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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是历史上最受爱戴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的著作生动有趣，直至今天依然深受很多读者的喜爱，他在1905年出版的《英语的发展与结构》（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书更是如此。虽然叶斯柏森的学识归属于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但那本书的开头却提醒我们，它并不是一本带有现代意味的著作：
无论何时，只要我思考英语这门语言，把它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就会有一个想法在我的大脑中挥之不去：这门语言好像具有特别明显的阳刚之气，它就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孩子气和女性化与它绝缘……
为了论证这些观点，我随机选取了夏威夷语中的一句话：“I kona hiki ana aku ilaila ua hooipa ia mai la oia me ke aloha pumehana loa.”并将它与英语加以对比，夏威夷语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表达的，没有一个单词以辅音结尾，也没有一组或者更多的辅音字母构成的单词。谁会想到这样一种听起来欢快悦耳而又协调的语言，给人的总体印象竟然充满了孩子气和女人气？因此，你不可能期待一个讲这种语言的人会充满活力和能量。这种语言似乎只适用于热带地区的居民，那里土壤肥沃，几乎不需要什么人工就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所有东西。因此，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与自然抗争，也不需要与周围人抗争。我们发现，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语音结构，当然相似程度要低一些。真正的差别在于欧洲北部的语言。
叶斯柏森接下来大肆渲染了英语的男子汉气概以及它的严肃性和逻辑性。在该章节的结尾处，叶斯柏森这样写道：“这门语言如此，这个国家亦是如此。”
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读者无不为这段话中的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感到震惊：它暗示女人充满了孩子气，刻板地认为殖民地人民都是懒汉，并毫无根据地拔高自己的文化。同样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大学者的偏执立场，他竟然如此主观地断定一种语言是“成熟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这简直没有任何意义。他毫无根据地把一种个性特质扩展到整个人类，然后鼓吹两种理论，即语音体系反映了一种个性，温暖的气候滋生了惰性。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相关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进行因果检验了。即使以他自己的国家为依据，这样的推理也是站不住脚的。像夏威夷语这样带有辅音-元音音节结构的语言，在传达同样的信息时需要更长的单词，要是夏威夷人缺乏“活力或能量”的话能做到吗？英语的辅音连接音节在说话时容易被漏掉，并导致误听，要是英国人讲逻辑、有条理，还会这样吗？
然而，最让人感到恼火的是，叶斯柏森忘了他的这些论述可能会引起反对意见。叶斯柏森坚信他的读者都是他的同胞，都是说“我们”北欧话的人，因此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和他有着同样的偏见。他极富诱导性地问道：“谁会怀疑呢？”他断言：“你不能指望使用那种语言的人会充满活力。”叶斯柏森还认为女性和其他民族的劣等性是不辩自明的，也无须对持有这种观点感到抱歉。
我列举叶斯柏森作为那个时代男人的例子，是想说明标准是如何转变的。这段话只是从一个世纪前的知识界随机抽取出来的。在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类似令人恼火的论述。那个时代的白种人觉得自己承担起了领导责任，他们领导着“那些刚刚被发现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的阴郁的其他人种”。那个时代的海滩上挤满了惨遭无情拒绝的偷渡者，那个时代的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互相仇视，有时还大打出手。帝国主义、移民、民族主义以及奴隶制的合法性使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凸显。有些种族看起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教养，有些种族则显得愚昧落后，有些种族则在用拳头和棍棒来捍卫自己的安全，有些种族则通过纳税依靠政府和军队来保护自己。这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认为北欧人属于优等民族，理应去统治其他种族。这就像那种认为女人天生就适合做饭、做礼拜和照顾孩子的观念一样，因为有“研究”显示，脑力劳动会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种族偏见也被罩上了科学的外衣。达尔文的进化论被错误地用来说明知识和道德的进步，而脱离了它的本意，即解释生物如何适应自己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非白种人的进化阶段介于类人猿和欧洲人之间。更糟糕的是，达尔文的追随者赫伯特·斯宾塞（Hebert Spencer, 1820—1903）认为，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如果试图改善贫困阶层和贫困种族的生活，他们就是在干预进化进程。在斯宾塞看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贫困阶层和贫困种族是不适应进化过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叫社会斯宾塞主义，因为达尔文一点儿也不赞同这些主张）的信条对诸如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样的人产生吸引力毫不奇怪。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经建议，应该通过一种他称为优生学的方法来阻止不健康的婴儿降生，以促使人类更好地进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美国的30个州以及德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主张对违法者和低能者实施绝育，以确保人类的进化。纳粹党后来也用自己高人一等的种族意识形态作为杀害数百万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的借口。
