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就我所知，包括这本文集的作者阿瑟在内，研究“复杂现象”的学者们都承认，“复杂性”与“人”是最难定义的两大观念，如果坚持“内涵定义”而不是“外延定义”的话。例如，关于“人”，我只能跟随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精神，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关于“复杂性”（英文“complexity”有远比“complication”更复杂的含义），我也只能说，它的本质（或“等价观念”）是“涌现秩序”，而“涌现”的本质是怀特海在《思维方式》里阐述的“过程”。我曾写过一篇晦涩短文《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几年前，阿瑟这本《复杂经济学》的译者贾拥民用来做了他另一本译作的序言。我把那篇文章也附在文后了。
阿瑟2015年3月4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涌现模式研讨会”（Emerging Patterns Conference）上的演讲《复杂性与西方思想的迁移》（ Complexity and the Shift in Western Thought ），或许是他为自己这本《复杂经济学》提供的最新注释。此处，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科学”。阿瑟列出西方科学的四大基石（我更喜欢称之为西方科学的“心理基础”）：（1）秩序，或我更喜欢的表达，“秩序感”。（2）基于数学方程，或者，依照罗素和怀特海写作《数学原理》的初衷（将数学表达为逻辑的延伸），符合逻辑的表达。（3）可预测性，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西方的崛起，借用赫拉利《人类简史》的概括，关键就是“知识与资本”的联姻。并且，在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阐释之后，赫拉利正确地指出，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意思是，能增强人类力量的知识才是知识，而知识的真伪则是从属性的议题。从低等生命到高等生命，只要演化形成了在感觉神经元与运动神经元之间的“中介神经元”（inter-neurons）的网络，即可称为“中枢”的神经系统，行为就开始由“想象”（预测）与“行动”（实现）两个阶段组成。预测准确则行动效率高，也就是知识增强力量。（4）平衡状态或均衡状态，这是因为要预测就要观察（收集数据），而不平衡或非均衡的过程是很难观察的。
我同意张五常的判断，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符合科学的上列四性质。在同一演讲中，阿瑟指出，生物学是对上列四性质的最大挑战。因为，生物系统虽然有秩序感，却是开放的系统。并且，生物学一般而言不能表达为数学方程或模型。再者，生物演化通常不可预测。最后，生物过程不是均衡状态。由于一百多年来达尔文学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还由于基于牛顿力学的社会科学越来越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复杂现象，西方思想正从牛顿的机械论模式向达尔文的演化论模式迁移。阿瑟这本《复杂经济学》，旨在阐明他多年甚至毕生努力要建立的“复杂现象的经济学”基本框架。
于是，阿瑟必须寻求一种新的表达。我读《复杂经济学》这本书，还没有见到这一令人期待的新的表达。直观而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概括为是“从本质到现象”的，我更喜欢说是“由内及外”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家根据观察得到一组内涵定义——他希望解释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偏好与约束），因为内涵定义是根据事物的本质而形成的，所以经济学家能从这组定义有逻辑地演绎出可在现实中获得验证（可证伪）的命题。与这一方法或许刚好相反的研究方法，是生物学的，可概括为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或者用我更喜欢的语言，就是“由外及内”的研究方法。与康德不能内涵地定义“人”的本质一样，生物学家不能内涵地定义“生命”的本质，于是生物学家只能从最表层的现象开始观察并确立自己的理解——即形成他所研究的生命过程的外延定义，并根据外延定义继续收集数据，以便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入的外延定义，从而更接近他所研究的生命过程的本质性的理解，逐渐观察并理解更深层的现象——这是一个不能穷尽的理解过程，以至于阿瑟指出，这一理解，它自身就是涌现秩序的一部分。读者必须时刻记着，这位阿瑟就是写了《技术的本质》的阿瑟。在学术思想史的视角下，阿瑟的思路更充分地表现于他关于技术之本质的论述中——我概括为两句话：（1）在演化视角下，技术就是有生命的；（2）在静态视角下，生命就是技术。
对于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阿瑟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经济学由内及外的研究方法与生物学由外及内的研究方法整合在同一理解框架内？
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 [1] 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他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 [2]
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将“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 [3] 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 [4] 最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大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大脑相比，模糊型大脑更富于原创性，因为，（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 [5]
从最简单的社会网络仿真不难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数目足够大，则不论行为规则多么简单，仿真研究者都不可能预见微观行为的宏观秩序。哈耶克试图论证的，在引入哪怕是最少量的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之后，更可能获得清晰论证。为什么哈耶克必须假设有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服从哪怕最简单的行为规则？数量极大，意味着不可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相当于引入了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杨格（Peyton Young）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的一个著名结果是，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 [6] 因此，对于复杂现象之发生，与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作用相比，个体理性是否完备并不很重要，或者说，理性不完备只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达，例如，表达为“C-D gap”的有限理性。 [7]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 [8] 怀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总要表达。面部表情、手势、声音、语言、文字、行动、情绪、群体行动和政治、战争和契约，凡有所表达的，都有重要性。绝大部分感受，不能获得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表达。 [9] 许多被意识到的表达可称为“presentation”（呈现）或“representation”（再呈现）。虽然还有许多呈现或再呈现的重要性，从未被我们意识到。要概括无数具体的表达，荣格尤其重视“符号”， [10] 他相信符号能够涵盖全部文化及其意义。关键是，人类或许永远只能理解符号的一部分含义， [11] 而由符号激发的精神过程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12] 脑科学进展到拉尔夫·阿道夫斯（Ralph Adolphs）提出“社会脑”概念以来， [13] 符号互动论与社会交往理论获得了脑科学术语的表达。符号的含义在社会交往中呈现于具体情境，孔子解仁，只在《论语》描述的那些具体情境之内阐释这一符号的含义。完全脱离情境的符号，蜕变为“指号”（signs）。可以认为，符号是历史性的，而指号是逻辑性的。也因此，符号含义是不可穷尽的。于是，符号含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呈现，与社会交往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了密切联系，它们一起构成海勒女士阐释的“文化创造”过程。 [14]
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葛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波兰尼的影响， [15] 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参阅《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复杂现象论”这一章第4节的“统计学在处理模式复杂性上的不当”）。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
[1] Paul Lewis. 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82, 2012, pp. 368-378.
[2] F. A. Hayek. Freedom, reason and tradition, Ethics vol. LXVIII, no. 4, 1958, pp. 229-245.
[3] F. A. Hayek. 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XLVIII, 1963, pp. 321-344; F.A. Hayek. 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 in M. Bunge, ed., 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 Popper , 1964, pp. 332–349.
[4] G. R. Steele. Hayek’s sensory order, Theory and Psychology vol. 12, no. 3, 2002, pp. 125-147.
[5] F. A. Hayek.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 Politics ,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 1978.
[6] H. P. Young. 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n multi-agent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 171, 2007, pp. 429-433; D.P. Foster and H. P. Young.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vol. 98, issue 222, 2001, pp. 12848-12853.
[7] Ronald Heiner.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83, 1985.
[8] Alfred North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 Lecture Two“expression”.
[9] Gerald Edelman. 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 , 2006.
[10] Carl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 1960.
[11] Roy Wagner. Symbols that Stands for themselves , 1986.
[12]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Jung Vol. IX: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 Second Edition.
[13] Ralph Adolphs. The social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0, 2009, pp. 693-716; Tania Singe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neuroscience, NeuroImage Vol. 61, 2012, pp. 437-449.
[14] Agnes Heller, 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 , 2000.
[15] Michael 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