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领导人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美国领导人既想促进民主与经济发展，又反对左翼的政党和政府。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与等级制度相关联的秩序，并保持美国在1945年享有的超常地位——当时美国无疑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时候，美国的决策者要在这些目标之间加以权衡，例如，他们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一贯支持右翼对其民主派对手实施独裁统治。在更多的情况下，决策者拒绝权衡利弊，而是确信美国可以同时追寻这些目标。

美国学者迎合了决策者的这种错觉，并由此形成了“霸权”这一概念。从形式上看，等级制度表现为美国的霸权，看似有利于民主与发展，并得到苏联集团之外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欢迎。美国人认为，苏联反对美国霸权就如同对抗全球秩序，因而被视为一种具有侵略意图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中立国家也表示焦虑不安，其中以印度最直言不讳。可是，美国对此置之不理，认为这些中立国家或是遭人误导，或是受到苏联的蒙蔽。国际关系学者（除了个别例外），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而是以发展迅速的国家安全机构为名，为那些巩固美国外交政策的假说充当代言人、“理疗师”（therapists）与宣传员。

在将近七十年之后，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仍旧在理论和实践上捍卫着“霸权”。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霸权只不过是局部的、短暂的，而美国为了维持秩序所作的努力（诸如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恰恰是导致国际体系中秩序混乱的主要源头之一。尽管已有充足的反证，他们依然自欺欺人，宁愿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领导，而美国的政策也总是能带来稳定。

我们就是要挑战这种传统的观念，并确信透过我们的视角，能更合理、更具建设性地审视美国在后霸权世界中的作用。我们认识到了美国主导权的局限，尝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增进美国的利益，并体现出美国的价值观。作为学者，我们不仅研究那些与霸权有关的实证主义主张，还致力于探究霸权的概念基础。后者将物质能力等同于权力，并将权力等同于影响力，这是含糊、不一致且错误的。美国无疑是强大的，却只是间或具有影响力。

我们的研究具有多重的灵感源头。譬如，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这样的学者和朋友，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摩根索和斯特兰奇认为国际关系应具有变革性，并主张理论家应挑战那些传统观念，而不是随大流，即理论家应体现出那些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

在合写这本书的多年之前，我们便已结缘。这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西蒙还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而内德则任该校的教授。我们致力于不同的学科，一位专注于政治经济，而另一位研究安全问题。直到我们在匹兹堡大学成为同事，彼此依然继续从事着各自的研究。最终，我们的研究议程衔接在了一处，这缘于我们的诸多美国同行依然关注于霸权，对此，我们虽感惊讶，却不以为然。

在巴黎的克雷尔街（Rue Cler），伴着佳酿的桑塞尔葡萄酒，数十个牡蛎下肚之后，我们决定合写一本书。我们的妻子——阿里亚纳（Ariane）与卡萝尔（Carol），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尽管西蒙的儿女们（杰米、梅利莎和阿曼达）常会让人分心，不过内德的三个儿女及女婿提供了有益的反馈（他们均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了学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的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对我们合写的书给予了专业的兴趣、支持与指引，查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将本书付梓出版。我们祝愿查克在新的工作中顺心如意。

西蒙·赖克感谢卡里·格宾斯（Karie Gubbins）与M.J.克龙费尔德（M.J.Kronfeld）提供的研究资助，感谢安·马丁（Ann Martin）的支持与友情。在追踪中国的数据方面，马国南（Guonan Ma）、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汤姆·罗斯基（Tom Rawski）的助益颇多，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此外，西蒙要感谢罗格斯大学的研究生院与全球事务部给予的财政资助，并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他曾在该校做过访问学者。西蒙还要特别感谢亚当·格雷卡（Adam Graycar）。

基于这本书，西蒙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过演讲。此外，他还在多个大学机构及会议中展示过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维也纳外交学院、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美国空军大学、巴黎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以及国际研究学会在爱丁堡和圣迭戈举办的会议等等。西蒙还要感谢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卡拉·诺洛夫（Carla Norrlof），尤其是布鲁斯·延特森（Bruce Jentleson），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西蒙要将这本书献给巴拉德（Ballard）一家：彼得（Peter），凡尘中的一位天使，他的爱心与奉献精神令人致以深深的敬意；鲁思（Ruth），感谢她的爱、幽默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

内德感谢西蒙使自己注意到这个研究课题，并应邀合写这本书。内德要感谢瑞典国家研究委员会与隆德大学在2011—2012学年授予自己“奥洛夫帕姆”教授职位（Olof Palme Professorship）。这使内德可以全力投入本书的写作及其他项目。内德还要感谢默文·弗罗斯特（Mervyn Frost）与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他们为内德提供了一个最激励人心的退休教授的教席。同时，内德还要感谢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同事，感谢他们推选自己成为该学院的院士。

内德谨以此书献给劳拉·福拉蒂-皮基奥（Laura Forlatti-Picchio）、齐诺·福拉蒂（Zeno Forlatti），以及他们的四个女儿、女婿与外孙。历经三十余载的友谊，使内德早已将劳拉、齐诺及其一家视为自己的家人。内德与妻子卡萝尔及其子女，对福拉蒂一家的友谊和诸多帮助深表谢忱。

2013年2月于伦敦、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