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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写道：“人们不应该寄希望于他的词典能够改变尘世（sublunary）的本质，让世人彻底摆脱愚昧、空虚和虚伪。”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熟悉“sublunary”这个有趣的词了，其字面意思是“月亮之下”，它暗指一种很古老的观念，即认为原始淳朴、受自然规律支配、亘古不变的宇宙，与人类居住的污浊、混乱、变幻莫测的位于其脚下的地球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当约翰逊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这种界限的含义早已过时了，因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已经证明，使苹果落在地上和使月球在天上的轨道中运行的是同一种力量。
牛顿的理论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都遵循同一个规律，因此该理论也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具有头等作用的重大事件：这就是知识的统合，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称之为“逻辑上的一致”。牛顿突破了竖立在天地之间的这面墙，在此之后，曾一度竖立在充满创造性的过去和停滞不前的当下之间的同样牢不可破的那面墙（现在同样被遗忘了）也很快坍塌了。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一事实之后：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证明，地球地表的形态是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外力（如地震、侵蚀等）作用下长年累月塑造而成的。
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也不再存在于各自不同的世界。1628年，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证明，人的身体就是一台机器，是依靠水压和其他机械原理运作的。1828年，弗里德里希·沃勒（Friedrich Wohler）证明，生命的构成元素并非一种神秘的、极度活跃的凝胶，而是完全遵循化学规律的普通化合物。查尔斯·达尔文揭示出，生命的丰富多样性以及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造物迹象很可能源于复制基因中表现出的自然选择的物理过程。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以及后来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
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证明了如何运用物理学术语来理解复制过程本身。
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物质与能量的理解，这两者之间的统一，算得上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了。它所产生的诸多结果之一便是推翻了诸如克罗伯以及洛维等一些社会科学家的观点，他们用“听起来貌似科学的方法”，将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置于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世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细胞并不总是来自其他细胞，生命的出现也并不会创造出一个不同于它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界的第二个世界。细胞是由更为简单的被复制的分子演化而成的，物理世界中的非生命部分，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分子零件构成的机器的集合，当然是那种看起来很荒谬的复杂机器，但确实是机器。
这就在知识领域里竖起了一面墙，而且是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们曾经非常警觉地捍卫的一面墙。它将物质与心灵、物质的与精神的、生理的与心理的、生物学与文化、天性与社会环境、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及艺术区分开来。这一区分融入了官方理论的每一种学说中：生物学概念上的如同白板的大脑与经验和文化对心灵的塑造之间的对立，野蛮人天生状态的高贵与社会机制的堕落之间的对立，遵循必然规律的机器与能够自由选择并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幽灵之间的对立。
但是，这面墙也正在倾覆。产生于心理学、脑科学、遗传学和进化论这四种前沿知识中的新观念正在突破这面墙，这些新观念展示给我们关于人性的全新理解。在本章中，我将阐述这些新观念是如何认为白板一块的大脑其实是有着各种天赋的，又是如何贬斥“高贵的野蛮人”的看法的，最后又是如何将幽灵从机器中驱逐出去的。在第4章中，我将会介绍人性以及与生物学有关的新概念，并阐释它们如何与上述这些人文及社会科学产生关联。这一新概念能够赋予文化现象应有的地位，而不是把它隔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第一座桥梁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自从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来，心灵这一概念就一直困扰着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正是这一概念衍生出了各种互相矛盾的、迷信的以及怪异的理论。20世纪前半叶的行为主义者和社会建构主义者们认为，心灵是高深莫测的或者说它是一个概念上的陷阱，因此，最好避免谈论这一概念，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外在行为或文化特性，对此观点几乎所有人都深表认同。
然而，20世纪50年代伊始出现的认知革命，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现在，认识心理活动过程已经成为可能，甚至还能够在实验室中对之进行研究。紧紧抓住心灵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白板说”中那些曾经非常引人注目的信条，现在看起来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逻辑不通。下面，我们将介绍认知革命所引发的五种观念，正是它们改变了我们看待和谈论心灵的方式。
第一种观念： 可以通过信息、运算、反馈等概念，将心理世界置于物理世界中加以理解。长久以来，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直被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与其他物理事件相比，行为似乎是由另一套不同的发动机制所引发的。看上去显得一般的事物都受到因果关系的制约，而人类的行为则受到动机的驱使。我曾经参与过一期主题为“科学能否解释人类行为”的BBC电视辩论赛。反对这一命题的一位哲学家说，这是在蓄意煽动种族仇恨，并且质问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会被关进监狱，这该如何解释？她说，目的、仇恨，甚至监狱，这些概念并不能用物理学语言来描述。用分子运动术语来界定“仇恨”或“监狱”绝对不可行。她认为，对行为的解释就像是叙述故事一样，要根据行为者的意图来表达，这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雷克斯径直走到了电话机旁？我们不可能说，电话机产生的刺激致使雷克斯的胳膊做出了弧形的摆动。相反，我们可能会说，雷克斯想与他的朋友塞西尔通话，并且他还知道塞西尔在家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有预测力的解释了。如果雷克斯不再同塞西尔交往，或者他记得这天晚上塞西尔出去玩保龄球了的话，他的身体就不会从沙发上起来。
一边是物理事件，另一边是意义、内容、观念、原因和意图，数千年来，两者之间的鸿沟似乎将宇宙一分为二。那些同“被煽动的仇恨”或“与塞西尔进行对话的想法”同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如何能够让物质在空间里产生运动？然而，认知革命运用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新理论将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统一了起来，该理论认为，可以用信息、运算、反馈这些术语来解释心理活动。信念和记忆都是信息的集合，就如同数据库中的资料一样，只不过它们存在于行为模式和大脑结构中。思维和计划是这些模式系统化的转换形式，就像计算机程序的运行一样。期待和尝试属于反馈环路，它们同自动调温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在接收到关于目标状态和当前状态之间不一致的信息后开始执行操作，以试图消除这一差异。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是我们的感知器官，它们负责将外部的物理能量转化为大脑可以识别的数据结构，然后大脑通过运动程序来控制肌肉的动作。
这一基本观念可以被称作心智计算理论。它同心灵的“计算机隐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一隐喻认为，心理活动的原理同人们发明的数据库、计算机程序或者自动调温器一样。心智计算理论认为，我们在对人的心理和人工信息处理器进行解释时，可以使用相同的原则。这一点，就像自然界与人类工程学之间存在重合的情况一样。生理学家可能会运用相同的光学原理来解释人眼与照相机的工作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眼睛与照相机在每一处细节上都是相同的。
心智计算理论并没有借用“机器中的幽灵”这一理论下对认识、思考以及尝试进行了解释，尽管这些足以让人发出惊叹。该理论还解释了这些过程是如何得以智能化的，即理性是如何从没有意识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如果储存在大块物质（如大脑组织或硅元素）中的信息转化序列反映了演绎的顺序，遵循世界上的逻辑规则、概率规则或因果关系，那么它们就能够对这个世界进行正确的预测。在搜索目标时能做出正确预测，这是对“智力”的完美界定。
当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事实上，霍布斯对心智计算理论早有预言，他曾将心理活动描述成极其细微的动作，并认为“推理仅仅是一种计算”。三个半世纪之后，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证明霍布斯的预言，对感知、记忆、想象、推理、决策、言语以及动作控制进行了实验研究，并且成功地将它们模拟为诸如规则、字符串、矩阵、指示器、列表、文件、目录、排列、环路、命题和网络等运算技术。比如，认知心理学家们正在研究头脑内部的图表系统，并据此来解释人们如何通过心理表象的方式来“看”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们正在研究长时记忆中的概念网络，并以此来解释为何某些事情要比其他事情更容易被回忆起来。他们还研究言语系统如何进行信息处理和记忆，进而探讨为何某些语句读起来很轻松，而有些语句读起来则很费劲。
