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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读者应该清楚，对于经济学问题，我们有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框架。这种经济思想所强调的，并不是实物商品或现实的服务；相反，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创造的过程。正如有的读者所想到的，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它与之前的经济学思想有一定联系。接下来，我将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
经济学向来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中的
资源配置
。所有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是如何被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博弈论这些“伟大的理论”，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中的
形成
。经济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关于创新、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历史的作用、制度，以及治理的经济学思想，全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资源配置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高度数学化了，但是对于经济形成问题的了解却仍然非常少，而且这个问题也几乎完全没有被数学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直到1870年前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两个问题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斯密、穆勒和马克思都努力尝试过，从理性科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形成问题、治理问题和历史问题，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伟大的边际主义革命和一般均衡革命。在严格的理性假设和均衡假设下，它们使得资源配置问题转化为一个代数问题和微积分问题。但是，经济形成问题却无法进行这种转化。这是因为就经济形成问题的本质而言，它既不能被限制为静态的，也不能被限制为理性的。到了20世纪，数学化的理论被当成了唯一的“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大潮与经济形成问题擦肩而过。
马歇尔、凡勃伦、熊彼特、哈耶克和沙克尔等一系列经济学家，以及他们之后的许多制度主义者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这些研究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殊化、基于案例和直觉主义的。总之一句话，它们是属于文字叙述型的，而不属于能够被一般化的理论推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便被搁置到了一边。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被公认为是符合现实的、有用的，但是却得不到大家的一贯尊重。
好在到了今天，经济学家们都非常清楚，关于资源配置的“数学分析”，不但远未包含所有经济问题，而且也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形成、探索、适应以及质变等问题。相比之下，复杂经济学则非常关注创造问题和结构形成问题，它研究的就是创造和结构形成得以实现的机制。复杂经济学是与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对政治经济学伟大传统的复兴。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这两种理论有很多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利用复杂经济学，我们能够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世界的形成；利用政治经济学，我们能够通过直觉方法和经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形成。复杂经济学将为政治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复杂经济学不可以、也不应该取代基于案例的历史分析；恰恰相反，它将深化和发展这个值得尊重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同样，政治经济学也会深化和发展复杂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它的历史感和它的时间感。时间可以导致真实的、不可逆转的差异，进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结构。相比之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处理时间问题时，则要逊色很多。在均衡状态下，一个结果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在动态模型中，时间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参数，这个参数可以来回转换、影响当前的结果。这一点令很多经济思想家觉得“不舒服”。1973年，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主张：“一旦我们承认经济存在于时间之流中，承认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即从不可逆转的过去向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那么均衡概念也就站不住脚了。到那时，我们就要重新思考整个传统经济学了。”
在反思时间问题这个方面，复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致的。在“计算”中，也就是说在经济中，大概率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往往会在某些特定的、不可重复的时刻决定吸引子的形成，决定时间结构的形成和消失，决定技术的创生，并决定源于这些事物的经济结构和制度。而技术和技术结构，反过来也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甚至未来的经济形态，即通往未来的道路，也是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的。无论在什么层面，无论在什么时候，经济都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历史再次变得至关重要，而时间也得以再次出现在经济中。
人们可能提出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复杂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新框架是否有它的政策含义。当然有啦！复杂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自身就有出现泡沫和崩溃的趋势。市场会诱发多重局部吸引子状态，市场能通过金融网络传播各种事件，市场能创造出一系列技术解决方案，同时又带来一系列挑战。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不难了解哪些政策大有用武之地了，如监管过度行为的政策、以“轻推”方式促成有利结果的政策、创造有利于创新条件的政策等。科兰德和库珀尔（Kupers），对这些政策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创造适宜的元条件（meta condition）。
上面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在现实世界中遭到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经济看成是均衡的。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过去25年间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少数处于有利地位的“大玩家”利用经济系统中的漏洞而造成的，或者说是由失控的市场所导致的。例如，1990年，俄罗斯在放开市场之后的经济崩溃；2000年，美国政府放松监管之后，加利福尼亚能源市场危机爆发；2008年，冰岛银行倒闭、持续的欧元危机，以及华尔街危机等。受均衡思维所限，人们无法提前预见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由定义可知，在均衡状态下，没有人有动力偏离当前的行为，所以“钻空子”行为不会发生。受限于均衡思维，人们也很难看到极端的市场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对均衡的偏离，很快就会被反向抗衡力量纠正过来。从均衡理论的基本假设就可以看出，研究经济的某些组成部分如何被钻空子、研究经济的系统性崩盘，本来就不是均衡经济学的主要目的。
相比之下，复杂经济学却可以告诉我们，经济系统永远对各种各样的反应开放，它的每个组成部分永远对各种各样的新行为开放，包括通过钻空子来谋利、结构上的突然变化等。复杂经济学建议出台精心设计的防控措施，就像政府为地震多发地区制定合理的建筑安全标准一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复杂经济学会让我们转向现实主义立场。经济并不是由一系列没有任何激励去改变、自然就能共同创造最优结果的行为所构成的。恰恰相反，经济就是一张激励之网，它总能激发出新的行为，诱发新的策略，并让它们共同形成“合理”的结果，从而驱动系统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