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虽然一些比叶斯柏森的主张还要糟糕的观念依然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以及我们这个社会的部分地区存在，但在西方民主社会知识界的主流群体中已经扫除了这些观念。今天，美国、英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公众人物都不能再随意贬低女性，或者散布诽谤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刻板偏见。有识之士也尽可能地对自己潜在的偏见保持警觉，用事实和他人的感受来反观自己的偏见。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尽可能地从个体角度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从他所属的性别或者民族来加以判断。我们努力区分权力与正义，个人偏好与客观价值，并由此对那些不同于我们或者不如我们的文化保持尊重。我们意识到，没有哪个官员的才智足以指导人类的进化过程。因某个民族的生物学特征而对其成员实施迫害，这样的观念只会让我们深恶痛绝。
上述这些变化是在人们经历了私刑、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惨痛的教训之后产生的，这些沉痛的教训揭示了对某个民族进行诋毁的惨痛后果。但它们只是一个无计划的实验（现代时期的大规模移民、社会流动以及知识扩散）的衍生物，缓慢浮现于20世纪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绅士都想象不到：犹太先驱和士兵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非洲后裔知识分子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了一个软件产业聚集地。他们也无法预料到：女人能够在战争时期领导一个国家、掌控一个大公司或者赢得诺贝尔科学奖项。我们现在认识到，每种性别、每个民族的人都能取得同样的成就。
这些众多变化中也包括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关于人性看法的一场革命性变革。虽然那些关于种族和性别的新观念冲击了整个学术界，但学术界也为引导这场潮流提供了支持：学术界通过书籍和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人性的观点，也向政府官员提供专业知识。盛行的心理学理论使得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再也无法立足。“白板说”也以标准社会科学的模式或者社会建构主义的形式在知识界被确立起来。这一模式今日已经为人们广泛熟知，很少有人去关注它背后隐含的历史。研究这场革命最权威的历史学家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对它做了如下总结：
现似乎有证据表明，那种认为世界原本可以更加自由和公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哲学观念），在这场从生物学向文化学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科学或者至少说某些科学原理或创新性的学术成就也促进了这次转变，但它们的作用都比较有限。这场转变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意愿：生物学具有的先天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并不能决定社会群体的行为。
虽然“白板说”是沿着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脉络进入知识界的，但这些理论的发展都受到了同样的历史事件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关于女性和其他种族的刻板偏见已经显得非常愚蠢了。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大军，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正在涌入美国的各个城市，开始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非裔美国人利用众多新成立的“非裔美国人大学”提供的教育机会，开始向北迁移，发起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毕业于众多女子学院的学生发起了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在大学里，第一次出现了不再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教授和学生一统天下的局面。那种认为这些人在本质上就高人一等的说法，不仅冒犯了他人，而且也与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社会科学对女性、犹太人、亚裔和非洲后裔的美国人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其中一些人还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在20世纪的前10年，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关注的都是上述群体中的弱势成员。应该允许更多的移民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应该从哪些国家移民呢？移民一旦到了美国，应该鼓励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吗？