如果说心智计算理论证明了普通物质也能够完成那些被认为只有心理元素才能实现的神奇功能的话，那么与其邻近的人工智能领域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已经被称作“电脑”，因为它们具有运算、整理数据、证明命题的功能。很快，它们就能够纠正拼写错误、处理排版、解方程，并能够在那些诸如挑选股票、诊断疾病等具有严格要求的项目上模拟专家所扮演的角色。数十年来，心理学家告知我们，没有任何计算机能够阅读文本、翻译语言或识别面孔，从而维护了人类自我吹嘘的权利。但是这些自我吹嘘现在已经过时了。今天，能够识别印刷体字母和口语的软件都已经安装在了家用计算机上。在许多研究工具和帮助程序中，用于帮助理解或者翻译语句的基本程序都是可以利用的，并且正在逐步得到完善。面部识别系统的发展更是让一些公民自由意志论者担心，在公共场所将这一系统与监控摄像头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
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仍可能会将这些低水平的奇迹抹杀掉。的确，他们说这些输入和输出过程可以勉强用计算模型来表示，但这仍然离不开具有判断、反思和创造性等能力的人类使用者。然而，根据心智计算理论，这些能力依然是信息加工的形式，可以在计算机系统中得以执行。1997年，一台被命名为“深蓝”的IBM计算机打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与它的前辈不同的是，深蓝并非只通过简单模式匹配算法来对棋子数以万计的下法进行评估，而是运用了对比赛中的棋局做出智能化的反应策略。《新闻周刊》称这一比赛为“人脑的背水一战”。卡斯帕罗夫称这一比赛结果为“人类的终结”。
或许你仍旧会质疑：国际象棋比赛只是一种具有离散步骤，且只有一个明确胜利者的人工情境，这种情境完全适合于严格遵循规则的计算机。而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其中蕴含着无限可能的步骤和模糊不清的目标。这自然就需要人们具备创造性和直觉判断能力，这也正是为何每个人都明白计算机永远不可能谱写一首曲子、撰写一部小说或者画出一幅画的原因。然而，也许所有人都错了。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已经编写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篇小说，谱写出了令人折服的莫扎特般的交响乐，绘制出了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人物及风景图画，以及构思出了非常巧妙的广告创意。
上述这些并非表明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如同一台数字计算机，也并非表明人工智能在将来可以完全复制人类的心理活动，也并非说明计算机具有意识，能够感受当事人的主观体验。但这的确证明了推理、智能、想象和创造性属于信息加工的表现形式，而信息加工则是人们熟知的物理过程。在心智计算理论的帮助下，认知科学至少已经驱除了机器中的一个幽灵。
第二种观念： 人的心灵不可能是一块白板，因为白板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只要人们对人类心灵是什么或者对它的运作方式不甚明了，他们就不会排斥“受环境塑造的白板”这一隐喻。但是，只要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样的运算可以使一个系统能够观察、思考、说话以及制订计划，那么，由“白板说”引发的问题就更加明显：白板什么也做不了。外部环境对心灵的塑造将永远停留在空白状态，除非有某种事物启动了该塑造过程中的各种模式，并且将这些模式和大脑在其他时间段内习得的模式联结起来，然后依靠这种联结将新的思想铭刻在大脑中，并对结果进行检查，以引导行为逐步接近目标。洛克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暗示其中的“某种事物”可以被称作“理解”，它能看到大脑中的印刻并执行认知、思考及联想等活动。不过，用这一被称作“理解”的“某种事物”来解释大脑如何实现“理解”，这本身就属于一种循环。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给洛克的信中，简洁地表达了他反对“白板说”的观点。莱布尼茨重复了经验主义者的箴言：“智力中的所有内容无一不是先进入人的感官世界的。”然后他又补充道：“除了智力本身。”如果心灵中的“某种事物”是学习成为可能的唯一机制，那么它必须是先天的。这一“某种事物”看到的必须是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虚幻世界。这一“某种事物”必须能对语句的内容进行推断，而不是反复琢磨具体的措辞问题。这一“某种事物”必须对他人试图实现目标的行为进行解释，而不是单纯地描述四肢的运动轨迹。
依照洛克的逻辑，人们可以将这些技能看作由某种抽象的事物造就的——也许不是“理解”，而是“学习”“智力”“可塑性”或者“适应”。但正如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这样做就等于“依靠虚构的能力或超自然的特性来‘维持体面’……想象它们就像是小魔鬼，能够随心所欲而不受阻挠，就好像怀表通过特定的钟表机制而无须齿轮就可以准确报时，或者就好像磨盘通过摩擦装置而无需任何的粉碎器械就能够打磨谷物”。莱布尼茨同霍布斯（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同样都认识到，智力是一种信息加工形式，需要复杂的机制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是超越那个时代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当计算机刚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时，它并不能够理解语言或者识别文本，使用者必须先安装适当的软件才行。同样，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高度复杂的人类行为。认知模型的支持者发现，诸如绕着家具走、理解语句、回忆事实和猜测某人的意图等平常活动都属于难以克服的工程问题，处于或者超出了人工智能的前沿水平。认为某种被称作“文化”的事物塑造而成的彩色橡皮泥（即大脑）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观点，并不能解开人们的疑问。
这并不是说，认知科学家们已经将天性与教养之争完全置于了脑后，现在关注的是人类的心理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大脑中的神经回路决定的，这样一来，这场争论就是沿着连续的统一体进行的。处于争论一端的是哲学家杰瑞·福多（Jerry Fodor），他认为，所有的概念应该都是先天就有的（甚至包括像“门把手”和“钳子”这样的概念），还有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认为，“学习”这个词语具有误导性，相反，我们应该说儿童“生成了”语言。
争论的另一端是包括戴维·鲁姆哈特、詹姆斯·麦克兰德、杰弗瑞·艾尔曼（Jeffrey Elman）以及伊丽莎白·贝茨（Elizabeth Bates）等人在内的联结主义者，他们建构了相对简化的计算机模型，并将生命智慧排除在外。因为持第一种极端立场的学者主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所以那些狂热者将这种立场称为“东极”，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从这里出发所有的方向都是西方。这些人将第二种极端立场（持这种立场的学者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称为“西极”，这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从那里看去，所有的方向都是东方。这些名词是福多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上提出的，他严词谴责“西海岸的那些理论家们”。这些词还来自某位不知名的人士，他指出，从技术上来讲，那些在耶鲁大学工作的理论家们应该是位于东海岸的。
然而，这里要讲的是为什么东-西两极之争不同于那些使哲学家们痴迷了数千年的问题：因为双方都不相信“白板说”。所有人都承认，如果没有先天的学习回路，就不可能存在学习。在西极宣言《关于天性的再思考》（ Rethinking Innateness ）这本书中，贝茨和艾尔曼以及他们的合作者很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没有任何一种学习理论能够完全脱离理论内容，写字板也不会完全成为白板的。”他们解释说：
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联结主义模型（或者模型提出者）都热衷于这种经验主义的极端形式；他们对任何形式的先验知识都像对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很显然，我们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学习模型限定一些先决条件很有必要。事实上，所有的联结主义模型必然要提出一些被认为是构成先天限制的假设。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虽然很有意义，但太拘泥于细节：存在多少种先天的学习网络机制？它们如何负责一些特定的工作任务？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些争议。
第三种观念： 头脑中有限的程序组合能够产生无限多的行为反应。行为科学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削弱了“白板说”和“机器中的幽灵”学说。之前，人们嘲笑那些假设：从与动物世界相似的意义上来讲，人类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或者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这些嘲讽都是可以被谅解的。人类行为并非像鱼攻击红点或者母鸡孵蛋那样属于本能的条件反射。相反，人们会崇拜上帝，在网络上拍卖劣质艺术品，在听摇滚时做出佯装弹奏吉他的动作，为弥补过去的罪孽而采取斋戒，佯装将草坪躺椅构筑成堡垒，等等。看起来，人类拥有无限多的行为。看一眼《国家地理》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当前文化当中最奇怪的行为，也没有超出人类的能力范围。如果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发生，那么人们可能会想，我们究竟是橡皮泥，还是不受任何束缚的行动者呢？
但是心理的计算机化取向已经使这种看法显得过时了，而早在“白板说”涌现的年代里，心智计算理论是根本无法被想象的。最明显的一个例证便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语言是创造性的体现，是变化着的行为。许多话语都是全新的词语组合，之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我们不像娃娃那样，身体内部有着固定的装置，面对刺激时能发出几种套路固定的声响来。但乔姆斯基指出，语言的开放性也并非完全没有条件；它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模式。一个说英语的人能够讲出一串前所未有的词语，比如“Every day new universes come into existence”（每天都有新的宇宙诞生），或者“He likes his toast with cream cheese and ketchup”（他喜欢吃烧烤冰激凌和番茄酱），或者“My car has been eaten by wolverines”（我的汽车被狼獾吃了）。但没有一个人会讲“Car my been eaten has wolverines by”（汽车，我的，被吃了，是狼獾），或其他类似可能的英语单词顺序。人类头脑中的某种事物必然能够生成更高级的系统化的词语组合，而不是任意的词语组合。
