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经济圈：捷径OR误区

与以往相比，最近十多年，区域发展层面的一个巨大变化便是各省由相对均衡发展向省会城市极化发展转变。单纯的省会经济圈究竟能否带动省域经济发展？放在当下的语境中，相信很多人会肯定地回答“能”，但事实究竟如何？

一、提出省会经济圈的必然性

总体上，从发展规律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尤其是随着信息化、高铁与航空时代的到来，既有的小尺度、垂直化、封闭式空间格局必将被打破，各类资源要素必将向中心城市加速集聚，省会经济圈崛起是必然的。

国内外大量案例也给予了有力印证。从国家层面，如韩国、法国，其首都首尔、巴黎的人口和经济首位度都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通过首都的强力发展，进而带动国家整体发展。从国内来看，也有大量此类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近年来的中西部省份，通过“强省会”战略带动全省的快速崛起，典型如贵州、安徽。

贵阳通过贵广高铁建设、发展大数据、贵安新区等多项举措，实现快速崛起，进而带动全省异军突起，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名；安徽则通过拆并巢湖扩大腹地、建设滨湖新区，尤其是国家大科学中心建设，迅速做大做强合肥，进而带动全省发展，增速同样位列全国前列，此外，还有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区。

客观来说，通过重点发展省会经济圈确实能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同时，需要指出，任何事物都需辩证来看，对于省会经济圈来说，同样如此。省会经济圈并非万能，片面强调省会经济圈也可能适得其反。

二、一城独大不可取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国家层面来看，同样是法国和韩国，逐步表现出后劲不足的情况。尤其是经历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法国疲态尽显；而在日韩贸易战中，韩国基本无招架之力—虽是科技和贸易领域，但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国成为欧盟的中流砥柱；日本依然是经济与科技强国。当然，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有诸多因素，但从城市格局来看，韩国和法国为典型的单极化发展模式，德国和日本采取多中心发展模式，形成更加复合多元、更富活力和更为强劲的城市功能体系。

从城市群层面看，多年来，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实力差距拉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采取了功能更完善、层级更多元、空间格局更合理的复合型空间功能体系，而京津冀属于典型的强中心、单中心。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基于此考虑的。

从省际层面看，单纯的“强省会”并不利于省域整体实力提升，典型如四川、湖北、陕西，都采取典型的“单中心+强省会”战略，省会城市一家独大，人口和经济首位度都明显高于其他省份的省会城市，而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极化趋势。

打造“强省会”，成为各类资源要素集聚的平台和空间载体，确实带动了全省甚至更大区域层面的发展，尤其是发展初期阶段的效果更为明显，但随着发展阶段的递进，其负面效应逐步凸显。一方面，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大大削弱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省域内发展不均衡，落后地区无法与省会城市形成良性地域产业和功能体系，使得省会城市无法发挥腹地优势，导致省会城市缺乏持续发展动力，进而削弱区域的整体发展能力，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的结果是，“单中心+强省会”型省份经济整体发展后劲不足。无论是历年经济排名、增速，抑或全国百强市和百强县的数量，都不占优。对于其他省份来说，倘若孤注一掷坚持“强省会”战略，片面追求单极化，那么这几个省份目前发展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其他省份的未来，所以，应当引以为戒。

三、遍地开花不可取

片面的“单中心+强省会”型不可取，是否意味着要实施多中心型战略？典型如山东。从经济总量看，山东长期位居全国第三名，处于第一阵营。从城市体系看，山东为典型的多中心格局，省内各地相对均衡，整体实力都非常强劲，2018年百强市和百强县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应该说，山东雄厚实力的背后，市县均衡化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能发现，虽然一直位列第三名，山东与广东、江苏之间的差距却在逐步拉大；其中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在于省域中心不强。多年来，济南在山东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首位度极低，经济总量也一直位居青岛、烟台之后，作为省会城市，在其他省份中这种情况极其少见。

近年来，山东已经意识到自身问题，并开始有意转变，重点做大做强济南，且动作频频：先是在全国率先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从全省层面大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积极谋划济南跨黄河北向发展，再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地级市莱芜划归济南，一举改观济南“弱省会”局面。相信随着济南的崛起，与青岛“双核”引领，必将带动山东发展实现大的跨越。