如果可以的话，怎样让他们融入呢？应该赋予女性同样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吗？应该消除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吗？还有其他一些挑战则是关于儿童的，如国家有责任进行义务教育。随着城市的大量出现以及家庭纽带变得松散，处境不利的儿童以及问题儿童成了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麻烦事，成立幼儿园、孤儿院等机构，改革学校教育，开展野外露营活动，建立人道促进会、建立男孩女孩俱乐部等一系列政策被制定出来，用于解决儿童这一首要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至今也没有消失，最富人道主义精神的观念认为，如果得到适当的抚养和教育，获得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潜能来获取成功。很多社会科学家都把强化这种观念作为自己的职业。
任何一本心理学入门教材都会明确指出，现代心理学理论深受约翰·洛克以及其他启蒙时期思想家的影响。对洛克来说，“白板说”是一个反抗教会和暴君的武器，但到了19世纪，在讲英语的国家里，这两股势力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今天我们可以确认，洛克的学术衣钵继承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可能是第一个用“白板说”这种心理学理论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密尔是较早主张赋予妇女投票权、实行义务教育以及改善弱势阶层生存状况的人士之一。这些政治主张与他的心理学与哲学立场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他的自传中也有所论述：
我一直觉得，那种认为人类之间各种明显差异是先天固有的、不可改变的普遍看法，那种对那些由无可反驳的证据确认的事实视而不见的普遍态度（到目前为止，人类之间的大部分差别，不管是个体之间、种族之间还是两性之间，不仅可能是，而且确实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是理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最主要的绊脚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这些流行的观点）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惰性，也符合保守派的利益。除非从根源上驳斥它，否则与直觉主义哲学所持的更温和的观点相比，这些观点会更长时间地占据人们的头脑。
所谓“直觉主义哲学”，密尔指的是欧洲大陆的那些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主张，推理的范畴是先天性的。密尔试图从根源上批驳这些人的心理学理论，从而批判这种理论所暗含的保守的社会观点。他进一步完善了联结主义学习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洛克提出的），以解释人类知识的获得方式，这样就不必借助于任何先天的大脑组织来说明问题了。按照联结主义学习理论，空白的大脑将各种感觉记录下来，洛克称之为“观念”，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特征”。那些以连续方式重复出现的观念（如苹果是红的、圆的、甜的）彼此之间会建立联结，因此，其中任何一个观念都能使人联想起另外一些观念。自然界中相同的事物会在大脑中形成一系列重叠的观念。例如，大脑感知到很多狗以后，这些狗具有的共同特征（有皮毛、会叫、四条腿等）就会被整合起来，从而构成“狗”这个范畴。
自此以后，洛克和密尔的联结主义就在心理学界树立起来了。它成了大部分学习理论，尤其是行为主义的核心观点，后者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统治着整个心理学界。行为主义奠基人约翰·华生（John B. Waston, 1878—1958）曾经提出过20世纪最著名的关于“白板说”的论断：
给我一打健康没有缺陷的婴儿，把他们放在我设计的环境里进行培养，我可以担保，随便挑选任何一个，我都能够把他训练成我所选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巨子甚至是乞丐或者窃贼，而无须考虑他的天赋、兴趣、倾向、能力或其祖先的种族和职业。
依照行为主义理论，一个婴儿的天赋和能力并不起作用，因为并不存在天赋、先天才能之类的东西。华生把这些概念与心理的其他内容，如观念、信仰、欲望和情感等一并从心理学中驱逐了出去。他认为，这些都是主观的、无法测量的事物，无法对其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只研究客观的、可以测量的事物。对行为主义者来说，心理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就是外在的行为以及其是如何被现在和过去的环境所控制的。
洛克的“观念”被“刺激”和“反应”这样的概念所替代，但他的联结定律依然为条件反射定律所继承。一个反应可以与一个新的刺激建立联结，正如华生把一只白鼠带到一个婴儿面前，然后用锤子击打铁条，并由此认为已经使得这个婴儿将恐惧与毛皮联系了起来。同时，反应可以与奖赏联系起来，比如，把一只猫放在箱子里，它最终会发现拉一根绳子就能打开箱子，从而可以逃出去。在上述情境中，实验者在一个刺激与另外一个刺激之间或一个反应与一个奖赏之间建立起了偶然联系。而按照行为主义者的说法，在自然环境条件下，这些偶然联系属于世界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它们无情地塑造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机体的行为。
行为主义学派的这种简约主义使一大批内涵丰富的心理学思想长期受到压制，其中也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心理学理论。达尔文认为，感觉、认知和情感与身体器官一样，都是人类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受此观点启发，詹姆斯用本能的概念来解释人类和动物的偏好，他还提出了包括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在内的很多心理活动的机理。但这些理论贡献都由于行为主义的出现而被束之高阁。1923年，心理学家J. R.坎特（J. R. Kantor）曾这样写道：“简约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像社会心理学和本能的关系一样。很显然，两者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性欲也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条件反射。中国心理学家郭任远在1929年写道：