头脑中的这种事物属于一种软件，一种能够形成新的词语排列的生成语法。诸如“一个英语句子里面包含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一个谓语里面包含一个动词、一个宾语和一个补语”“吃饭的主语是吃饭者”等一系列语法规则可以解释人们讲话时表现出的无穷创造力。因为有数千个名词可以起到主语的作用，几千个动词可以起到谓语的作用，所以个体就拥有数百万种遣词造句的方法。这些可能的组合很轻松地就能增长到非常庞大的数目。的确，语句的总数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多的，因为语言规则使用了一种叫作递归的策略。递归策略可以允许一个短语中包含与其本身有关的例子，比如“She thinks that he thinks that they think that he knows”（她想他认为他们认为他知道）这样的句子就属于此类，而且这样的句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语句的数目是无限的，那么可能产生的思想和意图也将是无限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每句话表达的都是不同的思想和意图。语言中的组合语法与头脑中其他的组合程序相互配合，产生出了思想和动机。这样一来，大脑的各个部分之间有限的组合方式就能够通过肌肉的活动产生无限多的行为。
一旦从心理软件而非身体行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不同人类文化间根本性的差异将大大缩减，由此也引出了第四种新观念： 人类普遍拥有的心理机制可以解释文化间的表面性差异。我们可以再次用语言作为行为无限性的一个范例。人类大概能够说出6 000种相互之间不可理解的语言。然而，他们头脑中语法程序上的差异要远远小于他们口头言语间的差异。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可以传递同一种思想。《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数百种非西方语言和文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印第安土著部落纳瓦霍族（Navajo）招募士兵，并利用该族的古老语言来传递跨越大洋的秘密情报。任何语言都可以用来传递任意的旨意（从神学上的寓言到军队的指令），这表明所有语言都如出一辙。
乔姆斯基提出，从单一模式上来看，个体的语言生成语法是变化的，他将这一语言生成语法称作通用语法。比如，在英语中，动词总是位于宾语之前，如“drink beer”（喝啤酒），介词总是位于名词短语之前，如“from the bottle”（从瓶中流出来）。在日语中，宾语则总是出现在动词之前。但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两种语言中都包含有动词、宾语以及开头用的前置词或后置词，而不是人们可能想象出的其他无数种用于支撑交流系统的语言搭配。而且，很显然，这些毫无关联的语言都以一个中心语（如一个动词或介词）和一个补语（如一个名词短语）来构造短语，并且这两者都以同样的顺序排列。在英语中，中心语往往出现在最前；在日语中，中心语却是在最后出现。但在短语结构的其他诸多方面，这两种语言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逻辑上来讲，常见的中心语和补语类型的排列顺序可以有128种可能，但世界上95%的语言都属于这两种排列顺序中的一种：或者是英语的顺序，或者是其镜中影像（两者正好是翻转的），即日语的顺序。对于这种一致性，最简单的总结是，除语法中的参量或转换形式要么是属于“中心语在前”，要么是属于“中心语在后”之外，所有语言的语法都是相同的。最近，语言学家马克·贝克（Mark Baker）总结出12种变量，这些变量简洁明了地说明了世界上现有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从这些通用模式中抽取出变异，并非仅仅是一种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整理的方法，它还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使学习成为可能的先天神经回路。如果将规则的通用部分植根于神经回路，那么当婴儿首次学习讲话时，就可以对他们加以引导，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儿童可以如此轻易而又无一例外地学会语言。儿童并非只将妈妈口中的发音作为一种有趣的声音而进行逐字逐句的模仿，或者任意将其分割为很小的部分，相反，他们在认真地捕捉其中的中心语和补语，并注意到了它们呈现的先后顺序，然后再构建一套同这一顺序相一致的语法体系。
这一观念也可以解释其他方面的跨文化差异。许多赞同社会建构主义的人类学家声称，类似于生气这样一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情绪，在某些文化中却是不存在的。一些人类学家还声称，没有任何情绪的文化是存在的！例如，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曾写道，伊法鲁克人（Ifaluk，密克罗尼西亚的伊法鲁克岛上的居民）不会体验到我们所谓的“生气”，相反他们会体验到被称为“song”的情绪。“song”是一种愤怒的状态，是被有悖道德的行为（如触犯宗教禁忌，或者狂妄自大）激发出来的。它允许人们躲避、厌恶犯忌者，或者对其进行恐吓和非议，却很少进行身体上的攻击。“song”这种情绪指向的对象会体验到一种不为西方人所知的情绪“metagu”，“metagu”是一种恐惧的情绪状态，并迫使其向感受“songful”的人表示道歉、交罚款或者赠送礼物，以平息对方的情绪。
哲学家罗恩·玛伦（Ron Mallon）和史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受乔姆斯基和其他认知科学家的启发提出：伊法鲁克人的“song”和西方人的“anger”（生气）是否属于同一种情绪，这一问题是对表示情绪的词汇含义的诡辩——应当根据外显行为还是内在心理运算来对它们进行界定。如果一种情绪是根据行为来进行界定的，那么各个文化之间的情绪自然会存在很大差异。伊法鲁克人如果看到一个女性在月经期间仍在芋头地里干活或者看到一个男人走进产房时，情绪反应会很激烈，而我们则不会。我们会对那些进行种族侮辱或者竖起中指的人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但伊法鲁克人并不会对此类行为产生情绪反应。而如果依照心理机制，诸如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Lazarus）等心理学家称作“情绪程序”或者“如果-那么公式”的这些计算机术语来界定一种情绪的话，那么我们和伊法鲁克人之间的那些差异就不存在了。我们也许都拥有一个程序，即当我们的利益或尊严受到侵犯时，它能够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愉快情绪反应，促使我们去惩罚或者要求赔偿。但关于什么是侵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我们是否觉得怒目而视可以被许可，我们认为自己应当获得多少补偿等都取决于我们的文化。刺激与反应可能是不同的，但心理状态却是相同的，无论它们是否能被我们语言中的词语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以语言为例，如果没有某些能进行心理运算的先天机制，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学习文化中必须掌握的内容。激发伊法鲁克人产生“song”这种情绪的情境包括冒犯宗教禁忌、懒惰、无礼、拒绝合作，却不包括尊重宗教禁忌、善良谦恭和替他人着想，这并不是巧合。伊法鲁克人将前三种情况视作是相似的，因为它们唤起的是同一种情绪程序，被认为是冒犯的。这样就可以使人很容易明白，它们唤起的是相同的反应，人们更可能将这三种情况同等看待，认为它们会唤起某种单一的情绪。
道德包括一些人们熟知的行为类型，如婚姻习俗、食物禁忌和民间迷信等，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自然会有所差别，并被人们所习得，但它们产生的心理运算的深层机制或许是先天固有且通用的。人们的穿着可能会大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外表来展示自己的身份。他们可能只是尊重自己家族其他成员的权利，或者将这种对他人的尊重延伸至了自己所在的部落、民族、国家或种族，但所有人都会把世界一分为二地划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将哪些结果归为人类这种具有意识性的生物的某种意图的产物，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比如，一些人只承认手工制品是人类意识的产物，另一些人则相信疾病来源于敌人施加的神秘咒语，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世界上所有生命都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但他们都在借助于有精神的实体概念来对某些事情进行解释，认为这些实体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导致了事情的发生。那种认为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是意识而非行为的观念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正好相反。
第五种观念： 心理是由许多互动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心理学家对不同文化中的情绪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另一重大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各个地方的人的面部表情看上去都一样，但在某些文化中，一些高雅阶层的人逐渐学会了保持面无表情。对此，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对所有人来说，情绪程序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唤起情绪，但另一种独立的“表现规则”决定着这些情绪在何时才可以表现出来。
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强调了另一种关于认知革命的观点。认知革命开始之前，评论者们借用了大量诸如“智力”“理解”之类的黑箱子，对人性进行了粗略的描述和判断，比如，从本质上讲，我们是高贵的或卑劣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人的大脑并非只是一个被注入了单一能量或整体特性的均匀球体，而是模块化的，它是由许多部分共同协作，共同生成一套思想或者有组织的行为。大脑具有一套独特的信息加工系统，可以起到排除干扰、掌握学习技巧、控制身体、记忆事情、暂时储存信息、储存和执行规则等功能。进入该信息加工系统的内容包括分配至诸如语言、数字、空间、工具和生活事件等不同方面的心理能力（有时候被称为多元智力）。东极学派的认知科学家们对此提出疑问说，基于内容的心理模块受到基因的作用，会产生极大的分化；而西极学派的认知科学家们则认为，起初这些模块之间只存在非常细微的注意偏差，在感觉输出阶段，这些偏差才扩大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然而，这两派都认为，大脑并非一个均匀的肉球，还可以在情绪程序中发现另一层面的信息加工系统，即动机和情感系统。
那么结果便是：产生于一种模块的某种欲望或习惯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其他某些模块转化为行为（或者完全受到压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被称作“习惯系统”的模块是我们倾向于产生特定的习惯性反应的基础（如我们看到一个书面词语时，就会自动地产生默读的反应倾向）。但另一个被称作“注意监控系统”的模块则可以克服这种反应情绪，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与当前问题相关的信息上，如对词语的印刷字体、颜色进行命名或想出一个与该词语相匹配的动作。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心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人们如何怀有了他们之前从未产生过的复仇性幻想，或者只是在心里面想象自己犯了强奸罪。产生于认知革命的人性论，与犹太-基督教的人性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间有着更多的共通之处，而与行为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其他版本的“白板说”之间的共通之处则较少。行为并非只是简单地输出和诱发，也并非直接源自文化或社会。行为产生于大脑内部具有不同行为指向和目标的心理模块之间的竞争。
