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
“与其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
……
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起了共鸣。
这时我的思想感情和头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年年初，我刚在奕劻谥法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登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我知道这是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正在为我活动。他们四人当初是被称作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没成功。后来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住在日本租借地旅顺和大连，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四人中最活跃的是善耆，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了他一百万日元活动费。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招募满蒙土匪，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前去祝贺，黎元洪也派了代表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紫禁城。有些王公大臣们还得到了民国的勋章。有些在袁世凯时代东躲西藏的王公大臣，现在也挂上了嘉禾章，又出现于交际场所。元旦和我的生日，大总统派礼官前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肴馔。这时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
”、乾清门各等侍卫，要带领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各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又像从前那样活跃起来。到了丁巳年（民国六年）张勋进宫请安，开始出现了复辟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而且只限于满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溃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肃亲王逃亡旅顺，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准是一切都商议妥帖了。阴历四月二十七日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这天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梁鼎芬点头赞许，“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记性，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们说起这个张勋的故事。民国开元以来，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袁世凯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就是以他的辫子兵攻陷南京而告成功的。辫子兵在南京大抢大烧，误伤了日本领事馆的人员，惹起日本人提出抗议，辫帅赶忙到日本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才算了事。隆裕死后，他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还说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话。袁世凯死后不久，报上登出了张勋的一封通电。这封通电表示了徐州的督军会议对袁死后政局的态度，头一条却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位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儿。
按照清朝的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道：
“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连忙补充说，“越谦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觐见天颜，到现在写信来还不忘称颂圣德……”
陆荣廷是两广巡阅使，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赏赐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跑到宫里来给我请了安，又报效崇陵植树一万元。我在回养心殿的轿子里忽然想起来，那次陆荣廷觐见时，师傅们的神色和对我的谆谆教诲，也是像这次似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现，好像是紫禁城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内务府和师傅们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赏赐，有我写的所谓御笔福寿字和对联，有无量寿金佛一龛，三镶玉如意一柄，玉陈设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请世续“代奏叩谢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张”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监常提的话头。张谦和对我说过：“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我根据太监给我买的那些石印画报，去设想张勋的模样，到下轿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没成型。我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
“臣张勋跪请圣安……”
我指指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这时宫里已不采取让大臣跪着说话的规矩了），他又磕了一个头谢恩，然后坐下来。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
他说：“皇上真是天亶聪明！”
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
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
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这次召见并不比一般的时间长，他坐了五六分钟就走了。我觉得他说话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眯眯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又得意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宴等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去想。
过了半个月，阴历五月十三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的口：
“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写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后来奏事处太监拿来了一堆已写好的“上谕”。头一天一气下了九道“上谕”：
一、即位诏；
二、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三、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四和五、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六、授各部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和九、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和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袍袍褂褂翎翎顶顶，人们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捡到丢弃的真辫子，据说这是张勋的辫子兵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
假如那些进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料到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他们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样地快活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指示过），因人数仍嫌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达到政治欲望的王公们，大不高兴。张勋在发动复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使他们十分激愤。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听到了消息，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糊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最情不自禁地是陈宝琛师傅。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对他还是这个看法。在我生日的前后，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朱益藩把那封信带进给了我，我顺手放在长春宫的卧室帐子里的桌上，被敬懿太妃无意发现，看作是件了不起的宝贝，特意给我送来一个带锁的匣子，嘱我好好保存，可见这封信引起了太妃多大的希望。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本来张勋决定最初的议政大臣名单中还有个世续，世续无论如何不肯干，声明自己只做太保，不做其他攀龙附凤的妄想。其实，世续这时看出了张勋的势派不稳，凭着四十年的宦海经验，这位老军机大臣心中犯了犹疑，不敢贸然从事。陈师傅原先要和世续一致行动，看世续不就职，他也递了奏折“恳请天恩收回成命”，经我一挽留，也就和他教导我的一样，说了一句“既然如此，也就勉为其难吧”，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独孤臣与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捻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
然而使我最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他在“亲贵于政”问题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去见黎元洪（梁黎是儿女亲家），劝黎元洪立即让出总统府，不料遭到拒绝，回来愤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来到毓庆宫，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国民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的驳斥，但是同仇敌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不敢再坚持，同意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梁鼎芬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
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枪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枪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枪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的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唯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