行为不是遗传因素的外化，它也不能用遗传的那一套词汇来表述。它是由有机体的结构模式和环境力量的本质机械地决定的……我们的性欲是社会刺激的产物。有机体并不存在原本就有的对异性的任何反应，更不用说它具有什么天生的观念了。
行为主义者认为，不用考虑有机体的其他生物学特性和动物的基因构成，也不用考虑物种的进化历史，就能够理解行为。于是，心理学展开了关于动物如何学习的实验室研究。20世纪中期，最著名的心理学家B. F.斯金纳（B. F. Skinner, 1904—1990）写了一本名为《有机体的行为》（ The Behavior of Organism ）的著作，这本书中只记录了老鼠和鸽子两种有机体，它们的行为只是压杠杆和啄按键。要使有机体像马戏团里的动物那样听话需要花费不少工夫，这也提醒心理学家，物种类别和它们的本能对行为是有影响的。在一篇名为《有机体的反常行为》（ The Misbehavior of Organism ）的文章中，斯金纳的两个学生，科勒·布里兰和玛丽安·布里兰夫妇（Keller and Marian Breland）提到，当他们试图使用斯金纳的技术训练动物把扑克牌插入自动售货机时，小鸡会啄这些扑克牌，浣熊会把这些牌弄湿，而猪则会用嘴去拱这些牌。行为学家就像仇视基因一样仇视对大脑的研究。直到1974年斯金纳还认为，研究大脑，从有机体内部而不是从外部世界来寻求行为发生的原因属于另一种带有误导性的观念。
行为主义不仅统治着心理学界，而且还渗入公众的思想当中。华生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影响的儿童抚养手册，鼓吹父母要制订严格的养育计划，给予婴儿最低限度的关注和爱抚。华生写道：“如果你去安抚一个哭泣的婴儿，就等于你是在为他的哭泣奖励他，这将会增加其哭泣行为发生的频率。”而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出版于1946年的《育儿经》（ Child Care ）一书，则以提倡对儿童的溺爱而著称，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华生观点的一种反驳。斯金纳在他写的几本畅销书中提出，不良行为既不是出于本能，也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而是在一些偶然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我们把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斯金纳箱，对行为进行精心的而非随意的控制，我们就能消除侵犯、人口过剩、拥挤、污染和不公正等不良现象，从而实现乌托邦梦想。于是，“高贵的野蛮人”就变成了“高贵的鸽子”。
极端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界已经失去了市场，但是它的很多观念依然存在。许多关于学习的数学模型以及神经网络模拟研究依然在用联结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许多神经科学家把学习等同于联结的建立，试图在神经元和神经突触中找到刺激之间的联结点，而忽视了其他有助于促进大脑进行学习的运算形式。例如，对自然界那些野生动物拥有的高度发达的巡视和搜寻能力来说，把像x=3这样一个变量值储存在大脑中是一个很关键的运算步骤，但是这种学习不能还原为联结的形成，因此神经科学对其不理不睬。
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依然认为，有机体之间是可以互换的，他们很少去质疑那些便于进行实验的动物（老鼠、猫和猴子）在某些重要方面是否与人类相似。直到最近，很多心理学家依然没有关注信仰和情感的内涵，也不去关注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人类的心智已经进化到能够对那些重要的生物学范畴采取不同于动物的处理方式。而那些有关记忆和推理的理论也不区分关于人的看法和关于岩石或房屋的看法有何不同。那些关于情感的理论也不区分恐惧、愤怒、嫉妒或者爱情。研究社会关系的理论也没有区分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敌我之间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那些外行人感兴趣的心理学话题，如爱情、仇恨、工作、娱乐、食物、性、身份、支配、妒忌、友谊、宗教和艺术等，在心理学教科书中基本上看不到。
20世纪后期最主要的心理学著作当属戴维·鲁姆哈特（David Rumehart）和詹姆斯·麦克兰德（James McClelland）以及他们的合作者共同编写的两卷本《平行分布加工》（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他们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叫作联结主义的神经网络模型。鲁姆哈特和麦克兰德认为，通用的联结主义网络模型，在经过大量训练之后，就能够解释所有的认知活动。但他们意识到，从该理论中他们并不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来回答“为什么人比老鼠聪明”这一问题。下面是他们的答案：
考虑到上述这些内容，这个问题确实让人感到疑惑……人类比老鼠或者其他灵长类动物拥有更多的大脑皮层；尤其是人类有许多……大脑结构，不是用来实现输入／输出功能的。而且，据推测，这些特殊的大脑皮层可能承担了使人类区别于老鼠或者类人猿等低等动物的功能……
但是，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导致了老鼠和人之间的差别。那就是人类环境，其中包括其他人以及人类发明的用来组织自己思维过程的文化工具。
于是，在这些人眼中，人类就如同老鼠，只不过有着更大的如同白板一样的大脑，当然再加上一些被称为“文化工具”的东西。说到“文化工具”，我们有必要来关注20世纪社会科学革命的另一部分内容。