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具有普适性和生成性的运算模块的观念来自认知革命，它消除了长达数个世纪的人性之争。如果现在继续追问：人类是具有可塑性的还是已经被程序设计好了的呢？各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是一致的还是不同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还是先天固有的？我们的本性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那就是在误导人们。人类的行为是灵活的，因为他们具有预设的程序：人类头脑内部存在着合成的软件，能够产生无限多的思想和行为序列。人类行为可能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但生成行为的心理程序在构造上并不一定存在差异。明智的行为可以被个体成功掌握，因为我们拥有先天的能够学习的系统。同时，所有人都可能同时具有善良和邪恶的动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将它们转化为行动。
第二个在心灵与物质之间起纽带作用的是神经科学，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它研究的是认知和情感在大脑中是如何实现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写了一部有关大脑的书，叫作《惊人的假说》（ 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 ），书中间接地提到，人类所有的思想和感受，欢乐和痛苦，梦想和愿望，都存在于我们大脑的活动中。一些冷嘲热讽的科学家们认为，这一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嘲笑这一标题，但克里克并没有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假设确实非常令人惊讶，他们也是第一次停下来对它进行认真思索。当受监禁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Dmitri Karamazov，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试图弄懂他刚刚从学术访问中学到的内容时，又有谁不能够理解他呢？
你想象一下：在神经里，在头脑里——也就是，在大脑中的这些神经里……有一种小尾巴（真见鬼！），就是那些神经上的小尾巴，只要它们一哆嗦……也就是，我抬眼望一望什么东西，就这样望一望，那些小尾巴就开始哆嗦起来……而它们哆嗦起来时，就出现了一个形象……它不是立刻出现的，而是等一刹那，等那么一秒钟……就仿佛出现了一个契机；哦，不是契机——去它的契机！——而是一个形象；也就是，一个物体，或一个事件，活见鬼！这就是为何我能看，还能思考的缘故，是因为有那些尾巴，而不是因为我有灵魂，或者我就是那种形象或模型，那全是蠢话。兄弟，这是米哈伊尔昨天对我讲的，我当时好像被火烫了似的。阿廖沙，科学真伟大！一种新的人就要出现了——这一点我明白……但是，到底可惜了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科学思想本身也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1880年，人们对神经功能只有一些初步的了解，甚至一个具有理性的人也会对此表示怀疑：人的所有经验都源于颤动的神经尾部。但在不久之后，人们就认识到正是大脑的信息加工活动形成了人的心理，或者说人们认识到，这种信息加工活动就是我们的心理。但是这两种情形都清楚地表明，心理活动的每一方面都完全取决于大脑组织中发生的生理事件。
当外科医生将电流通入人的大脑时，人就会感受到一种生动逼真的体验。向大脑中注射化学物质，就能够改变人的知觉、情绪、个性以及推理活动。当某部分脑组织死亡时，与其相对应的某种心理功能便会消失：一个有神经障碍的病人可能会失去对工具命名、识别面孔、评估自身行为的结果、同情他人、记住空间位置或辨别自己身体的能力。笛卡儿曾说：“心灵根本是不可分割的。”他还认为，心灵与肉体之间截然不同，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任何一种情绪和思想都会发出生理上的信号，而且探测这些信号的新技术手段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确的水平，它们能够准确地识别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并告知认知神经科学家，这个人正在想象一个面孔或一个地方。
神经科学家们能够从老鼠体内提取基因（在人体内也发现了这种基因），使这些老鼠无法再进行新的学习；或者再植入另外一些基因副本，以提高老鼠的学习效率。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大脑组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复杂性，约有1 000亿个神经元通过10 000亿左右的神经突触联结起来，这一点与人类错综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体验相匹配。神经网络模型的提出者们已经开展研究，旨在探明诸如储存和提取模式之类的心理运算及其有关组块是如何在神经回路中得以实现的。当大脑死亡时，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尽管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以及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与死去的人进行交流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感觉、认知、言语以及情绪都源自大脑。但人们仍旧会像古老的教育类动画片里描述的那样来看待大脑，认为大脑就像具有标准尺和杠杆的控制面板一样，由使用者（可能是自我、灵魂、幽灵、人或者“我”）进行操作。然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自我也只是大脑系统的另一种网络结构而已。
第一个线索来自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这位19世纪的铁路工人为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所熟知。当时，盖奇正用一根一米长的铁锨把炸药填塞到岩石孔中，一颗火星引爆了炸药，爆炸的威力使这根铁锨从他的左颧骨下方穿入头部又从头顶飞出。盖奇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并且他的感觉、记忆、言语以及动作能力都没有受到影响。但他的工友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盖奇不再是盖奇了。”一块铁片竟然完全改变了一个人，将他从一个有礼貌、负责任、有抱负的人变成了一个粗鲁的、不可靠、反复无常的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盖奇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即眼睛以上的大脑区域被刺穿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区域具有推测他人意图的功能。同时，该区域还同前额叶皮层的其他区域以及边缘系统（负责情绪的区域）一起，共同负责预测他人的行为后果，并根据个人目标不断地调整行为。
认知神经科学家们不仅将幽灵驱除了出去，而且还证明大脑内部甚至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像幽灵一样行事的区域（将所有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做出决策，便于大脑的其他区域来执行）。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只有唯一的“我”在发挥着控制功能。但那只是大脑运行产生的一种幻觉，就像我们觉得自己在视野中看到的所有事物都非常详细一样。事实上，除了注视点，我们看不到任何细节。我们会迅速地将目光转移到那些有趣的事物上，这就使得我们误以为所有的细节都能保持在我们的视野中。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区域确实存在一个监管系统，负责各类行为，如克服习惯和抑制冲动。但这些系统同时还具有某些怪异和局限之处；它们不能够担负起理性自由主体的功能，而这一功能在传统上被认为与灵魂或自我联系在一起。
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
和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的研究生动形象地证实了统一自我的存在只是一种幻觉，他们通过实验证明，如果外科医生将联结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切除，就相当于将“自我”割裂成了两部分，大脑半球的每一部分即使没有另一部分的建议和指令，也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甚至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如果没有来自大脑右半球的信息，大脑左半球会不断地进行着连贯却又错误的行为选择。例如，如果实验人员将指令“走”投射到个体的大脑右半球（通过控制个体视野的方式，仅仅让其大脑右半球看到这一指令），该个体则会遵从实验要求，开始慢慢地走出房间。但是当问及该个体（更确切地讲，是他的大脑左半球）刚才起身走动的原因时，他却非常真诚地回答“去取可乐”，而不是“我不大清楚”“我只是有这种冲动”或“自从我做手术以来，你对我已经进行了数年的测试，有时候你让我做一些事情，但我并不清楚你具体要求我做什么”。
同样地，如果该病人的大脑左半球看到的是一只小鸡的图片，大脑右半球看到的是一幅雪景，然后要求两个大脑半球必须分别选择出与它们看到的内容相吻合的图片时（分别用左右两手来实现），大脑左半球选择的是爪子（这是正确的），大脑右半球选择的是铲子（这也是正确的）。但当问到大脑左半球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时，他爽快地回答道：“哦，这很简单。小鸡的爪子和小鸡一块儿走开了，你就需要一个铲子来清理鸡棚。”
令人感觉怪异的地方在于，当我们尝试去理解由大脑的其他部分产生的意图时，我们没理由认为，病人大脑左半球的这种胡思乱想与我们的行为有任何不同。意识（自我或者灵魂）其实就是一个政委，而不是一个统帅。弗洛伊德毫不客气地写道：“人类终将蒙受由科学之手带来的对其幼稚的自爱天性的三大羞辱。”因为科学发现证实我们的世界并非天体的中心，而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微尘；科学发现也证实了我们并非造物主创造出来的，相反，我们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科学发现还证实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意识并不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它只是告诉我们自己正在做什么。弗洛伊德关于这些累积影响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上述第三个冲击来自认知神经科学而非精神分析理论。
认知神经科学不仅冲击了“机器中的幽灵”理论，而且还消解了“高贵的野蛮人”理论。前额叶皮层受到损伤，不仅会使个体变得迟钝或者使其某些行为功能受到损伤，而且还可能致使个体产生攻击性行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额叶受损之后就不能再作为部分边缘系统的闸门了，尤其不能再作为一种神经回路的抑制闸门（这种神经回路经由一种叫作“终纹”的神经线路将扁桃体与视丘下部连接起来）。每一侧大脑半球的前额叶与边缘系统相连接的部分提供了一个平衡杠杆，人的知识和目标可以通过这个杠杆来抑制某些行为机制，而这些行为机制看起来好像是被设计出来，以产生那些对他人有害的行为。
