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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guage Instinct
人们很容易高估语言的能力，以为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实际上，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方式。心智计算理论是认知科学的基础，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任何自然语言，都不能用作心智计算的介质。心语，才是思维的语言。
我们平安地度过了1984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9年预言的极权主义噩梦并未发生。不过，现在高兴恐怕还为时尚早。在小说《1984》（ Nineteen Eighty-four ）的附录中，奥威尔提到了一个更为不祥的日期。在1984年，统治者还必须采用监禁、虐待、药物以及酷刑等方式对异端分子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1984》的主人公）实施改造。到了2050年，就再也不会有像温斯顿·史密斯这样的人了。因为在这一年，一项控制思想的终极技术将会被全面落实，这就是“新话”（Newspeak）。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那些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再也无法思考（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新话是党员用以正确表达意思的一种确切的、有时是非常细微的表达方法，它排除所有其他的意思，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些意思的可能性。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造了新词，但主要是因为废除了不合适的词并消除了剩下的词所带有的原有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尽可能消除了它们的歧义。例如，新话中仍保留了“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下列这样的话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狗身上无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无杂草）。它不能用在“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这些原来可用的词组中，因为即使是作为概念，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也已不复存在，因此必然是无以名之的。
……以新话为唯一语言而教养成的人不会知道“平等”曾有过“政治平等”的旁义，或者“自由”曾是“思想自由”的意思，正如一个从未听说过国际象棋的人不会知道“后”和“车”的旁义一样。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他无力犯下的，因为这些罪行和错误是没有名字的，因此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人类的自由还存在一线希望，因为奥威尔在文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请注意他的闪烁其词：在第一段的末尾，他说如果一个概念是无法想象的，那么它就必然无以名之；在第二段的末尾，他又说如果一个概念是无以名之的，那么它就无法想象。然而，思想真的必须依靠语言吗？人们真的是在用英语、彻罗基语、奇温久语或者2050年的新话来思考的吗？抑或我们的思想原本是以无声的形式栖息于大脑之中，即所谓的思维语言，或者说“心语”（mentalese），而只有在我们需要与他人交流时，才临时披上了一件语言的外衣？在语言本能的探讨中，这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
在多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文章中，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语言决定思想。这一想法源自奥威尔的散文《政治与英语》（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受此启发，权威人士纷纷批评政府通过一些更为委婉的用语来操纵人们的头脑，比如用“平定”（pacification）代替“轰炸”（bombing）、用“扩充财源”（revenue enhancement）代替“税收”（taxes）、用“不予挽留”（nonretention）代替“解雇”（firing）。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动物没有语言，所以它们一定也没有意识。例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写道：“一只狗不可能想到‘也许明天会下雨’。”因此，动物不具备作为意识主体的各项权利。一些女权主义者指责语言中包含着歧视女性的因素，如将男性的“he”（他）作为通用的第三人称代词。于是，各式各样的改革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光是“he”的替代词就有“E”“hesh”“po”“tey”“co”“jhe”“ve”“xe”“he’er”“thon”和“na”等诸多建议。在这些改革运动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工程师柯日布斯基（Korzybski）于1933年所倡导的“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这一学说经由其学生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和早川一荣（S. I. Hayakawa）所撰写的一系列畅销书而为世人所熟知。普通语义学认为，人类之所以会被愚弄，是因为语言的形式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语义，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比方说，假设我们将年轻时犯了盗窃罪的40岁的约翰关进监狱，这等于是把40岁的约翰和18岁的约翰视为“同一个人”，而这在逻辑上显然不成立。要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谈到约翰的时候就应该用“1972年的约翰”和“1994年的约翰”来加以区分。而动词“to be”则是语义混乱的一个特定根源，因为它用抽象的概念来指代个人，比如说“Mary is a woman”（玛丽是个女人），这样便可以逃避责任，就像里根总统的经典用语，“Mistakes were made”（错误已经铸成）。因此，有一派普通语义学家试图完全废止“to be”的使用。
而且，人们还为这些说法找到了科学上的依据，即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该假说的主要观点是“语言决定论”，即人们的思想由语言提供的各种范畴所决定。不过，该假说还有一个较为温和的版本，即“语言相对论”：不同的语言导致了不同的思维。那些上过大学的人一定能不假思索地举出下列所谓的“事实”：不同的语言对颜色有着不同的分类；霍皮人（印第安人的一支）的时间观念与我们截然不同；因纽特人用来表示“雪”的词语多达几十个。言下之意非常明显：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基本范畴并非客观存在，它们是文化强行输入的结果（因此也可以对其进行质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对这一假设抱有普遍好感）。
但这个假说是错误的，而且大错特错。这种将思想和语言等同起来的说法属于典型的“传统谬论”（conventional absurdity）：它违背了常识，但大家却深信不疑，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似乎在某个地方听到过它，而且它似乎蕴含着某种启示（就像我们相信“人的大脑只使用了5%”“旅鼠会集体自杀”“童子军手册每年都销量第一”“潜意识信息会诱导人们消费”等这类所谓的“事实”一样）。但不妨想一想，我们在说话或写作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打住，因为自己发现这不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常常会觉得“心中所想”与“口中之言”并不能合拍。有时，要找到一个能够确切表达自己想法的词语并非易事。在倾听或阅读时，我们常常只是通其大意，而记不住对方的原话，因此，我们的头脑中一定存在着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意义”。而且，如果思想依赖于语言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新的词语呢？小孩又是如何学会第一个单词的呢？一种语言又是如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呢？
“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之所以能够流行，完全是因为人们缺乏必要的怀疑精神。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也许一只小狗无法告诉你它的父母非常诚实但生活拮据，但你能因此断定这只小狗就没有意识吗？它只是一个毫无感觉的东西而已？有位研究生曾与我争论语言与思维的问题，但他采用的完全是“逆反逻辑”（backwards logic）：语言一定会影响思维，否则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显然对他而言，歧视现象本身还不足以说服人们采取行动。至于政府的委婉用词，它的确是一种卑鄙的伎俩，不过其卑鄙之处体现在欺骗，而非思想控制。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已阐释得足够清楚。例如，“扩充财源”的概念比“税收”一词要大得多，而听众会自然地认为，如果一个政治家想说“税收”，他肯定会用“税收”这个词。一旦政治家的谎言被拆穿，人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其中的骗局，也不会再有被洗脑的危险。美国英语教师委员会每年都会对政府新闻稿中反复出现的假话、套话予以嘲弄。作家们也往往以通俗、幽默的方式来唤起人们对委婉用语的注意，例如在电视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 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 ）中，一位愤怒的宠物店顾客说道：
它已经不再是只鹦鹉了。它终结了自己的存在，寿终正寝，它去见上帝了。这是一只故去的鹦鹉，是一具死尸，它丧失了生命，它安息了。如果你没有把它钉在枝头，它早就被埋入黄土了。它生命的帷幕已经落下，归寂于无声的洪荒之中，这是一只“前”鹦鹉（ex-parrot）。
我们将会在本章看到，并没有科学上的证据显示语言能够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虽然许多人试图证明这一点，但都不可避免地沦为研究史上的笑柄。不过，我不只是想简单地回顾这段搞笑的历史，毕竟，当科学家对思维的运作机制和研究方法都一片茫然时，“语言塑造思想”的观点看似是很有道理的。如今，认知科学家已经懂得如何研究思维，因此，很少再有人会仅仅因为语言的明晰可感就将它与思维等同起来。了解语言决定论的错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下一章将要探讨的内容：语言自身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