另一个典型案例则是河南。在经济总量上，河南长期位列全国第五名，高于四川、湖北、陕西等。应该说，河南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县的发展，无论是百强市还是百强县数量都位列中西部省份首位，但同时应看到，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河南长期位列全国第五名，但是与前四位，尤其是前三位省份之间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不足广东、江苏的一半，而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差距之所以如此悬殊，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带动，省会郑州实力弱，副中心城市洛阳也相对较弱。尤其是区划调整严重滞后，不仅落后于发达地区如杭州、南京等，也落后于合肥、济南、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地区，甚至落后于省内的许昌、三门峡、开封、周口等省辖市。虽然郑州目前正在推进都市圈建设，但是如果区划迟迟未有大的进展，建设成果势必大打折扣。

由此来看，所谓的多中心、“弱省会”并不可取。但相对于片面的单中心，显然，多中心后劲更足。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何种才为更优模式，将多年来发展较好的省份进行分析梳理，可以得知，强有力的中心，尤其是双中心型省份发展更为强劲和持久。同时，“省域中心、市域中心、县域”之间存在一个类似几何学的“黄金比例”，即省域中心占比20%，三者之间比例为20∶40∶40。只有处于这个区间的发展模式才是合理、强劲、持久的。这个比例并非静态，而是动态平衡的。需要指出，这里的省域中心和市域中心分别指城市辖区，而非整个市域，强省必有强市和强县，相辅相成。

为验证以上推论，我特意将广东和江苏做了对比研究。首先，广东和江苏都采用双中心型战略，广东为广州和深圳、江苏为南京和苏州。其次，广东和江苏都采取强市战略，都在全国率先大范围推进撤县设区，重点发展市区，形成众多区域强力中心，共同拱卫省域中心，带动整体发展。最后，广东和江苏都有非均衡发展战略，江苏有苏南和苏北，广东则有珠三角和粤北、粤西。

但同时，广东和江苏又有明显区别。最典型的莫过于广东实行“双中心+强市”战略，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全面实行撤县设区，曾经的明星百强县如南海、顺德等全部纳入市辖区；而江苏则采取“双中心+强市+强县”、多点“百花齐放”的模式，使得江苏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百强市和百强县数量，都占据绝对优势。两者都实现了快速崛起，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重心，很难说哪种战略更优。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自1990年首次赶超江苏之后，一路保持优势近30年，在2009年达到高峰。但自2009年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尤其近年来，江苏有进一步赶超的态势。种种迹象表明，或许，以江苏为代表的长三角模式可能发展后劲更足、更具普适性。

五、两个“避免”与两个“把握”

1.避免“一刀切”，应因地制宜，坚持分区分类

对于发达地区应提质增效，追求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竞争。对于湖北、陕西、四川等省会经济占比相对失衡的省份，应考虑区域均衡，尤其加强对副中心城市和市县活力的培育。对于中西部广大省份来说，应举全省之力重点做大做强省会。

2.避免“孤立单点”，应“双核、多中心、百花齐放”

树立整体全局思维，将省会经济圈的发展置于省域，甚至更大尺度的区域格局之中来全面审视。省域中心不能停留于仅仅是省会单中心，而应是双中心型，尤其注重副中心城市的培育和强化。中心由主中心和副中心构成，犹如左右大脑；次中心犹如躯干和四肢；县域犹如肌体和细胞。单纯片面地推动省会经济圈并不可取，而应全面系统、协同推进。既要发展省会城市，又要注重做强地市和县域，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提出多中心、百花齐放，并非要削弱对省会经济圈和副中心城市的扶持力度；相反，是强化对省会经济圈和中心城市的投入力度，对于其他中心城市和县域强调“计划和市场”两个维度的调控。

3.重点把握“强化”“搞活”

“强化”主要是加大对省会经济圈和中心城市的投入力度，使其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人口和产业要素集聚的核心载体；“搞活”则是针对市县层面，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而非资金和物质的投入。打破以往“市管县”的传统垂直化管理的约束，构建“市和县”扁平化治理新模式。在全国层面，对地级市积极推动“撤县设区”，增强市区集聚辐射力，打破“小马拉大车”的弊端，适应城市型区域治理方式；对县市则实行“强县扩权”、省直管等举措，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激发县域发展潜力。

区域发展既需要大树参天，也需要根深叶茂；只有根深叶茂，才能大树参天。同时，区域发展没有最优模式，更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才是正途。 7ZDya5dR5hJ+IO2G1kiYM4bDO3lTpganIBlVOV0fNnLDPrU7FvnG7N8qcXVFVp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