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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60年代，摩根索曾多次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在摩根索看来，大学与基金会、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中最重要的代言人更容易由指派而产生。大体上，那些在言辞和文字上迎合当权者的人，更容易获得奖赏。 [1] 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更为温和的解释：学者与决策者一样，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两者多半有共同的世界观。我们相信，根据后一种解释，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leadership），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合理性，并推进其领导权。霸权的理念，取决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的特定理解。
我们对霸权进行了概念与实证层面的批判。我们主张，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些试图令美国霸权保持原状的努力，是虚妄且适得其反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霸权被假定会带来利益，以及人们尚未意识到霸权只是一个逝去的瞬间，这些都强化了意识形态与知识层面的动因。前者迎合了美国人几乎普遍遵循的信念，即美国与众不同，它在道德与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也是国际社会的合法领袖。后者与美国的决策者和学者理解权力及其效用的方式有关。我们论证了上述这些概念的不足，还发现它们以不恰当的方式蒙蔽了人们，而这些人又将上述概念引入了后冷战世界的现实之中。
我们对权力的批判为理论和政策的重构奠定了契机。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相比，我们更看重权力，而非物质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权力与影响力区分开来，因为权力未必会转化为影响力。我们认识到，权力有不同的类别，而权力被转化成影响力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我们还剖析、批判了霸权的概念。我们认为，霸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有必要（通过霸权国来）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我们不认为霸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organizing）概念，我们对国际体系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考量，并重构了我们对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的理解。在界定霸权的三种职能（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之后，我们分别阐述了这三种职能所适用的领域，分析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并描述它们所依赖的不同类型权力的特征。我们的分析充分地说明，国际体系并不需要由霸权国来管理，或者说，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体系也有可能成功地运转。
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以及经济中的权力下放，都比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更有效，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一些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持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于民主与多元化的信奉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使得这些学者与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1] . Hans J.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Hans J.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Essays of a Decade, 1960—1970 (New York: Praeger, 1970):14—15; Robert J.Myers, “Hans J.Morgenthau: On Speaking Truth to Powers,” Society 29, no.2(1992):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