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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权力时，会忽视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式。即便如此，霸权依然有助于洞悉国际体系的这些变化。本节要解析霸权这一概念。我们要界定人们试想中的霸权通过哪些方式稳定全球秩序，继而分解霸权的这些职能，尝试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霸权的这些职能。我们确信，这么做是非常实用的。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显得尤为实用。
霸权的首要责任是规范性的（normative）。自由主义者假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塑造全球性机构或特定联盟的政策议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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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需要知识以及熟练运用适当的话语。
此外，还要知晓其他行为体如何界定自身的利益，了解它们把什么界定为问题，以及它们认为怎样的回应才是恰当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权力（material power），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学者则强调劝说，而非胁迫。建构主义者认为，要想最为有效地践行劝说，就要通过议程设置与呼吁共享规范来塑造政策辩论。权力的确很重要，但是，对权力的理解应当根植于制度与规范的结构。规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能力。在这个许多重要议程均为多边议程的世界里，更是如此。
霸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管理。在后霸权时代，霸权的这一职能主要是监管性质的（custodial）。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一术语的含义，探究谁可以担当这样的作用，这一职能被发挥得多好。首要的是，监管需要借助市场信号（市场参与者之间有意或无意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不同领域的政府间谈判来进行风险管理。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创立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监管的意图在于，稳定和巩固全球经济体系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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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构想已成为金德尔伯格之后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因为他们试图证明，延续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全球性的需求。不过，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忽视了这样一个证据：美国愿意违背，或是愈发无法行使霸权的这些职能。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理论家一方面忽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监管者的执行力正在降低这一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霸权国的理解却延展至涵盖其他额外的职能，诸如提供自由、多边的贸易规则，赞助国际机构，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等。
霸权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职能是执行全球性的倡议，我们称之为“赞助”。赞助最终取决于能力，而能力可能是基于军事、经济或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可以反映出，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眼中，建立国际制度、维护国际机制、执行全球法规或规范的基本要点是什么。然而，我们认为，对于有效的“赞助”而言，物质资源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赞助要变得有效，就需要对话、谈判，并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机制作为平台。首先，赞助需要商定目标与进程，才能赋予倡议以合法性，并实现责任的分工。“赞助”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界定的“领导”。赞助既非单边主义，也不等同于传统的多边论坛或联盟中的“同侪之首”。其实，赞助需要一种聆听的能力，而后通过选择性的意愿，运用各种能力来实现一致认同且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
行使霸权的这三种职能，需要因情势而定的影响力，而不是草率地使用权力。这三种职能的应用，已日益扩散到各个国家之间，而不再集中于一个霸权国。霸权的这些职能是由多个国家行使的，有时国家还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才能行使这些职能。全球治理的施行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构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西欧国家为了扩展其规范的影响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推动议程并使其超越传统的范畴。这些议程包括：环境与人权的倡议，安全问题与公司规章制度等。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承担起监管的作用。尽管中国在扮演发挥监管作用的角色中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新重商主义，或者崛起中的军事大国。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美国，现在奉行的是一种获得两党支持的赞助战略，与之并行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领导战略。
[1] . 参见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no.1（2005）：39—75; and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no.2（2002）：235—258, especially 239。
[2] . 在更正式的术语中，这些经济职能包括：维护亏本出售商品的开放市场，提供反周期的贷款，监督稳定的汇率系统，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担当最后贷款人。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