大脑的生理结构也并非白板一块。19世纪中叶，神经解剖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发现，大脑皮层中的褶皱并非像人的指纹那样是随机生成的，而是一种可被识别的图形。的确如此，大脑与大脑之间的褶皱分布都是一致的，每一道褶皱都可以被命名。在此之后，神经科学家还发现，大脑巨视（粗略）解剖（大小、形状、脑叶与脑细胞核之间的连接部分，大脑皮层的基图）的绝大部分是由产前的常态发育形成的。因此，人的大脑不同区域中灰质的数量，包括这些区域在内，构成了言语和推理能力产生的基础。
这些先天固有的图像和神经线路能够对人的思维、感觉及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某些大脑区域受到损伤的婴儿，随着他们慢慢长大，在特定的心理机制方面就会存在永久性缺陷。而那些在出生之时在这些典型的神经回路方面存在很大差别的人，他们的心理活动方式也会存在极大的差异。最近一项关于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大脑的研究表明，额叶部分灰质数量的多少不仅受到遗传的影响，与智力差异也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还有一项关于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表明，他拥有一个巨大的、结构非同寻常的顶上小叶，这一区域和人的空间推理能力以及对数字的直觉能力有关。在男同性恋者的下丘脑前内侧核内，更可能存在一个较小的第三间质核，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细胞核决定了个体的性别差异。那些杀人犯以及其他暴力型反社会的人与正常人相比，他们的前额叶可能会较小，也显得较为不活跃，大脑的前额叶部分主要负责制定决策及抑制冲动。大脑的这些基本结构特征几乎不会因受到来自感官信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智力、科学天赋、性别取向以及冲动性暴力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非完全是后天习得的结果。
事实上，就神经科学而言，直到最近，大脑的先天结构仍处于一种令人困惑的状态。大脑不可能是经由基因一直向下传递至最后一个突触而形成的，因为在基因组中，并没有足够多的信息来完成上述任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学习，因此这些学习的结果必须在大脑内以某种方式进行储存。除非你相信“机器中的幽灵”真的存在，否则个体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势必会影响到大脑的某一部位。更确切地说，学习就是大脑特定部位发生的改变。但在大脑的先天结构中找到能够反映学习引起的改变的那些脑部特征非常困难。随着个体的数学能力、运动协调能力或者视觉辨别能力逐步增强，大脑并不会像通过举重来提高肌肉力量那样得到增强。
现在，神经科学终于开始与心理学一起来研究因学习所引发的脑部变化。我们将会看到，负责不同的身体部位、天赋甚至身体感觉的那些大脑皮层的定位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加以调整的。一些神经科学家非常兴奋地发现，他们正在将研究推向另一个方向，即越来越强调大脑皮层的可塑性。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将在第5章中具体阐述），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认为，这些改变仅仅发生在由基因构造限定的范围内。而关于个体发育过程中大脑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仍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大脑并非可以任由经验进行无限的塑造。
生物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第三个联系纽带是行为遗传学，即研究基因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科学。能够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的思维、学习和情感等所有潜能都依赖于受精卵的DNA中包含的信息。当我们进行物种比较时，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由人类家庭抚养长大的黑猩猩不会说话、思考或像人类那样行动，这是因为它们有10兆字节的DNA信息与人类相异。即使黑猩猩的种族不同，即在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在它们的基因组中也会存在百分之零点几的差异，这些差异会表现在它们的行为上。最初动物饲养员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后来在不经意间才发现了它们在行为方面的某些差异。在动物学中，普通的黑猩猩属于最具攻击性的哺乳动物，而倭黑猩猩则属于最友好的哺乳动物；在普通的黑猩猩中，总是雄性支配雌性，而在倭黑猩猩中，雌性则处于优势地位；普通黑猩猩的性行为是为了繁衍，而倭黑猩猩的性行为仅仅是为了娱乐。基因中的细微差异可以导致行为表现的巨大差异。它们能够影响到大脑不同部位的大小、性质、联结方式以及释放、凝固和利用荷尔蒙与神经递质的纳米技术。
异常的基因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导致异常的心理状态，这进一步强调了基因在正常大脑构造中的作用。我还在读大学时，在变态心理学的课程考试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能够预测一个人是否将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最佳因素是什么？”答案是：“这个人有一个同卵双胞胎的兄弟（或姐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因为当时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主流理论都在强调社会压力因素，例如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以及受到其他生活经验的影响（后来证明这些因素并没有对精神分裂症有很高或者非常重要的预测力）；而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把基因作为一个可能的致病因素。
然而即便如此，证据还是很明显的，即同卵双生子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高度吻合，这是由于他们的DNA和生活环境都是相同的，但是异卵双生子之间患该病的一致性就大大降低了，因为虽然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基本相同，但他们的DNA只有一半是相同的。面对临床观察到的每一种真实存在的认知或情感失调或变异的病例时，人们都可以提出类似的刁钻问题，并且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孤独者、诵读困难、语言发育迟缓、语言损伤、学习障碍、左利手、严重抑郁症、双相障碍（一种主要由感情引起的精神失常，其特点为躁狂与抑郁并发）、强迫性神经症、性取向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家族遗传疾病，同卵双生子之间患病概率的一致性要远远高于异卵双生子。在对这些疾病的预测方面，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比那些只存在收养关系的亲属之间具有更强的预测力，而有关环境的测量指标的预测力则很弱。
遗传并不仅仅会使我们处于异常的心理机能状态下，而且会使我们虽然处在正常的心理机能范围内，但心理机能的分布状态却并不一致，这就导致我们周围的人在能力和秉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dams）创作的一幅著名漫画发表在《纽约客》上，该画对上述观点只是做了些轻微夸张的描述：
同卵双生子之间在想法和感受上都十分相似，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心灵感应。当同卵双生子在出生时就分开，成人之后再次见面时他们会说，感觉就好像彼此之间已经认识了一辈子。测验结果证实，无论同卵双生子在出生时是否被分开，他们在任何一种特质方面的测量结果上都非常相似（当然，不会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在语言、数学、一般智力、生活满意度以及在诸如内向性、宜人性、神经质、责任感和对经验的开放性等人格特质方面都非常相似。他们对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如死刑、宗教、现代音乐等）都持有相同的态度。他们不仅在纸笔测验的结果上非常相似，而且在诸如赌博、离婚、犯罪、遭遇意外事故和看电视等序列行为方面也非常相似。他们还很夸张地表现出几十种共同具有的习性，如不断地傻笑，无休止地重复简单问题的答案，将蘸有黄油的面包浸入咖啡，等等。
在阿比盖尔·凡·布仑（Abigail van Buren）和安·兰德斯（Ann Landers）的案例中，他们写的报刊专栏让人无法区分到底是谁写的。他们的脑电波的波峰和波谷都非常相似，就好像同一个人在两个时间段测试所得的结果，他们的大脑褶皱以及皮层中的灰质分布情况也同样非常相似。
基因方面的差异对心理差异的影响是可以测量的，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测量尺度，都会得出同样的粗略估计结果（0%～100%）。无论是分开抚养还是在一起抚养，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似度要远远大于异卵双生子；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似度也非常高；无论是分开还是一起抚养长大，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要远远高于被收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这些结论大都来源于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那些国家的大量研究，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掌握了自己公民的大量数据，他们使用的是心理学中效度非常高的测量工具。怀疑论者试图使基因的作用降至零，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出生之时就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可能被寄养在了相似的家庭环境中，在接受测验之前这些双生子可能已经相互有所接触，因为他们长相很相似，因而可能受到了相似的待遇，除了基因相同，他们还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子宫环境。
但我们在关于儿童的章节中将会看到，人们对这些解释进行了验证，并完全将其否决了。最近已经出现了一种大量的新类型证据。“虚拟双生子”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镜像：他们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是被收养的，从婴儿时起他们就在一起被抚养长大。尽管他们年龄相同，并在同样的家庭中成长，然而心理学家南希·西格尔（Nancy Segal）发现，他们在IQ得分上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在该研究中，一位父亲说，他尽可能地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但这对虚拟双生子之间的差异“就像黑夜和白昼”那样明显。
