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概览

在本书第二章，我们阐发了对影响力的构想。考量了物质能力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这两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与重要区别。我们强调权力和影响力的其他来源，它们不依赖，或者说，至少不是直接依赖于物质能力。本书强调价值观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路径是属于建构主义的。但是，我们并未忽略物质能力、战略思想或战略实施。本书仔细区分了我们的构想的普遍适用性及其与情境相关的应用。本书要说明的是，如何将我们的构想用于理解全球化、金融危机以及保护平民，并使之行之有效。

第三章考量了欧洲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努力。这一章证明了劝说的重要性，而劝说可以被视为影响力的一种。作为一名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承认复杂性并依靠外交，是因为它们软弱无力，且缺乏美国这样的物质权力。 ^[1] 我们对卡根的说法不以为然。欧洲国家完全可以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它们选择不这么做。如果欧洲人的目标是为了行使影响力，那么不扩充军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区域与国际体系的规范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剥离军事权力的诸多政治效用，同时增强其他形式的影响力。为了支撑这一观点，我们研究了欧洲成功经营全球化并实现了一项禁止地雷的公约的案例。欧洲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倡议，都曾遭到过经济和军事上更强大的美国的反对。

第四章说明了监管式经济职能已由美国转向了亚洲，尽管这一转变尚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从购买政府和私人债务来衡量，或是从提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来衡量，美国在维持全球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正趋于减弱。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管的角色，因为它们的领导人认为承担监管职能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这些亚洲国家为稳定全球体系作出的贡献，无疑比美国所作的贡献还要多。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且还是造成经济动荡的主要源头之一，这有悖于任何有关霸权的主张。 ^[2] 美国已苦于储蓄不足、巨额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投资不足，加之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以享受低税率。自由主义者强调结构性权力，并将其与美元和美国的市场的规模相联系，这种说法显得越来越错位。因为将结构性权力视为影响力的一种来源，这是值得商榷的。 ^[3] 结构性权力的说法，还忽视了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其他国家与胸怀抱负的经济体，在稳定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的作用。

第四章还探讨了中国不断扩展的监管性作用。现实主义者将中国的经济政策描述为重商主义。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行为是自利的，但是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在经济上比其他任何大国更不负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中国正致力于寻求霸权。 我们的探讨从安全问题开始。美国学界与政府中的现实主义者经常援引权力转移理论，并通过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对现有大国的地位的影响。权力转移理论缺乏有历史依据的论据的支持，而事实恰恰与该理论的论点相反。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权力转移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起因。还有证据表明，崛起国家与居于主导的大国之间极少发生互相对抗。 ^[4] 我们认为，中国的安全政策寻求的是区域性影响力，而不是全球性霸权。我们会在第二章加以分析，并对两者作出区分。可以说，中国的目标与美国乃至西方的安全并不矛盾，甚至还有可能是支持性的。

第四章第二节转向经济问题。我们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分析监管问题。我们运用了宏观数据，包括全球经济失衡与亚洲储蓄率、消费率变化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将这个问题诠释为实现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接下来，我们考量了跨国与国内层面的数据，其中包括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中国在金融危机的谷底购买的美国的银行股票，以及中国通过中国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对发展援助进行的重塑。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领导人明白，执行霸权的监管职能可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第五章借用我们提出的概念与实证分析，反思了美国在后霸权世界中的作用。在切身利益的引导下，美国应采取的战略是帮助落实那些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是拟议中的，或是由其他国家提出的。一般而言，美国应避免设置议程，并避免在领导时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理念。基于西蒙·赖克对全球规范的研究，我们发现，美国也曾成功地执行过霸权的赞助职能，并支持过全球其他地区所发起的倡议。 ^[5] 我们研究了美国的成功案例，即向利比亚的北约行动提供军事援助，这与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接下来，我们提出了“反事实” 的案例，探讨了美国在墨西哥的反毒品政策，以及美国力图阻止朝鲜放弃核武器，借此将领导战略和赞助战略加以比较。

在第六章，我们重温了霸权的概念。据本书的实证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霸权已经不再适用于国际事务，因为构成霸权的主要职能已经被广泛共享，并通过谈判得以行使，而非基于霸权国的许可。鉴于这一系列现象，需要对影响力进行新的概念化。这显示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对于生活于现今世界的我们而言，这是多国共存的世界，而非单极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行为体以不同的方式，将社会权力与物质权力结合起来，以期获得影响力。

[1] .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113(June—July 2002),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kagan-20020520.htm(accessed 16 February 2011).

[2] . Herman Schwartz, Subprime Nation: American Power, Global Capital, and the Housing Bubb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 Carla Norrlo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5—6.

[4] . 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A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qu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no.3(2009):389—410.

[5] . 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NA40PUCdQK0EOP56wTqpChT8DQ2xEGrD3ljy5XE78Ij1wYZOvRMhPOsM5Fnex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