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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其他国家恢复了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而美国的霸权在此期间则遭到了侵蚀。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战后的世界所经历的运动和发展，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崛起，美国能行使的控制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美国曾试图维持越南南部的傀儡政权，并力图阻止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由此不仅令美国的形象暗淡无光，而且宣扬了美国的无能。美元的下跌又加速了这一颓势。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执着于霸权，未能有效地加以调整以适应现实。美国的愿望不切实际且适得其反。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自我形象和目标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感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可以用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尽管美国拥有超凡的军事、经济力量，可是它却愈发难以令其他国家就范。能够证明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伊拉克问题为例，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宣称，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意愿的联盟”。但是，实际上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遭到其部分最亲密盟友的反对，而且支持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国家也变少了。在贸易领域，美国寻求与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一个关键性的共识，即如何应对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却同样遭到了亚洲与欧洲国家的断然拒绝。我们会在本书中加以说明，美国是如何试图塑造与经营全球化这一当代首要的经济发展，并以失败告终的。
引用童话人物爱丽丝（Alice） [1] 的话，我们的故事似乎变得“越来越奇怪”。尽管美国的霸权已逝去了一段时间，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依旧相信美国的霸权还存在。他们时不时地担忧，美国的霸权即将逝去。在冷战后，人所共知的是，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宣称，期待已久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 [2] 与克劳萨默志趣相投的现实主义者预测，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国的霸权依然不会受到直接的挑战。其他现实主义者则担忧美国会面临的直接威胁。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运营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简称 Stratfor ），出版了一份同名的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通讯，该通讯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广泛阅读。据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与日本开战。 [3] 在现实主义者之中，依然存在着分歧。其中，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美国有必要减少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的承诺，不过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其他国家萌生出对昔日美国霸权的眷恋。相比之下，有的现实主义者显得更为乐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主张，美国可以巧妙地度过这一过渡时期，并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 [4] 对于多数现实主义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将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意料中的挑战。有人认为，这样的权力转移几乎无疑会导致战争。 [5]
与现实主义者相同，自由主义者的内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采用理性主义的路径，却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他们都将国家视为主要的行为体，其研究计划关注美国的霸权；在分析路径上，他们都将霸权的不同职能融为一体。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分歧在于美国霸权的形式与存续时间，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加以探讨。不过，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美国霸权的预期是乐观的，即美国霸权能通过某种形式存续下去。与现实主义者相似，自由主义者最为关切的是，假如全球体系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将会变得动荡，并会爆发更多的战争。 [6]
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将霸权框定为一个权力问题。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假定，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构成了权力，而权力则会转化为影响力。这些范畴之间的关联，更多地表现为间接、难以处理的形式。我们认为，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还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实质，譬如国家如何发展与运用其能力。也许，解释这个政治真理的最好的图解，就是美国与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核武器库案例。两国的这些核武器及其投放系统价值不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用。因为，设计这些核武器的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将其投入全面战争——这将等同于美苏相互进行自杀性攻击，也可能波及到全球范围。为了遏制对方，这些核武器便成为了美苏冲突的理由。 [7] 对苏联而言，核武器库与常规部队是其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王牌。在经济停滞的情境下，过度的军事开支通常被诠释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如果核武器以往起到过实施威胁的作用，那么核武器现在则几乎不可能被用来实施可信的威胁。常规部队的使用也愈发受到限制。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人们愈发不愿受制于别国。越南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谁更能忍受痛苦”的竞争，而卷入其中的外国则注定会落败。军事力量依托的机制是有能力向对方施加痛苦。只要较弱的一方能够承受痛苦，那么这种施加痛苦的能力就会被较弱的一方抵消掉。对于这一问题，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开辟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美国历届政府反复利用其更为强大的实力，单方面违背与墨西哥的协议，导致了墨西哥的反抗。因此，美国需要与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因为新的协议能让美国从墨西哥那里少获得一些权力。 [8]
要将权力直接转换成影响力，就得依靠“软硬兼施”的战略。这样的战略，即便成功也会消耗美国的资源，而且其能奏效也仅限于必需的贿赂与威胁仍然可行且有效之时。通常情况下，“软硬兼施”是失败的战略。英美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当赤裸裸的权力被单纯地运用于政治时，它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与当前盛行的规范、实践格格不入。这侵蚀而非增强了美国的影响力。参照多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失败是反常的现象。假如有一种路径，能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解出来，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影响力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那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不会被视为反常现象了。这种转变，必然会将影响力的研究植根于共享的话语。这是基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其书中的“比希莫斯”（Behemoth）
这一巨兽的解读，即“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与信仰，强者的权力便会失去根基。”
[9]
有效的影响力取决于劝说。影响力可以劝说别人，令其确信，做你要做的事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劝说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令人满意的实践。当劝说发挥效力时，有助于构建共同的身份认同，使未来的合作与劝说更有希望。这样的影响力也得益于物质能力，但是，它不属于物质能力的职能之一。影响力不仅受制于共同的目标，还需要有相当高的政治才能。影响力还取决于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与外交官、与目标国之间的共同话语、倡导基于先例的政策、有意愿让他人一同塑造和实施倡议等。简而言之，我们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经济、军事能力，这是一种用于获取影响力的原材料。至于“影响力”，我们的界定是：一种劝说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劝说他人不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
[1] 《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的主人公。《爱丽丝梦游仙境》是英国作家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以笔名刘易斯·卡洛尔于1865年出版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故事叙述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孩，从兔子洞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国度，最后发现原来是南柯一梦。——译者注
[2] 克劳萨默在美国的《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季刊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译者注
[3] . George Friedman,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Martins, 1991).
[4] . 参见James Traub, “Wallowing i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 24 September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9/24/wallowing_in_decline？page=0，1（accessed 27 December 2010）; Stephen M.Walt, “The Virtues of Competence，” Foreign Policy , 22 September 2010, 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0/09/22/the_virtues_of_competence（accessed 27 December 2010）; Aaron L.Frei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2（2005）：7—45; Michael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Philadelphia: Public Affairs, 2010）, especially 3—5。批评者的观点，参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US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1（1999）：5—41; William C.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98—120。现实主义者观点的总结，参见Christopher 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no.1（2009）：147—172。
[5] .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 March/April 2011,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479/charles-glaser/will-chinas-rise-lead-to-war(accessed 3 June 2011); Steven W.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2000);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6] . 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seph S.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89, no.6(2010):2—12;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1).
[7] . 详尽的阐述，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14。
[8] . David Bohmer Lebow and Richard Ned Lebow, “Mexico and Iraq: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David B.MacDonald, ed., The Bush Leadership, the Power of Ideas and the War on Terror (Farnham, Surrey, England: Ashgate, 2012), 91—112.
[9] . 相关的路径，参见Thomas Hobbes, Behemo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6; Steven Weber and Bruce W.Jentleson, The End of Arrogance: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Ide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