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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城市之问
自两千年前的汉胡之争，千年前的五胡乱华，数百年前的蒙元时期，到百年前的帝国入侵，再到数十年前的日寇侵华，面对任何一次民族危亡，华夏血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将历史视角拉近，回看近七十年新中国史、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
通过梳理历史，我们可知世界局势进入了新时期，蕴藏着新的巨大机遇。相比历史，当前的国际态势、国内形势、国家实力，好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善抓机遇，必将实现质的跨越。
面对危机，最好的应对实际上是先解决内部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需要战略，小到数百万人口的小国，如新加坡、以色列；大到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如美国、俄罗斯等，皆是如此。
回看近代以来的世界大国崛起历程，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法国、英国，再到德国、日本、美国，就是一部部战略制胜史。在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马汉的“海权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等。
再看中国，数千年来，战略思想层出不穷，从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到诸葛亮“隆中对三分天下”，再到我党“农村包围城市”，不胜枚举。近几十年的辉煌发展史，更是战略制胜的典范，无论世界风云变幻，我国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终成今日成就。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城市间竞争，尤其是中心城市间的竞争。而城市间竞争，归根到底是城市战略的竞争。中国已进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别具一格的城镇化
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0%，用近四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历程。极端的时空压缩，加之辽阔国土、东中西部的巨大差异，使得整体呈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多重叠加，独具中国特色，没有现成的普适性规律能够照搬。
2.国家空间格局基本形成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成渝等8大国家级城市群，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郑州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强省会”时代到来，共同构成国家整体空间格局。
3.政策趋同趋势明显
以深圳特区、浦东新区、雄安新区为首，上海、海南等自贸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试验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等各类政策性空间逐步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全面铺开，全面放开、深化改革是主流，各地政策性红利空间逐步缩小。
4.时空折叠
高铁及通信设施的全面覆盖，使时空距离缩小。同时，各城市间区位比较优势弱化，空间一体化趋势增强。
5.社会重构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思想、新阶层、新移民等不断涌现，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意味着经济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架构、空间组织方式等面临新的变革。
二、城市变局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中国城市发展于1998年突飞猛进。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以土地财政和地产推动为特色的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二十年黄金期。一座座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崛起，一批批城市群逐步形成，从而奠定了如今的国家整体空间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外向型经济和土地财政成就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然而，时过境迁，经过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固有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临新的拐点，需要转型。
1.后工业时代到来，建构于工业思维导向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和管理模式难以为继
城市循着“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商业时代—服务时代—体验时代”的轨迹演进，随着智能时代、休闲时代、体验时代等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整个经济社会面临重构，组织形式也面临新的变化。
2.存量型、质量型模式时代到来，固有的增量型、数量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因商确定地方主导产业，从而带动地方发展。随着各地拼政策、拼地价、拼人情的低效竞争白热化，过往的传统发展模式捉襟见肘。同时，当我们习惯了城市规模扩张，也应该看看众多城市收缩的严峻形势。这都要求我们对过往的模式和思维进行反思。
3.市场化时代到来，计划思维下的城市运营模式难以为继
为适应市场变化，许多城市成立了各种类型的城投公司、融资平台；为适应招商需求，制定了各种政策举措；为适应园区产业发展，成立了各类园区管委会、运营平台，但大多仍基于计划思维、行政主导，从而与市场脱节、资源内耗。
4.战略时代到来，规划思维下的城市管理模式难以为继
部分城市主要应用“规划—建设—管理”的治理模式，在本质上仍是基于物质建设思维的城市治理方式。在此思维主导下，遍地的城市“四化”（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形成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造成千城一面、口号雷同。同时，单一部门性、技术性的行业规划，受制于规划期限、行业规定、部门思维，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难以指导未来城市的发展。
5.人本时代到来，空间思维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过往的城市发展过多靠拼GDP、拼规模、拼产业、拼政策，而忽视了“人”这一核心，尤其是以人才集聚为主导。
6.扁平化时代到来，投机思维下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一是政策扁平化。国家区域和城市政策将更加扁平化、均衡化，希冀单纯靠政策红利获得飞跃难以为继。二是空间扁平化。随着高铁网、高速网、信息网普及，时空距离缩小，传统的交通区位总体向高等级的国际中心城市集聚，但整体空间区位落差淡化。三是技术扁平化。各城市间共享数据、资源，各类瓶颈逐步打破。总体的扁平化也就意味着未来城市间居于同一平台，竞争将更加激烈。
7.市民化时代到来，传统城市治理模式难以为继
能力型领导赋能城市发展。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领导会实现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将城市发展寄希望于个人，无疑是被动的，更是难以持续的。
除以上七个“难以为继”外，还有定位雷同、产业同质、泡沫增长、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一系列问题。总之，中国城市已经进入新的十字路口，需要寻求突破。
三、城市战略时代到来
对于一艘没有航向的船，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城市整体发展态势的研判，昭示着 城市战略时代的到来。
当我们看到一座座城市衰落之时，也看到了一座座城市的崛起。而几乎每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都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道路。
当我们羡慕别人良好的区位、丰富的资源，抱怨自己地处偏僻、资源匮乏之时，一些过往的边缘城市却实现了逆袭，典型如贵阳发展大数据、深居沙漠的拉斯维加斯及迪拜的崛起。
当我们热衷于高铁经过、大数据中心、智慧城市建设之时，却忽略了有限的财政。
当我们热衷于讨论明星城市、明星领导，寄希望于政策垂青之时，却忽略了“明星”背后的逻辑。
当我们看到各城市盲目跟风加入抢人大战，却忽视了城市究竟为什么要抢、要抢什么样的人？抢来的人能否留得住？
任何现象背后都在阐释“战略制胜”。城市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思维、理念、方式的区别。尤其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更需要我们探讨各类城市发展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总结出真正适合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战略思维体系。
上一轮城市战略时代始于2000年，是基于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而开启的。如今很多明星城市和新兴城市，正是当时城市战略制定的坚定推动者。比如，2000年广州城市战略的制定，打破了以往城市空间和战略的局限，实现了由偏安一隅的岭南中心向国家中心的质的飞跃；2003年成都城市战略的制定，实现了由川蜀中心向“中国第四城”再到世界田园城市的跨越……可以说，在世纪之交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诸多探索实现了城市出人意料的跨越式发展。
正是这一轮城市战略的推动，极大地助力了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也正是在战略规划的探索下，开启了规划的黄金周期。当下情形与世纪之交时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也意味着新一轮城市战略时代的到来。
面对新的历史拐点，我们需要基于新形势、新态势、新技术，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局限，进行一种基于更大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全新探索。“规划—建设—管理”的过程思维应升级为“谋划—策划—规划—计划—建设—管理—运营—营销”的全流程、系统化思维。
当今的城市已经过了“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时代，到了“治理城市”“运营城市”的新时期。新的城市战略思维需要具备独到的城市经营理念、宏观战略视野、深刻的市场洞察力及具体的策略设计方案。平面化的城市定位已远远不够，需在新的城市战略下，探索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先、人先我变，以及极富差异化、突破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之路。对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城市，竞争已经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如何分工与协作。要在城市群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调整自己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
随着城市战略时代的到来，城市经营不再是简单的口号，也不再是城市形象包装和“四化”工程，而是一项真真切切的城市政府必修课。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职能也要跟着转变，从建设城市到管理城市，再到治理城市，最后到经营城市，即在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确立城市的先导产业，强化支柱产业，积极、有序地推进城市的扩张，打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推广，最终达成使城市不断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