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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是对古老的拉丁语“tabularasa”一词的一种比较宽泛的解释，从字面来看，“tabularasa”意指“被擦得干干净净的写字板”。通常这一说法要追溯到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尽管他实际上使用的是另一种隐喻的说法。下面是选自其经典著作《人类理解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让我们假设，人类的心灵如同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张没有任何印迹的白纸，不存在任何思想。那么，人的心灵是如何形成的呢？人类大脑中所具有的复杂且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拥有的推理知识和能力又从何而来呢？对于该问题，我的回答是来源于“经验”。
洛克针对的是那些强调先天观念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数学理念、永恒真理以及关于上帝的概念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洛克提出的另一套理论，即经验论，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即人类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又可以被看作一种认识论（即我们是如何认识事实真相的）。上述双重目标激发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而这通常又被人们尊奉为自由民主的基石。洛克反对那些维护政治现状的教条主义论断，比如教会的权威以及国王的神圣权力，而这些在当时被吹捧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洛克认为，社会契约应该通过协商来制定，而且应当获得双方的认可，还应该以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知识为基础。既然思想来源于经验，而每个人获得的经验都是不同的，那么观点的差异就并不是因为一种思想掌握了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存在缺陷，而是因为这两种思想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成因。因此，这些差异应该被包容而不是被压制。洛克的“白板说”瓦解了皇室世袭制和贵族特权，因为这些皇亲贵族和其他人一样，大脑原本都是白板一块，他们无法再声称自己拥有先天的智慧和优越性。“白板说”还抨击了奴隶制，认为不能把奴隶看成是天生低人一等或者原本就应该居于受奴役的地位。
在20世纪，“白板说”成了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心理学试图用一些简化的习得机制来解释所有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社会科学试图把所有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安排看成是儿童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不断社会化的产物。这些文化环境包括词汇系统、形象、刻板印象、角色模型和奖惩条件等。从人类的思维方式来看，一系列数量不断增加的概念（诸如情感、血缘关系、性行为、疾病、天性和世界等）似乎是天生就有的，而现在却被认为是“被创造的”或“由社会建构而成的”。
“白板说”也已成为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的圣典。依照这种学说，我们看到的有关种族、民族、性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并非源自先天素质方面的不同，而是源自经验上的差异。通过改变个人经历，包括重塑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教育、媒介和社会奖励机制，就能改变个人本身，而学业不良、贫困以及反社会行为等问题也能得到改善，而不这样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依据所谓先天性别或者种族特质而造成的歧视，也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表现。
“白板说”通常伴随着另外两种理论学说，它们在现代知识界也拥有着神圣的地位。第一种理论通常要追溯到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尽管这一观点真正的出处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于1670年发表的《格拉纳达的征服》（ The Conquest of Granada ）：
我像大自然最早创造出的人类那般逍遥，
束缚人的规则尚未运行，
那高贵的野蛮人在林中纵横驰骋。
“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发现当地的土著居民时产生的。它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天性无私、崇尚和平、无忧无虑的，而贪婪、焦虑以及暴力等负面事物都是文明的产物。卢梭在1755年写道：
许多人竟草率地得出结论：人天生是残忍的，需要借助文明制度来约束。实际上，当大自然让人类同样远离野兽的愚昧和文明人狡黠的智慧时，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更为高贵的了……
对此，我们越加以深思，便越觉得这一状态极不容易发生变革，而且也是最适合人类的一种状态。除非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否则自然人会永远停留在他的原始状态。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偶然事件最好永远不要发生。我们发现的野蛮人几乎都处于这种状态。他们的事例似乎可以证实：人类生来就是为了停留在这种状态的。这种状态是人世真正的青春，后来的种种进步（指脱离自然状态）表面上使人的理性趋于完善，实则却使整个人类败坏了下去。
在卢梭参考的作家群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霍布斯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论断：
