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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对语言不感兴趣之人，撰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语言的好奇。如今，语言正在接受科学的“检阅”，学者们正努力为其建立起一套完备合理的知识体系，但对于多数人而言，它仍旧是个秘密。
我希望本书能为语言爱好者展示一片新天地。我希望他们看到，即便是日常的生活语言也包含着优雅的格调和丰富的内涵，其意义远远超过针对词源出处、生僻词语以及用语技巧的专门探究。而对于喜欢科普的读者来说，我希望向他们解释最新公布的一些科学发现的真正含义（不过其中的许多案例可能也称不上发现）：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善于学习的婴儿、语法基因、人工智能计算机、神经网络、会打手语的黑猩猩、会说话的尼安德特人、低能专才、野孩子、反常性脑损伤、出生之时就分开生活的双胞胎、记录大脑思维活动的彩色图像，以及对“语言之母”的寻找。同时，我也希望回答一些日常性的语言问题，比如，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语言？成年人学语言为什么如此困难？为什么大家似乎都弄不清“Walkman”（随身听）一词的复数形式应该是“Walkmen”还是“Walkmans”？
对于那些还不了解语言与心智科学，或正为了熟记字频效应或空范畴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的内容要点而大费脑筋的学生而言，我希望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几十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认知革命”，正是它开启了现代语言研究的大门。
我的专业同行来自诸多学科门类，研究着各式各样看似毫不相干的理论问题，我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整体框架，以涵盖这片广袤无垠的研究领域。虽然我是一个容易固执己见，甚至有些偏执的研究者，不喜欢毫无意义、模棱两可的折中之论，但如今的许多学术争论在我看来的确有点儿像“盲人摸象”。如果我的汇整综合能将争论双方的对立观点（比如“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语法、语义与语用”）兼容并包，这或许是因为它们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分歧。
对于有意了解语言与人类相关问题的普通读者来说，我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些“干货”，这些干货不同于人文或者科学领域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泛泛之论（如“语言浅谈”之类），那些侃侃而谈的人其实压根儿没有研究过语言学。无论是好是坏，我的写作方式只有一个：追求鞭辟入里、解释性强的理论观点，以及纷繁详尽、不厌其烦的细节描述。就后一个习惯而言，我很庆幸自己探讨的主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所涉及的各项原则正是文字游戏、诗歌创作、修辞艺术、语言的机智风趣以及写作技巧的基础。我将毫不吝啬地提供自己最为喜爱的语言案例，它们分别来自流行文化、日常生活、语言研究领域才华横溢的学术作家，以及英语世界中最为优秀的语言大师。
因此，这本书是写给所有使用语言的人的，而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里，我要向许多人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南茜·伊特考芙（Nancy Etcoff）、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劳拉·佩蒂妥（Laura Ann Petitto）、哈里·平克（Harry Pinker）、罗伯特·平克（Robert Pinker）、苏珊·平克（Susan Pinker）、约翰·图比（John Tooby），特别是伊拉维尼尔·苏比亚（Ilavenil Subbiah），他们都对本书手稿发表过意见，并慷慨无私地提供了许多建议与鼓励。
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是语言研究的不二之地，我要感谢在校的同事、同学以及一些已毕业的学生，谢谢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我分享。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批评和建议深富洞见，惠我不浅。内德·布洛克（Ned Block）、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苏珊·凯瑞（Susan Carey）、特德·吉布森（Ted Gibson）、莫里斯·哈利（Morris Halle）以及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帮我厘清了部分章节中的问题。同样还要感谢希拉里·布朗伯格（Hilary Bromberg）、雅各布·费尔德曼（Jacob Feldman）、约翰·霍德（John Houde）、塞缪尔·凯泽（Samuel Jay Keyser）、约翰·金（John J. Kim）、盖瑞·马库斯（Gary Marcus）、尼尔·珀尔马特（Neal Perlmutter）、大卫·佩塞斯基（David Pesetsky）、大卫·波佩尔（David Pöppel）、安妮·森加斯（Annie Senghas）、卡琳·斯特朗斯沃尔德（Karin Stromswold）、迈克尔·塔尔（Michael Tarr）、玛丽安·托伊伯（Marianne Teuber）、迈克尔·乌尔曼（Michael Ullman）、肯尼思·韦克斯勒（Kenneth Wexler）以及凯伦·韦恩（Karen Wynn），他们以渊博的知识回答了我请教的各种问题，从手语语法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球员和吉他手的名字。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的图书馆管理员帕特·克拉菲（Pat Claffey）和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史蒂芬·瓦德洛（Stephen G. Wadlow）不愧为令人敬佩的职业典范，他们在我写作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提供的帮助可以说是既敬业又专业。
本书的不少章节受益于多位学者的批阅审读，他们都是真正的行家：德里克·比克顿（Derek Bickerton）、大卫·凯布兰（David Caplan）、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尼娜·杜克思（Nina Dronkers）、简·格雷姆肖（Jane Grimshaw）、米泽亚·兰代（Misia Landau）、贝斯·莱文（Beth Levin）、阿兰·普林斯（Alan Prince）和萨拉·汤姆森（Sarah G. Thomason），感谢他们在专业和行文两方面所发表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网上的同行，他们是马克·阿罗诺夫（Mark Aronoff）、凯思林·贝恩斯（Kathleen Baynes）、厄休拉·贝露姬（Ursula Bellugi）、多萝西·毕夏普（Dorothy Bishop）、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莱拉·葛雷兹曼（Lila Gleitman）、默娜·高普尼克（Myrna Gopnik）、雅克·盖（Jacques Guy）、亨利·库切拉（Henry Kučera）、西格丽德·利普卡（Sigrid Lipka）、雅克·梅勒尔（Jacques Mehler）、艾丽莎·纽波特（Elissa Newport）、阿历克斯·鲁迪尼基（Alex Rudnicky）、珍妮·辛格尔顿（Jenny Singleton）、弗吉尼亚·瓦里安（Virginia Valian）和希瑟·莱利（Heather Van der Lely）。感谢他们容忍我的急脾气，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各种问题，我甚至有时几分钟内就能收到他们的回复。此外，我要向比亚利克中学的阿尔塔·列文森（Alta Levenson）女士说声“谢谢”，感谢她在拉丁语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另外，我还希望向我的代理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拉维·米尔查达尼（Ravi Mirchandani）、威廉莫罗出版公司的编辑玛丽亚·瓜尔纳斯凯利（Maria Guarnaschelli）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的慷慨付出和特别关照，其中玛丽亚所提出的睿智、详细的建议极大地提高了本书定稿的质量。卡塔琳娜·赖斯（Katarina Rice）编辑过我最早的两部著作，很高兴她能应邀与我再度合作，特别是对本书第11章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语言研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