心的工夫,立下必为圣人的志向。这是他一生中聚徒讲学的开场。但是与习俗不相合,便得了“立异好名”的讥谤。明年,宦官刘瑾专政,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进谏,即被矫旨逮捕下狱。守仁上疏援救,也就得罪下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末了迁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行至钱塘,觉察有刘瑾的人跟随在后,意欲谋害,便假作投江自尽,乘着船想就此远遁。后恐怕累及父亲,仍旧登程,到了龙场。龙场在万山之中。毒虫瘴气,到处都是,几非生人所堪。其地又没有居室。与土人相见,言语不通,可以共语的,只有些中原亡命之徒。像这等遭遇,戟刺是受足了,痛苦是尝够了,如是平常的人,免不了就此颓丧下去,自认命中注定是恶魔的俘虏,但在非常的人却不然,甚深的戟刺和痛苦往往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序幕。他自然不是平常的人,处这境界,先自超脱一切得失荣辱的念虑,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后来觉得胸中洒然,连先前不能摆脱的生死一念也不复相牵累。因此觉悟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前求理于事物之间是不对的:这就立定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见解。又默记五经里头的话来印证,觉得都相吻合,乃作《五经臆说》。三十八岁,始论“知行合一”。明年,刘瑾伏诛,升任庐陵县知县。从此门人渐多,时时有所讲习,也时时有所阐发。从前的烦闷再不来扰他的心曲,多年的追求已经得到了归宿,他归宿于儒家,归宿于唯心的理想主义。此后的生命就准对着这方向走去,不复徘徊。

到四十五岁,他的官阶已历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其时闽境巨寇为患,兵部尚书王琼特举他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兵事是他从前留心过的,到此着手实做,便平定漳南、横水、桶冈、大帽、浰头许多地方的盗寇。他给这些地方的人举行乡约,勉励大家要敦习礼让。又兴办社学,让他们的子弟受教育。四十八岁,因福建军人谋叛,奉命往勘。行到中途,听得宸濠谋反,便回船到吉安,起兵声讨。宸濠是武宗的叔叔,他这一宗世世要想起来争夺“皇帝”这件宝物,到他手里才算做了出来,在南昌起兵。守仁接战,终于把宸濠擒住。宸濠笑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但在当时,这自然是一件大功,守仁就被封为新建伯,升南京兵部尚书。他在兵中,总理一切军务,案牍纷繁,终不废讲学。因为经历许多患难,对于平日的见解,更觉体认得真切。五十岁的那一年,开始揭出“致良知”之教,以为这是儒家的真法门,简易明白,只是沉埋了好久,现在却重又发现了。他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他又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他又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从这些话,就可以想见他水到渠成,心地充实,一种怡悦的光景了。五十六岁,奉命往征思田。思田远在西南边隅,其地土官仇杀为乱。明年就平定了,用的是安抚的方法。归途病作,在南安停下。门人周积奉侍在旁,问可有什么遗言。守仁微笑地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死了。这可见他的造诣是终身受用着的,临死还表现出他有非常的修养。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

他的门人非常之多。当集会讲论的时候,歌声相和,互为问答。像这样真情流露的环境,给予同人以无量的人格的感化。及他死后,门人还是集会讲习,阐明他的遗教;又往往在他所经历的地方建立祠堂,岁时奉祀。他的学说也差不多被看作一种教义:受人崇奉,也受人排击。在门弟子及后来治王学的人中间,确然有许多践履笃实、学问可观的人;但也有专事谈论心法,只顾调息默坐,嘴里嚷着圣贤,操行却并不讲究的,这是所谓“王学末流”了。

三、王学

王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样回答:王学是人生哲学,是唯心的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

本来儒家的学说,自从孔子起,就有偏于人生哲学的倾向。言人生哲学不能不论修养,言修养自然要探讨到心性。孟子荀子所以都有关于心性的意见。自从东汉时佛教传入,经六朝到唐,流布极盛。其中禅宗一派,不立言诠,不重仪式,专以明心见性为教义。另一方面,道家研究老庄周易,参详太极图,则侧重于宇宙观的探讨。宋儒受着这些影响,便产生出儒、禅、道混合的理学。到朱熹、陆九渊,理学分为显然的两派。朱熹主张“道问学”,须就天下之事物,一一穷极其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只要修养得这个心正了,就什么都完成了。朱熹自然也不废向内的工夫,可是他一生勤恳地注释古书,研究学问,很显明是偏重于“道问学”向外的一边。陆九渊却完全向内,以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更不用向外面事物上去求什么理。后来因为朱熹的著作极多,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读书人研究和信奉,若非他的教义几乎就是异端。到了明朝,又因同姓的关系,尤其推崇朱熹。照朱熹这样做学问,假若是没有统摄力的人,这方面也要去钻研,那方面也要去考求,结果极容易流入支离破碎的弊病,同时把为学同修养拆开了。又,政治势力作一派学说的护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惟谨,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归结,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但是,这等情形,在生命力极丰富,努力要追求充实生活的人是非常不满的。王守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不懈追求,未得归宿的当儿,当然要入了朱熹的藩篱而不能安居;在自求有得,立定脚跟的当儿,当然要归入陆九渊的一边。他是竭力提倡陆学的,以为惟陆学直接孟子之学。又曾力辨陆学与禅学不同。陆学的少有人称道,他非常感慨的。到这里,我们可以结束说,守仁的学说是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反抗;它的源流是陆学,所以后来就并称“陆王”;它所受到影响的是禅与道,虽然他早年曾好仙佛而后来舍弃了,但实在宋以来的儒家,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不受禅与道的影响的。