“文化”这个词指的是高雅的娱乐，如诗歌、歌剧和芭蕾。而在一个世纪前，文化还有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含义，即在社会中传播的行为模式的总称，包括艺术、信仰、制度和其他所有人劳作和思考的产物。英语中“文化”一词含义的转变是现代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博厄斯的想法与心理学界著名的思想家一样，都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那里。具体来说，博厄斯的文化观念受到了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的启发。贝克莱构建了一种唯心主义理论，他认为观念（而非实体）是现实的最终构成要素。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修正和演变，唯心主义对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博厄斯，这位出生于德国一个非宗教的、有着自由主义氛围的犹太家庭的年轻人，欣然接受了唯心主义这种哲学观念。
唯心主义使博厄斯为平等主义找到了一个新的知识根基。他认为，人类的各个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并不是来自他们的生理构成，而是来自他们的文化。在这里，文化指的是经由语言和其他社会行为而得以传播的观念和价值系统。人类的差异源于他们文化上的差异。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要强调的：因纽特文化指的不是因纽特族，犹太文化指的也不是犹太族。这种认为“心理是由文化塑造的”的观念筑起了一道反对种族主义的壁垒，而且从道德角度考虑，这种观念应该得到重视。博厄斯写道：“我认为，我们必须相信一切复杂的行为都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除非找到反证。”
博厄斯理论的出发点不是道德律令，而是有着真实的科学发现做支撑。博厄斯通过对土著居民、移民以及孤儿院的儿童的研究来证明，不同群体的人也可以有同样的潜能。关于叶斯柏森的观点，博厄斯认为，原始人的语言并不比欧洲人的语言更简单，它们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例如，因纽特人辨别英语的语言发音很困难，就如同我们辨别他们的语言发音同样困难。当然，很多非西方语言缺乏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词语。例如，这些语言中可能缺乏用来表达超过“3”以上的数词，也可能缺乏用来表达不同于个人善行的通常意义上的美德。但是，这些局限仅仅反映了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日常需求，而不能就此证明他们的思维能力存在缺陷。正如苏格拉底设法使一个奴隶男孩学会抽象的哲学概念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博厄斯也使得居住于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人（Kwakiutl）学会了用于表达像“善良”和“怜悯”这样的抽象概念的新词语。博厄斯注意到，当土著人进入文明社会，获得那些必须计算数量的事物时，这些人很快就会学会借用文明社会成熟的计数系统。
虽然博厄斯一直在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不会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同等的价值；他也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不会相信“白板说”的主张。他所谓的欧洲文明比部族文化更优越，强调的只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种文明程度。博厄斯并没有否认可能存在普遍的人性，也并不否认同一种族的人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所有民族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心智。在这一点上，博厄斯的主张是正确的。当前，这一观念几乎已经被所有的学者和科学家接受了。
但是，博厄斯也创造了一个怪物。他的弟子们统治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且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有着更彻底的文化观。他们认为，不仅种族之间的差异要用文化来解释，而且人类各个层面的差异也都要用文化来解释。例如，博厄斯认为，除非证明是错的，否则就应该支持来自社会文化的解释，但他的学生阿尔伯特·克罗伯（Albert Kroeber）却认为，社会解释可以不用考虑证据。克罗伯写道：“不应该允许遗传在历史中扮演任何角色。”相反，包括由其他历史事件引发的历史事件的绝对条件在内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克罗伯不仅否认社会行为可以用先天的心理特性来解释，他还否认社会行为可以用任何心理特性来解释。他写道：“文化是超机体的——在自己的宇宙中运行，不与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血肉发生联系。文明不是智力活动，而是一系列智力实践的产物……智力与个体相关，而社会或文化从本质上讲是非个体的。文明开始的地方即是个体这个概念消失的地方。”
这两种观念（即否认人性的存在和文化脱离个体的智力以自主的状态存在）在社会学奠基人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那里也有着清晰的表达，克罗伯有关超机体的理论在涂尔干那里也有所预兆：
每当我们直接用心理现象去解释社会现象时，这种解释十有八九会出错……群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模式与组成群体的个体在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之前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模式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如果我们从个体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可能就没法理解群体内发生的任何事情……个人的本质只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物质，需要社会因素加以雕琢和改造。它们无法形成群体的态度，也无法形成模糊的、带有可塑性的群体倾向。
涂尔干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一条法则：“应该从以往的社会现象中去寻找当前某种社会现象发生的确切原因，而不能从个体意识状态中去挖掘这种原因。”这条法则直到现在依然会被经常引用。