由此，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只能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中，而且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带有不确定性。因此，土壤栽培、航海、使用进口商品、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花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知识、时间记载、文艺、文学和社会等都将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会处在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和威胁之中，他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劣、残忍而短寿。
霍布斯认为，人们只有将自己的自主权交给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才能够脱离这种悲惨、恐怖的生存状态，他将这一统治者称为利维坦（leviathan）。利维坦是一种希伯来语的说法，指的是耶和华在创造万物之前降服的巨型海中魔兽。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擅长纸上谈兵的人类学家中，谁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人类确实是“高贵的野蛮人”，那么专制独裁的利维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由于强迫人们划定私有财产并由国家进行认可（原本他们是可以共享这些财产的），利维坦引发了贪婪和争斗，而人们设计利维坦的初衷是要对这两者加以控制。追求幸福的社会生活将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消除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制度壁垒。
反过来看，如果人们天生就是卑劣的，那么最理想的情形就是借助警察和军队等强制手段来阻止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上述两种理论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每个孩子在出生之时都如同一个野蛮人，即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如果野蛮人天生就是高贵的，那么养育孩子就是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以促进其潜能的发展，可见，邪恶者是由于社会原因才走向堕落的。如果野蛮人天生就是卑劣的，那么养育孩子就相当于将其放置在一个充满约束与冲突的训练场，邪恶者正是表现出了其未被完全驯服的阴暗面。
哲学家们的原著往往比他们在教科书中提出的那些理论复杂得多。事实上，霍布斯和卢梭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分歧。与霍布斯一样，卢梭也错误地认为，野蛮人是与世隔绝的，不存在丝毫的爱与忠诚，他们既不勤劳，也不具备任何技能。卢梭甚至还认为，野蛮人不具备任何语言能力。因此，与霍布斯相比，卢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霍布斯把利维坦描绘成集体意志的化身，而这种集体意志要通过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才能得以实现；卢梭最为有名的著作是《社会契约论》（ The Social Contract ），在这本书中，他呼吁人们要使自我利益服从于“公共意志”。
尽管如此，霍布斯和卢梭却对人类的自然状态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描述，而这一问题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一直激发着思想家们的灵感。所有人都意识到“高贵的野蛮人”学说对当代人的观念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到，当下人们崇尚各种天然事物（如天然食物、天然药物、自然分娩），质疑各类人工制造的事物，而权威式的抚养和教育方式已经陈旧过时，人们认为社会问题属于制度中可以补救的缺陷，而不是人类生存状态中固有的灾难。
另一种常常伴随“白板说”的圣典要追溯到科学家、数学家兼哲学家的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心灵和肉体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在于，就其性质来说，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心灵完全是不可分的……当我考虑我的心灵时，也就是说，当我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个正在思考的事物时，在我心灵里划分不出任何部分来，只能把我自己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尽管整个心灵似乎与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一只胳膊或别的什么部位从我的肉体上脱离开的时候，一定没有从我的心灵上截去什么东西。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灵中什么也没有缺失。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愿望、感觉和理解等功能也不能算是心灵的一部分，因为心灵是服务于愿望、感觉和理解等活动的。而物质性的或者有广延性的东西就完全相反，因为凡是物质性的、有广延性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可以很容易被我用思维划分成很多部分……无须从别处知道，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人的心灵或灵魂与肉体是完全不同的。
三个世纪后，批评家、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为笛卡儿的这套学说赋予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称：
有这么一套关于心灵本质及其栖居地的学说，它在理论研究者当中非常盛行，甚至在普通人当中也非常盛行，因而应称之为“官方理论”……这套官方理论主要来自笛卡儿，它的主要思想大致是这样的：可能除白痴和襁褓中的婴儿之外，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躯体和一个心灵。有些人则宁愿说，每个人都既是一个躯体又是一个心灵。通常，他的躯体和心灵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躯体死后，他的心灵可能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人的躯体存在于空间之中，并服从于支配着空间内存在的其他一切事物的机械法则……但心灵却不存在于空间之中，它们的活动也不受机械法则的支配……
