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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告别列宁》（Good Bye Lenin！）中，一位住在东柏林的母亲因心脏病发作而陷入昏迷。数月后，当她苏醒过来，柏林墙已经倒了，东德也成为历史。她的儿女们想把母亲接回公寓，可是，医生不肯让她出院。因为，如果她再遭受任何打击，就可能引发另一次心肌梗塞。于是，她的儿女们承诺尽可能地令她所处的环境不出现此类威胁。他们设法不让母亲知晓东德剧变的消息，因为她满足于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儿女们力图延长母亲眼中东德存续的时间，并建立、维持这种虚妄的幻想。为此，他们搬走了新家具，把公寓又变回了旧时模样。他们在全城搜寻母亲喜欢吃的老字号酸菜，甚至请一位友人制作新闻节目，且谎称新闻节目源于现已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一次还是出了差错，这位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了真实的电视新闻，屏幕上播放着柏林墙被破坏的往期视频剪辑。她变得焦虑不安，不过还是在儿女们的劝慰下又得以平复。儿女们告诉她，柏林墙的确倒了，这是因为西方人要来东德寻求庇护。经过恰如其分的宽慰，这位母亲坚持说，出于爱国义务，他们一家应当收留一些来自西方的难民。此后，有关这家“信以为真公寓”的消息便不胫而走。那些无法适应变化的老人，会造访这家公寓，享受着公寓里不合时宜的氛围，借此追忆往昔的生活。只是他们的美好回忆，与逝去的现实关系甚微。
有关霸权衰落的文献与日俱增，那些与之有关的国际关系学者，恰似电影《告别列宁》中的那些老年访客。他们都对变革心有不甘，很怀念那逝去已久的世界，以至于对过往辉煌的回忆也变得扭曲起来。更糟糕的是，部分学者与诸多决策者及其顾问，更像是电影中的那位可怜的母亲。他们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依然以美国为霸权国的世界中。对于他们及其他人而言，美国在许多方面仍具有优势。和那位母亲一样，这些国际关系学者间的辩论，关注点在于如何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
霸权是什么？对霸权的定义及其影响是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大辩论的源头之一。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霸权是指“在整体上，控制国际体系的领导权” [1] 。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宣称，当一个政治单位有“权力依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国际政治的规则时”，那么霸权便是存在的。 [2] 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则将等级制度等同于霸权，即一个单元对于“国际体系的大部分”行使政治—军事的“支配”。 [3]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与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强调，这样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物质权力，可以说，“如果霸权国能够建立一套规范，且被他国欣然接受，那么此时霸权就能得到最为有效的运用” [4] 。
事实上，美国的霸权是短暂的，充其量是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特征之一。当时，全世界刚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成本最高且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而美国经济则相对处于超卓的地位。与此同时，相对较少的国家接受美国的霸权，并将其视为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的来源。诚然，西欧和日本的迅速恢复，以及其后环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贷款和市场。但是，这一成功却使美国的霸权显得多余。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霸权早在1963年便走到了尽头，时至20世纪70年代无疑已成为历史。
[5]
美国人总是说服自己相信，美国的霸权依然充满了生机和善意。例如，美国的决策者、智库分析员和学者都曾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并将美国的霸权描述为符合西方的共同利益。随着冷战的终结与苏联解体，借用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来说，美国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6]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连任总统的辩论之前，也会说出与之类似的话语。
[1] . Michael W.Doyle,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
[2] . Michael Mastanduno, “Hegemonic Order, September 11,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ush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5(2005):177—196.
[3] .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7.
[4] . 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3(1990):283—315.
[5] . 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no.2（1981）：242—254, especially 248, and Charles P.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202。
[6] . Michael Dobbs and John M.Goshko, “Albright’s Personal Odyssey Shape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Washington Post , 6 December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