对双生子和收养子女的研究属于自然实验法，它可以提供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证明心理方面的差异可能源自基因方面的差异。最近，遗传学家已经探测出一些可能导致个体差异的基因。基因中存在一种单一的、飘忽不定的核苷酸，被称作FOXP2，它可以导致说话和语言方面的遗传秩序被打破。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一种叫作LIM激酶1的基因，能够产生一种可以在生长的神经细胞上发现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有助于个体发展空间认知能力：在这种基因被删除之后，个体仍然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但不能够装配物品、排列图块或者复制图形。
该基因的一种变体IGF2R同高水平的一般智力有关，它可以解释4%的IQ差异和正常群体中2%的智力变异。如果你的D4DR多巴胺受体基因比常规长度长，你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喜好刺激的探险者，这种人敢从飞机上往下跳、敢沿着结冰的瀑布攀岩或者有更大可能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如果你的17号染色体上面抑制5–羟色胺递质的基因链较短，那你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神经质或焦虑的人，这种人总是担心会冒犯他人或担心自己表现得像个傻子，因此他们很难适应任何社交场合。
能够产生极大影响的单独基因，正是基因可以影响心理特质的生动写照，但它们并非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许多心理特性是许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他基因参与的情况下，这些基因各自的作用非常微小，心理特性并非由一些似乎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单个基因作用的结果，单个基因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也正是为何关于同卵双生子（两个人的所有基因都完全相同）的研究总是持续不断地证明遗传对于某种心理特性的影响，即使是未能成功地找到导致这种心理特性的单独基因，也不影响这种证明。
2001年，人类染色体组的全部序列被公布，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识别基因及其生成物（包括那些仍在大脑中活跃着的生成物）的强大能力。在未来10年中，遗传学家将要找出那些使我们不同于黑猩猩的基因，并根据这些来判断在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为人类的几百万年里，哪些基因受到了自然选择法则的支配，而哪些基因组合与正常的、反常的，或与异常的心理能力有关，并开始追寻胎儿发展的因果路径，以此来探明哪些基因构成了可以让我们学习、感知和行动的大脑系统。
人们有时候会担心，如果心理完完全全地受基因的影响，那么他们必须彻底消除这种影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原因是：基因的大部分作用只是一种概率。如果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人具有某种心理特性，那么另外一个人具有该特性的概率通常不会超过50%，尽管他们的基因完全相同。行为遗传学家估算出，在既定的环境中，大多数心理特性的变异中，只有一半的变异同基因有关。在有关儿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另外一半的变异来自哪里。
认为基因并非万能的第二种原因是：基因的作用通常取决于环境。在任何一本遗传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种类的玉米生长在同一块田间，因为它们的基因不同，高度也会不同；同一种玉米生长在不同的田里（一块是干旱的，一块是经过灌溉的），因为生长环境不同，它们的高度也不相同。伍迪·艾伦（Woody Allen）则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的例证。尽管他的声望、财富及吸引美丽女性的能力可能都源于他所具有的能增加幽默感的基因，但在《星尘往事》（ Stardust Memories ）中，伍迪·艾伦则向一个嫉妒他的儿时好友解释说，环境因素同样很关键：“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幽默的社会中……如果我是阿帕齐印第安人，而那些家伙们不需要幽默剧，那么我就会失业。”
弄明白在各种情况下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人性的意义很有必要。一个变异基因就能够导致机能失调，这表明要拥有一种正常的人类心理状态，标准化的基因形态必不可少。但是标准形态的基因并不能够立即显现其作用。如果一个有残缺的齿轮在每次转动时都会发出沉闷的声响，我们并不会认为完好无缺的齿轮就可以消除这种沉闷的声响。
因此，干扰到某种心理能力的基因并不必然就是残缺的。它可能会产生某种毒素，并妨碍大脑的正常发育，或者使免疫系统出现一个漏洞，然后病原体就会感染大脑，又或者它会使个体看起来显得非常愚钝或险恶，继而影响到周围人对他的反应。在过去，遗传学家们并不能够排除一些无意义的可能性（比如可能出现基因并不直接影响大脑功能的情况）。怀疑论者表示，所有关于遗传作用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基因的作用仅仅在于使白板一块的大脑变得异常或者损害大脑的功能，而并非变异成一种无效的基因，从而赋予复杂的大脑以一种先天固有的结构。但是，逐渐地，研究者们开始将基因与大脑联系在一起了。
一个被看好的例子是FOXP2基因，它同一个大家族的语音和语言障碍有关。研究者已经在该家族中所有语言功能受损者身上发现了变异的核苷酸（核苷酸是DNA和RNA的基本成分。同时，在该家族之外的另一个人身上，研究者也发现了同样的综合病症），但在其他正常的家族成员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物质，在来自该家族之外的正常群体的364对染色体上也没有发现该物质。这种基因属于一种转录因子的基因一族（能够激活其他基因的蛋白质），它们在胚胎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突变破坏了能锁定DNA特定部位的那部分蛋白质，而这正是在正确时间里激活正确基因的关键环节。在胚胎脑组织中，这种基因似乎尤为活跃。在老鼠身上发现的极其接近的基因形态，在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大脑皮层中也非常活跃。根据这些研究者们的说法，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标准形态的基因可以激活一连串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构造出一个正常发育的大脑。
正常个体身上发生的基因变异（与那些导致大脑出现某种问题的基因缺陷不同）的意义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异与各个种族之间共有的先天人性并不是同一回事。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并不能直接说明人性的运作情况，这正如证明汽车类型之间的不同之处并不能够直接说明汽车引擎如何工作一样。然而，基因变异对人类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从遗传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理状况可以有诸多变化形式，那么心理的许多成分和属性就会受遗传影响，这使变化成为可能。同样，任何来源于生物学的现代人性观（与来源于哲学、宗教或常识的传统人性观截然相反）都必然认为，尽管构成人性的那些天赋才能，其基本构造（即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共通的，但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着量的差异。自然选择必须有赖于基因变异，尽管它在塑造每一代的有机体时已经减少了这种变异，但自然选择从未将这种变异完全消除。
无论最终的正确解释是什么，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都极大地冲击了“白板说”及其相应的学说。如果不同的基因能够或多或少地让人变得聪明，或善于表达，或勇于冒险，或羞怯，或愉快，或有责任感，或神经质，或开放，或内向，或白痴，或行动不便，又或者使人乐于将涂了黄油的面包蘸在咖啡里，那么大脑就不会是空白的。基因能够以上述种种方式对心理产生影响，那么与之对应，心理本身就应该具有多种成分和特征，以接受来自基因的各种影响。类似地，如果某种基因出现了突变或缺失，从而影响到认知的空间结构能力或感觉寻求这样的人格特质，那么这种特质或许就属于纷繁复杂的心灵的一种独特成分。
此外，受基因影响的许多特质并非都是高贵的。心理学家发现，个体在人格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不同程度的内向或外向，神经质或情绪稳定，封闭或开放，合群或敌对，责任感或无所拘束。在未删减版的词典中，18 000个关于人格特质的词语大多可以归为上述五个维度之一，包括诸如漫无目标的、粗心大意的、因循守旧的、缺乏耐心的、狭隘的、粗鲁的、自怨自艾的、自私的、怀疑的、不合作的、不可信赖的等一些描述过失和缺点的词语。上述五方面的人格维度具有可遗传性，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群中，大约有40%～50%的变异都与其遗传基因有关。那些不幸具有内向、神经质、狭隘、自私和不可信赖等人格特质的人，其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基因造成的。同样地，那些与其同伴相比更带有上述某种倾向性的人，其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
除了一些消极的性格特质带有部分遗传性，那些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真实行为也同样具有遗传性。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事反社会行为的意愿，包括撒谎、盗窃、挑起事端和破坏财产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遗传性（尽管同所有可遗传性特质一样，在某些特定环境下这些特质表现得更为突出）。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比如诈骗老年人的毕生积蓄、强奸多名妇女、在抢劫过程中用枪将无辜的便利店职员射倒在地等，往往被诊断为“心理变态”或“反社会人格”。
大多数心理变态者在孩提时就表现出了犯罪的迹象。他们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虐待小动物，习惯于撒谎，缺乏同情心，尽管他们出生在正常的家庭中，父母也对他们进行过苦口婆心的教导，但仍无济于事。许多心理病理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源于遗传易感性，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源自早期的大脑损伤。无论哪种情况，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表明，心理的阴暗面并不总是归结于父母或社会因素。
即使基因一点儿也不能决定命运，也不要轻信我们的直觉，即认为我们是“机器中的幽灵”。假设你正在为如何选择而苦恼，如从事何种职业，是否要结婚，投哪位候选人的票，今天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等，最后，你很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你的同卵双胞胎姐妹打来的，而在这之前你从来不知道她的存在。通过一段愉快的交谈，你得知她正巧和你一样，也刚刚选择了一个类似的职业，下决心准备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结婚，正计划将她的选票投给同一位总统候选人，她穿着和你同样颜色的衬衣，这些巧合正如那位对你进行追踪研究的行为遗传学家曾经预言的情况一模一样。如果这些选择结果已经被预先决定好了，或者至少从概率统计的角度来看，是由数十年前你母亲的输卵管内发生的事件决定的，那么在做出这些选择时，“你”真正拥有的判断力有多少呢？