由此，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否认个体心理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学术取向却并不相同。心理学放弃了像信仰、欲望之类的心理存在，而代之以刺激和反应。其他社会科学则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而非个人层面来研究信仰和愿望。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都赞同这一点，即认知的内容包括观念、思想和计划等，都属于语言现象，每个人都能听到，也能把它写下来。例如，华生认为，“思考”其实包含了嘴巴和喉咙的细微动作。但大部分社会科学都对本能和进化这两个概念非常反感。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都在反复强调，大脑就是白板一块：
本能不能创造出风俗习惯。恰恰相反，是风俗习惯创造了本能。那些被认定的人类本能从来都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
文化现象……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能先天地遗传给个体，个体只能通过学习来掌握它，毫无例外。
人类没有本性，有的只是历史。
除了在婴儿时期会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依靠以及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做出类似本能的反应，人是完完全全没有本能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没有本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所处的文化和环境中经由人类加工过的部分和其他人那里学习和获得的。
当然，学者们不再使用“擦得干干净净的写字板”或者“白纸”这样的隐喻来指代大脑了。涂尔干使用的词语是“带有不确定性的物质”，经由文化的塑造、锤炼而形成。也许，最为时髦的隐喻当属孩子们玩的“彩色橡皮泥”，既可以拷贝印刷好的东西（就像一块白板），也可以把它捏成自己想要的任意形状（就像带有不确定性的物质）。可塑性隐喻在博厄斯的两个最有名的学生那里再次浮现出来：
大部分人是按照他们的文化模式而被加以塑造的，因为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可塑性……绝大多数个体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所面临的文化。
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人类本性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能够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加以区分并做出准确的反应。
其他一些人则将人的心理比作过滤器：
所谓的“人类本性”，仅仅是文化经过人的神经、腺体、感觉器官、肌肉等过滤网筛选之后的产物。
或者把心理比作工厂加工的原材料：
人类本性是最原始、最没有差别的原材料。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它们确实是由我们与生俱来的欲望、能力和气质制造出来的。
或者把心理比作没有安装程序的计算机：
人类显然是这样一种动物，极度依赖于那些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或者把心理比作一些无确定形状的东西，很多事物都可以作用于它：
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是文化传统和社会活动是如何对人类心理进行调控、表达、改造和变更，从而造成不同种族而非个体在理智、自我和情感方面的不同的。
超机体的心理或者说群体心理也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博厄斯的另一名学生罗伯特·洛维（Robert Rowie）这样写道：“心理学原理不能够解释文化现象，就像万有引力不能够解释建筑风格一样。”如果你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会更加清楚地告诉你：
与把个体看作文化进程的第一推动力、主要原动力、发起者和决定性因素的观点不同，我们现在把个体看成是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微小而又相对不重要的组成部分，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在任何时候都包含许许多多的个体，即使在古老的过去也是如此……出于科学解释的目的，可以把文化进程看作一种自成一类的事物；文化只有用文化对其进行解释，才能解释得通。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忘记像“你”这样的单个个体心理，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的细小而又微不足道的构成部分。有价值的是群体心理，它能够自行进行思考、感觉和行动。
超机体学说不仅是社会科学家笔下的产物，它还对现代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它为那种把“社会”具体化为一个如同人一样的道德主体，从而可以指责其罪恶面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促进了认同政治的形成，公民权利和政治特权被赋予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也勾勒出了20世纪的主要政治体制间的一些显著差异。
