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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断言，国际关系理论就其目标而言，应具有变革性，不能局限于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或是便于决策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内行事。国际关系理论应启发决策者，令其意识到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并为其描绘运用权力和影响力来实现积极变化的方式。我们合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出发点是重构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并详尽阐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同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不同且复杂的角色，并论述了这种分化现象中一些最为重要的启示。我们研究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及其在如此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或者可能在近十年中面对的关键问题，继而对美国应当扮演的角色加以考量。我们力求为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实践研究作出相关的理论性且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我们所强调的影响力的来源与实践，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看来，影响力更有助于洞悉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关键的国家如何作出抉择。
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挑战是应对中国在权力方面的明显崛起。这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有可能因此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但是，美中两国均有强大的力量，并将对方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而必须加以约束。它们的“卡桑德拉式”（Cassandra-like）
的警告因“极难对付的形象”而加强，所谓“极难对付的形象”源于两国分析对方及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常用的概念基础与最坏情况分析。
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一项对报纸、期刊、学位论文、商业出版物的文章、书评、书籍和电子书检索的研究，共检索到192532项相关的参考文献。另一项更为精确的检索中，以“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为检索项，获得69141项检索结果，仅2011年就有3201项之多。
我们要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上述这些理念是不恰当的，并提出新的理念加以替代。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诸多论述，我们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已承担了更多的监管性责任，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倘若中美两国能拥有更好的概念性的参考框架，那么两国关系就可能以一种明智、成功的方式经营下去。
至于美国与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自由主义者时常援引的框架是不恰当的。有一种传统观点，强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位置，或者强调美国通过原始的权力手段来利用其市场准入的杠杆。我们反对这样的传统观点。 [1] 与之相反，我们主张，假如参照之前界定的霸权的三个职能（议程设置、监管与赞助），便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每种职能的成败取决于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这三个领域中，影响力是微妙且依情境而定的。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的目的是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更多地关注相互可接受的目标，而非能力。由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性词汇，借此考量一系列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概念在对外关系中究竟有多么的重要。直至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后来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问世，世人才意识到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这使国家间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博弈。换言之，任何一国财富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其他国家在财富上的减损。 [2] 当政治精英们了解到，分工能够增加财富的总量，机械能和规模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就变得引人瞩目，并被视为另一种产生财富的手段。尽管分工带来的贸易、投资与经济相互依存，并未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能够阻止战争，但是，它或多或少地终止了当时为了强化物质优势而发动的战争。
在安全领域，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依靠的是威慑，它更确信威慑是应对咄咄逼人的对手的一种适当的战略。国际关系学者发展了威慑理论，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凭据。虽然他们在解决问题时，不恰当地套用了理性主义的框架，即假定领导人在行动之前，会认真地计算成本。领导人的偏好会被改变，而且其偏好显见于外部的行为体。此外，他们还假设，影响领导人偏好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威慑所试图阻止的行为的预期成本。上述这些假设，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成立的。冷战前、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的领导人，均会在国外、国内问题的合力影响下挑战其对手。当这种挑战被视为必要之举时，领导人便坚信自己会成功，继而误读、敷衍搪塞或完全拒绝接受相反的论据。当领导人被对手威胁时，他们经常会重构问题，其目的在于，不向对手屈服，同时表现出，它们不向对手屈服的决心比任何受到威胁的利益更为重要。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中，威慑战略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武器集结、前沿部署，以及好战的言辞。在这一战略的意料之外，挑起了一些危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此类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3]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性框架，决定了我们所界定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适合的回应范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书旨在提出一种更精致的框架来考量这个世界。该框架专注于影响力，而非权力。我们的框架较为简约，但其实质则具有普遍性，其应用必须取决于情境。该框架符合修昔底德与摩根索的理论传统，即试图从某个问题切入，再帮助学者与决策者解决问题，并将一般性的见解与具体的情境知识结合起来。大体而言，我们将自己的框架应用于分析美国与中国、欧洲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全球各区域内及区域间为了经营愈发密切的经济关系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1] . Stephen G.Brooks, G.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3(2012—2013):7—51.
[2] . Jacob Viner, “Power v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World Politics 1, no.1.(1948):1—29.
[3] .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Lebow and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