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第四种纽带是进化心理学，它主要是研究种系演化史以及心理适应功能的学科。该学科有望能够让我们了解心理的构造与目的，这并非从神秘主义和目的论的角度来讲的，而是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对设计创造模仿的角度而言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设计创造的迹象随处可见：所有的眼睛好像都被设计来可以形成图像；所有的心脏好像都被设计来可以形成血压；所有的翅膀好像都被设计来使鸟儿能够飞翔。
当然，达尔文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这种设计幻觉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确，眼睛的构造如此巧妙以至于让人不敢相信它是偶然形成的。任何疣或瘤，或者任何一种突变所导致的后果，都不可能如此幸运地具有晶状体、虹膜、视网膜和泪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组合得如此完美，且能够生成图像。当然，眼睛也并非由创造人类的造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设计而形成的杰作。人类的眼睛与其他有机体的眼睛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并且仍然带有那些已经灭绝了的远祖身上的奇怪的进化痕迹。今天的人类器官是对我们祖先的器官的复制，这些器官设计得比其他器官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我们祖先的样子。自然选择是我们知道的能够模拟设计的唯一物理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事物的性能如何会对它的未来发展形态起着先决性作用。
进化对我们理解生命极为关键，包括理解人类的生命。与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类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是因为我们遗传了那些使我们祖先得以生存、求偶和繁衍的特质。这一重大发现解释了我们生活中最深层的奋斗目标：为何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更具有危险性？为何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单身男人必定想拥有一个妻子？为何美丽的夜色没有让我们变得温文尔雅，反而让我们为光明的逝去而变得狂暴？
进化论对我们理解自身极为关键，因为人类身上的设计迹象并非仅仅停留在心脏或眼睛里。尽管眼睛拥有无与伦比的精巧构造，但若没有大脑，眼睛就失去了它的用途。它的输出结果并非如同一个毫无意义的屏幕储存器，而是神经回路中形成外部世界表征的原始材料。这些表征需要再输入其他神经回路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并对其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有用的假设，进而理解外部世界的意义。反过来，这些对意义的理解，起到了诸如饥饿、恐惧、爱、好奇、寻求地位和自尊之类的动机性作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人类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能力，比如对事件进行分类、因果推论和寻求冲突性目标等，正是在设计智能系统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机器人设计者一直试图对人类的这些能力加以复制，至今仍未成功。
人类心理中的设计迹象一直都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正是为何心理学总是倾向于进化论取向的原因。认知与情感机制往往被认为是非随机的、复杂的和实用的，这意味着它们必定是神灵设计或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直到现在，进化论在心理学中很少被明确引用，因为对许多问题来说，一般性的常识就足以解释适应环境这一问题了。根本就无须进化论生物学家来告诉你，深度知觉可以使动物避免跌下悬崖或者撞上树干，口中感到干渴可以使你避免脱水而死，记住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要比记忆缺失好很多。
但在我们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领域中，某种天赋的功能并非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来。自然选择偏好那些在特定环境中能够进行大量繁殖的有机体。当环境中包含岩石、草地和毒蛇时，哪些策略有效、哪些策略无效就相当明显了。但是当环境中还包括其他种族的成员，并且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策略时，策略是否奏效就不那么明确了。在进化过程中，是单一配偶好还是有多个配偶好？温柔和富有攻击性哪个更好？合作与自私哪个更好？纵容孩子与严厉管教哪个更好？乐观主义、务实主义与悲观主义，哪个更好？
对于上述问题，直觉就不那么管用了，这也正是为何进化生物学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心理学领域的原因。进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将一切有益于人类幸福的事物（如群体凝聚力、避免暴力、固定配偶的一夫一妻制、美的享受和自尊等，都属于“适应性”的）都看成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日常生活中某种“适应环境”的特性，从技术层面来看，并不必然就会在物种进化史上受到自然选择的偏好。自然选择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有效的事物在自我复制能力方面超过了其他对手，从而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些被选择的基因自然是“自私的”，更确切地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的比喻来讲，它们属于自大狂，即它们对自身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复制。所谓适应，其实就是在基因的协助下，任何能实现这种自大狂式自我复制的事物，不管其是否有助于实现人类的抱负。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关于自身能力的直观感受与这种看法有着天壤之别。
基因的自大狂并不意味着仁爱与合作不能演化，就像万有引力定律无法证明飞翔不能演化一样。这仅仅意味着，与飞翔一样，仁爱属于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特殊事件状态，而不是一种偶发事件。它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得以演化，而且还需要一套认知和情感能力的支持。因此，仁爱以及其他的社会动机必须被置于聚光灯下，而不仅仅被视作构成设备的零部件。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生物学革命中，进化生物学家将这种失真的感觉（即有机体的进化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替换为这样一种论断：在个体与子女、配偶、兄弟姐妹、朋友、陌生人及竞争对手的交往过程中，哪些动机更有可能得到进化呢？
当这些假设与人类在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下不断进化的一些基本事实合并起来时，先前那些不可预测的心理成分就被证明具有与深度知觉和饥渴调节相同的合理性。例如，以审美的眼光来看，人们往往把目光锁定在那些看起来健康且生殖能力强的面孔上，这正像人们所预测的那样，通过这种进化可以帮助观察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配偶。同情、感恩、内疚、愤怒等情绪可以使人们在合作中获益，从而避免被谎言和欺骗所利用。在那些并不能拨打电话求助警察的社会里，坚强的品质及复仇的渴望是防御侵略的最好方法。儿童能够本能地掌握口头语言，而掌握书面语言却需要他们的辛苦努力，这是因为在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之前，口语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特征，而书面语言进入人类生活并逐渐得以推广只是近代的事情。
上述这些并非意味着人们完全在试图复制自己的基因。如果这就是心理运作机制，那么男性就可能会排着队走入精子银行，而女性则需支付费用来使自己的卵细胞受精，然后将受精卵分给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妇。上述这些仅仅意味着有关学习、思维和情感的遗传系统中具有一种设计，从平均水平看，在我们祖先不断进化的环境中，它可以提高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机会。人类喜欢在一个没有垃圾食物的社会里生活，这可以使他们的身体变得强壮，尽管他们的头脑中不存在食物营养成分这样的概念。人类偏爱性行为，喜欢孩子，在一个不能避孕的社会里，这一特征对基因的自我保存已经足够了。
推动有机体产生即时行为的机制和在进化时期形成有机体的设计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对理解一些术语非常重要。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在即时情况下推动行为按钮的机制，比如饥饿和性欲，它们促使人们去饮食和发生性行为。但行为的根本原因是适应的合理性，它使上述直接的行为原因得以进化，比如营养和繁衍的需要可以为我们提供饥饿与性的驱动力。要理解我们自身，行为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之间的区别不可或缺，因为它决定了诸如“为何人们要这样做”等所有问题的答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根本上讲，人们渴望性行为，主要是为了繁衍，因为发生性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繁衍后代，但从直接原因看，他们也会做那些并不导致繁衍的任何事情，因为性行为的直接原因是乐趣。
直接目标和根本目标之间的差异属于另一种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并非一块白板。无论什么时候，人类都会为了一些明显属于奖励范畴的事物而努力，如追求健康和幸福，这既具有直接意义，又具有根本意义，那么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推断，人类的心理活动仅仅是为了渴望获得幸福和健康，而大脑中特定的因果关系运算，将有助于他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但人类却经常希望破坏自己当下触手可及的幸福，希望自己不会说话，希望自己（包括自己所在的社会）不幸被消灭。他们可能对邻居妻子的美貌垂涎三尺，可能因为饮食不当而自掘坟墓，可能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大发雷霆，可能不能够善待自己的继子女。而当遇到自己无法应对或无法逃避的压力时，他们的身体机能会加速运转，为了与自己周围的人攀比，或者为了追逐往上爬而使自己精疲力竭。他们可能宁愿选择一个性感却危险的伴侣，也不愿选择一个平凡却可靠的伴侣。这些令人困惑的个体动机背后却具有很明显的进化意义上的合理性，这些动机表明，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由自然选择形成的欲望，但是不存在追求个人幸福之类的一般欲望。