“白板说”并不是社会科学家们感到有必要给予支持的唯一官方理论。他们也试图将“高贵的野蛮人”学说视作圣典。米德把土著人刻画成了和平的、平等主义的、物质上满足的、两性之间不存在冲突的形象。这种与我们过去社会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创造这种社会）的振奋人心的形象，被其他一些像伯特兰·罗素和H. L.门肯（H. L. Manchen）这样的持怀疑论的学者所接受。阿什利·蒙塔古（也属于博厄斯学术圈）这位公共知识分子自20世纪50年代到其去世之前都很有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强调“高贵的野蛮人”的论点，以满足我们对和平友爱的需求，并对那些认为这种努力注定徒劳无功的看法进行反驳。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蒙塔古为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一份声明，宣称“生物学研究为普适的友爱伦理提供了支撑，因为人生来就有合作的内驱力，除非这些需求被满足，否则个人和国家都会呈现出一种病态”。一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3 500万受害者尸骨未寒，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怀疑生物学研究怎么能够为和平友爱提供支撑，因此，这份声明被拒绝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蒙塔古却有着极好的运气，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很多学术协会都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看，社会科学家把人的可塑性和文化的自主性视作一种圣典，认为它们有助于实现人类由来已久的完美主义梦想。他们认为，人类不会一直处于我们并不喜欢的困境之中。除非我们缺乏意志，愚昧地坚信生物学构造决定人类要永远受制于这种困境，否则，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去改变这种困境。很多社会科学家都表达了对一种全新的、经过完善的人类本性的期望：
我觉得不论何时用数据来检验，从环境角度来进行解释都是更为可取的，因为它更乐观，为我们提供了改造人类的希望。
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认为，文化物质或者说文明就是社会传统，这种社会传统通过学习能够极大地改造个体，从而实现一种更幸福、更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因此，对制度的科学研究唤醒了改造人类本性、改造人类社会生活的信仰。
那种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学会任何事物的新乐观主义，使得许多知识领域的障碍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我们已经放弃那种认为人的能力是某种固定的心理结构的观念，并开始认识到，人的能力是极具弹性和多样性的，能够得到极大的改善。
虽然心理学的政治化程度不如其他社会科学严重，但它有时也会受到乌托邦观念的驱使：认为改变儿童养育和教育方式将会改善社会的种种病态和人类福祉。心理学家有时也会赋予联结主义和其他经验主义理论以道德意蕴，反对那些先天论具有的消极含义。例如，他们认为，先天论为强调先天差异的观念打开了大门，可能会导致种族主义的滋长，这种理论还意味着人的特性是无法改变的，从而弱化了对那些改善人类生存的社会计划的支持。
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不仅包含了对“白板说”和“高贵的野蛮人”的研究，还包括对“机器中的幽灵”的研究。那种宣称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所不喜欢的自身缺陷的观点成了社会科学的口号。但这只会引发此类问题——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如果那些能够改变自身缺陷的“我们”只是人之外的其他生物，那么我们发现的任何行为的可塑性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作为改造者，从生物学上来讲是受到种种限制的，因此我们可能不是改造者，或者我们能让自己按照对社会最有益的方式成为被改造者。正是“机器中的幽灵”把人类意志（包括改变社会的意志）从机械论的因果关系中解放了出来。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写道：
人类的心灵，由于它的不确定性、进行选择的力量以及文化沟通，正处在逃离决定主义世界观的盲目控制的边缘，达尔文主义曾无意识地用这种世界观来束缚人类。极端主义的生物学者赋予人类的先天特性化为了泡影……华莱士看到，而且是相当准确地看到，随着人类的出现，生理器官的进化已经相当不重要了，心灵已然成了人类命运的主宰。
艾斯利在文中提到的“华莱士”指的是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他与达尔文分别独立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与达尔文不同的是，华莱士认为，人类的心理不能用进化来解释，它只能是更高等级的智慧设计的产物。华莱士确信，人类的心理能够逃离“决定主义世界观的盲目控制”。华莱士成了一个唯灵论者，他的余生都用在寻找与逝者的灵魂进行沟通的方法上。
认为文化可以与生物学截然分开的社会科学家们可能不会相信，人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四处游荡的幽灵。有些学者则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来进行类比。克罗伯写道：“社会的发端……不是任何链条中的一环，也不是某条道路上的一步，而是迈向另一个水平的跳跃……（它就像）无生命的宇宙中第一次出现了生命……从这一刻起，这个宇宙中便有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洛维坚持认为，文化是“自成一类”的，并且只能用文化来对其进行解释，“不是神秘主义，而是正确的科学方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生物学里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只能来自另一个有生命的细胞。
在克罗伯和洛维进行研究的时代，他们的论点得到了生物学发现的支持。很多生物学家相信，生命体是由一种特殊的要素——一种重要的活力赋予其生命的，它不能还原成无生命的物质。1931年，一本生物学历史书在提及那个时代所理解的遗传学时曾这样写道：“这种最新的生物学理论使我们明白自己是从哪里开始的，它展示了一种叫作生命或者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自成一类的，而且它展示出来的每种特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文化自主性和生命自主性之间的类似之处，这将比社会科学家们了解到的更加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