四、王学大概

守仁的学说有他的最先的大前提,此外诸说,都从这大前提演绎出来:这就是“心即理”的观念。这观念陆九渊阐发得极详尽,守仁即直承他的系统。所谓“理”是什么呢?就是原则、规律,也就是至善。他们承认宇宙所以存在,所以维系,全由于有这个“理”。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以人心所具的也就是这个“理”。理是整个的,不可分析的,人心既具理,自然具有它的整个,不是一枝一节,所以完全肯定地说“心即理”。

伦理上的最高究竟不是求达所谓“至善”吗?而至善就是理,理又为人心所固具,那不是绝无问题,人人都是绝对的善人了吗?将怎样去解说世间那些有形迹可见以及无形迹可见的恶人?于是他们更承认有所谓“私欲”,这是遮蔽“天理”的(加个“天”字更显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恶人的恶,以及平常人的不能达至善,都是这“私欲”在那里作祟。这就来了做工夫的法门,守仁说:“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他屡次把 明镜来比喻此心具足天理,把染在明镜上的灰尘来比喻私欲。可见所谓“去人欲”,犹如拭去灰尘;拭到净尽,镜子完全明澈,还它本来面目,犹如人欲去尽,此心还复到“心即理”的本来面目。他主张至善只求诸心,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知行合一”,也是根据“心即理”的观念。惟其心即理,故凡有所应接,同时发生一种迎拒的力量,或迎或拒,都任自然,而绝没有不得当的。他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这里有可以注意的:这所谓“知”,与知识、知解等不同,它是无待修习的;它具有热而动的情意,所以知了便好,知了便恶——同时就是“行”;这“知”与“行”又一定是当的,因为都源于心,而心就是“理”。倘若有人以为守仁所谓“知”就是通常的“了解”,“行”就是通常的“履蹈”,那是完全不对的。照他的意思,知行简直是一件事,说知又说行,不过从一般人说罢了。他说:“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又说:“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都是说明知行本来合一,无可分割的。

知行合一的境界当然是最好的,如何能达到它呢?守仁的意思以为论理是人人本能够达到的。因为人人有个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而知即是行。“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私心的本体,回复个明澈的“知”。“知”一回复,笃实的行是不用说的,当然一存而并存。他说:“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这个“意诚”,正就是他所称“行”字的解释。这话不是明明表示一存并存的意思么?

到这里,自然见得人生修养只有一条路,便是“致知”;换一句说,便是“胜私复理”。所以他在五十岁的一年,把许多含义相近似的术语都不用了,把这样那样的说法给凝练了,归结到极简约,极扼要,揭出“致良知”之教。其实他先前已经感觉到这层,劳唇费墨,也无非是这个意思;不过还不相信这么一点点就算了。直到这时,才信这个以外再没有别的。所以说:“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我们如要把守仁学说的大要简单地述说,就是这样:他相信心的本体是纯乎天理的,良知充塞流行的;有感斯应,无物不照,故又是知行合一的。障碍本体的东西是私欲。因有私欲,所以天理昧了,良知昏了;感不真,应不切,甚至没有知行可言了。如何可以去私欲呢?只有致良知。致得良知,就是复归本体,而本体原是没有私欲的。

五、余语

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大支,在人心上发生过极大的影响,我们当然要知道它。这部《传习录》,是守仁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无疑地,是了解王学最切要的材料。在守仁的全部著作里,《传习录》只占六分之一,其外他的诗文案牍,也灌注着他的学说的精神,而且更寄托着他处事立功的实绩。然而《传习录》却完全是哲学的,思想的,所以说它最切要。当阅览的时候,如其先自立下一个条目,把各则分隶各目,比观通览,必能认识得真切且详尽——研究关于思想学术的书籍,这是不祧的一法。

王学当然极能影响到我们的修养。如人与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止至善的观念,都把个人看得极崇高,教人去追求精神生活。伟大的人格,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这种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又,知行必须合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知”又不是“了解”,这“行”又不是“履蹈”:这是教人勿下转念,勿为这般那般的顾虑,而且要始终持之以诚。伦理的见解会因时代而有转变,有些德目会从黄金化为泥土,但是像守仁所想象的这个“诚”,内与外一致,动机与效果一致,却永久是有价值可宝贵的。我们能“诚”么?正不妨自为省问,更自为奋励呢。

至于那个大前提“心即理”是或否,“良知”这件东西有或无,都是问题。大概这些偏于信仰方面,正负两端都不能折服其他的一端。编者无所见,不能述及。

关于详细的研究及王门诸家的概要,可看《明儒学案》。 fXrMey5zRZD+apnJl+5aOJAXcVdxwCmvxnH9P6CoY1oGFuyTKKD0eU9wQEFCB9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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