进化心理学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何我们的大脑不是一块白板。大脑是在达尔文所谓的物种竞争中塑造而成的，比较迟钝的大脑势必要逊色于那些具有更高技能的大脑，因为那些大脑具有敏锐的知觉系统、出色的问题解决能力、精明的策略以及敏感的反馈回路。但依然比较糟糕的是，如果大脑确实具有可塑性，那么它会很容易受到对手的操纵，因为对手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塑造或调控，让我们服务于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自身的需要。因此，一个具有可塑性的大脑很快就会被自然所淘汰。
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提供更多具体的论证，以证实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具有一种普适的复杂设计这一假设。一些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民族志研究，这些民族志在过去往往被用来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现在却有了惊人的发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才能和喜好上，各种文化之间具有相同之处。共有的这些思维、情感和生活方式让我们看起来仿佛归属于一个共同的部落，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将之称为普遍人类，这是受到了乔姆斯基的通用语法的启发。从对蛇的恐惧到逻辑运算，从浪漫的爱情到嬉笑怒骂，从诗歌到食物禁忌，从商品交换到对逝者的悼念等数百种特性，都可以在有记载的社会中找到它们的存在。并不是说每一种普遍行为都可以直接反映人性的某种普遍构成部分——许多可能源自心理、身体和世界的普遍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对普遍人性的刻画是如此丰富和翔实，这对于那种认为“人的大脑是一块白板或者文化间的差异是无止境的直觉”的看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普遍人性列表中的一些东西能够将任何基于这种直觉构建的理论加以驳斥。没有什么比完整的布朗列表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自然选择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复杂心理，这一看法得到了来自其他区域的证据支持。儿童心理学家不再认为婴儿世界处于一种十足的“叽叽喳喳”的混乱状态，因为他们已经在婴儿身上发现了有关基本分类的心理迹象（比如有关物体、人物及工具的分类）。考古学家和考古生物学家发现，史前人类并非粗野的洞穴人，他们通过艺术、仪式、交易、武力、合作、技术和符号来锻炼自己的心理活动能力。灵长类动物学家研究发现，我们带毛发的近亲并不像实验室里的老鼠那样只是等待着被人操纵，它们具备了许多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复杂能力，包括概念、空间感、使用工具、嫉妒、亲子之爱、互惠互利、调解争端和性别差异等。在所有的人类文化中，在还未掌握文化的儿童身上以及几乎没有任何文化的动物身上，都出现了如此多的心理能力，因此，心理看上去不再像是一种可以被文化随意塑造成任何形状的东西。
然而，“高贵的野蛮人”学说成了这一新的进化思想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任何非常高贵的事物根本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那些希望通过下一代而得到延续的基因之间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高贵的基因往往会排在最后面。生命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两个动物不会共享同一条鱼，也不会共享同一个配偶。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性动机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因为它们可以将那些推动它们产生的基因进行最大化复制，它们的设计应该有助于自己在竞争中获胜，其中一种获胜的途径便是压制竞争。正如威廉·詹姆斯提到的（当然他有点夸大）：“我们，正是一幕幕大屠杀的成功发起者，尽管我们同时具备爱好和平的优点，而且至今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它们，随时等待着爆发出来，但是性格中的阴暗和邪恶的特性却依然存在，并通过无数次的大屠杀形式体现出来，伤害了他人，而自己却安然无恙。”
从卢梭到本书第1章中提到的感恩节专栏作家，许多知识分子都信奉那种宁静、平等和热爱生态的土著人的图景。但在过去20年间，人类学家收集了前国家社会中生者和死者的有关数据，而不是仅仅接受那些令人兴奋但又失真的刻板印象。他们从中有什么发现？简要地讲：霍布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卢梭的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关于这些部落的故事中提到，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暴力事件，但人们后来发现这只是来自流传于城市中的传说。玛格丽特·米德关于热爱和平的新几内亚人和对两性关系冷淡的萨摩亚人的描述，基于的是很不严谨的研究结果，后来这些描述被证明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后来所讲的那样，如果萨摩亚人的女孩在新婚之夜不是处女的话，她们就可能遭到殴打或者被杀死，得不到处女的年轻男子可能会对某个处女实施强暴，并逼迫她与自己一起私奔，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可能会殴打或者杀死那个第三者。
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在一本同名书中，将喀拉哈里沙漠里的昆申人描述为“不会伤害他人的人”。但是，当人类学家有足够的时间驻扎在那里收集数据时，他们很快发现，昆申人的凶杀犯罪率要远远高于美国内陆的城市居民。他们还了解到，在这群人当中刚刚发生了一起复仇性凶杀案，他们偷偷潜入凶手所在的部落，并趁所有人熟睡的时候，杀死了所有男人、妇女以及孩子。但至少昆申人是存在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纽约时报》报道了在菲律宾热带雨林中发现的“文雅的塔萨代人”，那里的人们不会讲关于冲突、暴力或武器之类的话语。人们后来发现，塔萨代人原来是当地的农民，他们为了能够有机会被人拍照而身穿树叶，这样，斐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菲律宾律师、政治家，1965年当选菲律宾总统）的亲友们就可以将他们的“国土”保留下来，使得自己独享这一区域的矿物开采权和树木砍伐权。
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也对尸体萌生了兴趣。许多知识分子都将前国家社会里少量的战场人员伤亡作为证据来证明原始社会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仪式性的。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每50人中有2人死亡，这就相当于美国整个国家人口中有1 000万人死亡。考古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对能够收集到数据的许多部落或种族进行了考察，统计了战争导致的男性死亡比例。
在图3-1中，比例较高的前八位范围约是10%～60%，均来自南美洲和新几内亚岛的土著人。最底端几乎看不到的条形代表的是20世纪的美国和欧洲，这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统计数据在内。而且，基利和其他研究者还注意到，当发起战争时，土著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在技术许可的情况下，土著人中的许多人都会制造出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当敌人逃跑时就趁机消灭他们，并且通过折磨俘虏、掠夺战利品、使用敌人的血肉制作食物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体验。
图3-1 战争导致男性死亡的比例
从研究尸体转向研究社会，人类学家同样获得了非常残酷的数据。1978年，人类学家卡洛·恩伯（Carol Ember）的研究统计结果表明，90%的狩猎部落都会发生争端，64%的部落在两年之内至少会发动一次战争。甚至高达90%的数据都被低估了，因为人类学家往往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对一个部落进行研究，以观测出大约每10年内战争爆发的次数（可以设想一下，一位人类学家在1918年至1938年间对和平的欧洲进行了研究）。1972年，另一位人类学家W.T.狄瓦勒（W.T. Divale）对37种文化背景下的99个狩猎部落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其中的68个部落在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其中的20个部落在5～20年之前曾经发生过战争，剩余的部落在更为遥远的过去也都曾发生过战事。根据上述以及其他的人类学研究，唐纳德·布朗将冲突、强奸、复仇、嫉妒、支配以及男性联合暴力都归纳为人类的普遍特性。
当然，人们不愿意承认前国家社会中存在暴力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使用“野蛮的野蛮人”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作为借口，消灭这些土著人，并掠走他们的土地。然而，可以确信的是，无须错误地将这些人描述成爱好和平、爱护环境的形象，从而得以谴责施加于这些人的种种罪行，这似乎意味着，只有在被迫害者属于好人的情况下，种族屠杀才是不人道的。
在那种人类得以进化的环境中，暴力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类有希望他人死亡的愿望、天生就渴望流血或者生来就希望扩展领土。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充满智慧的人类有足够的理由尝试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生活。许多计算机模拟以及数学模型均表明，只要参与合作的人拥有正常的大脑，能够将认知与情感能力恰当地结合起来，合作就会获利。因而，尽管冲突是人类的普遍特性，但解决冲突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特性。尽管带有卑劣和野蛮的动机，但所有人都表现出了许许多多更善良、更高尚的动机：具有道德感、正义感、集体感以及拥有在决定怎样做时对后果进行预期的能力，还有对子女、配偶和朋友的关爱之情。某群人是否会采取暴力行动或者是否会为了和平而努力，这主要取决于是哪一套动机系统在起作用，关于这个主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阐述。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会对这些研究成果感到宽慰，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消解了现代知识界重视的第三种假设（即“机器中的幽灵”学说）。在传统观点看来，爱、意志和良心是灵魂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的“生物学”产物。如果爱、意志和良心这些天赋也是“生物学”造就的（即为了适应进化而在大脑回路中形成的），那么幽灵就会无事可做，或许它可以永久地退出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