……上述就是这种官方理论的大致情形。我经常贬斥这个理论，并称之为“机器中的幽灵的教条”。
“机器中的幽灵”与“高贵的野蛮人”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出于反对霍布斯的观点而提出的。霍布斯认为，生命和心灵都可以用机械主义的词语来解释。光线使我们的神经和大脑活动起来，形成了所谓的“看见”。大脑也可以持续动作，就像船划过水流的尾迹或者是被拨动的琴弦的颤动，形成所谓的“想象”。大量的事物不断出入大脑，就形成了所谓的“思维”。
对于“心灵是按照物理法则运行的”这一观念，笛卡儿是拒绝接受的。他认为，行为，尤其是言语行为，不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而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笛卡儿注意到，与躯体和其他自然物质不同，意识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在空间中呈现出来。他指出，我们不能怀疑心灵的存在（事实上，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心灵存在），因为思维活动本身就预先设定了“心灵是存在的”这样一个前提。但我们可以怀疑躯体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非实体的精神，只有在梦境、幻觉情境下，我们才是有躯体的。
笛卡儿还在他的二元论（即认为心灵与肉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中发现了道德红利：“可以想象一下，动物的灵魂在本质上与我们是相同的，因此在生命终结之后，我们就如同昆虫和蚂蚁一样，没有任何值得担忧或期待的东西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式可以将人类孱弱的精神引向通往美德的光明大道上。”赖尔对笛卡儿的两难困境做了如下解释：
当伽利略表明，他的科学探索方法能够提供一种力学理论，可以说明任何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时，笛卡儿的内心出现了两种彼此冲突的状态。作为一个科学天才，他只能选择赞同力学主张，但作为一个有信仰和讲道德的人，他却不能像霍布斯那样接受这些力学主张的附加条款，即认为人性仅仅在复杂程度上不同于钟表构件，这令他感到特别沮丧。
将我们自己视为经过美化的齿轮和发条，这确实让人很不舒服。机器本身没有知觉，它只是制造出来供人使用的工具。而人类则具有感知能力，拥有尊严、权利以及至高无上的尊贵感。一台机器只具有一些普通的功能，如碾磨谷物或者削铅笔，而人则具有更高级的功能，如喜爱、崇拜、善举以及创造知识和创造美。机器的活动表现主要由那些不可违背的物理和化学定律所决定，但人的行为表现却是其自由选择的。有选择才会有自由，我们才会对未来的可能性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同时，选择还意味着责任，因此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如果心灵与肉体是相分离的，那么当肉体毁灭时，心灵仍然可以继续存在，我们的思想和欢乐也不会在某一天永远消逝。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许多美国人仍然坚信灵魂是不朽的，认为它是由一些非实体的物质构成的，而这些物质能够与肉体相分离。即使是一些没有明确承认上述观点的人也仍旧会这样猜想：我们的大脑中除了电波活动和化学反应，必定还有某些不甚明了的东西存在。正是由于选择、尊严和责任等人类所独有的天赋，才使我们与宇宙中的其他万事万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一看法似乎与那种认为“人类只是分子的有机组合”的观点格格不入。那些试图用机械论的术语解释行为的人，往往被指责为“还原论者”或“决定论者”。事实上，那些指责者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但所有人都明白，他们是在用这些词语指代那些不好的事情。灵肉分离的思想已经普及到了日常用语中，比如，当我们说“动动你的脑子”，其实意指的是“身体之外的经验”；当我们说“约翰的身体”或“约翰的脑袋”时，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所有者——约翰，并且这个所有者与其大脑之间是可以分离的。专栏作家有时候会探讨“大脑移植”的问题，但事实上应该称之为“大脑器官移植”，因为正如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
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器官移植手术，而最好的是成为捐赠者而不是受赠者。
从逻辑上看，“白板说”“高贵的野蛮人”以及“机器中的幽灵”（或者像哲学家称呼的那样，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和二元论）这三者之间是没有关联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却经常彼此交织在一起。如果大脑如同白板一块，严格来讲，它就不可能发出行善或作恶的指令。但善与恶之间并不是对称的：伤害人的途径比帮助人的途径要多，善行对人的帮助并不足以抵消恶行对人的伤害。因此，与一个拥有各种动机的大脑相比，如同白板一块的大脑注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单单无法行善，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不能作恶。事实上，卢梭并不认为人的大脑是白板一块，但他却认为，不良行为是学习与社会化的产物。卢梭写道：“人是邪恶的，持续不断的悲惨经历使得关于这一论断的任何证明都显得毫无必要。”但人的邪恶又源于社会：“在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生来就有的邪恶，任何邪恶我们都能说出它是什么样子又是从什么地方进入心灵的。”如果日常话语中的隐喻可以作为一种线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像卢梭那样，将大脑的空白状态与美德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空无一物联系在一起。尝试去思考一下这些词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形容词：清白的、公平的、无瑕的、纯粹的、纯真的、纯洁的、未玷污的、未受污染的；名词：污点、伤痕、瑕疵、污染。
既然大脑是白板一块，那么它就很适合作为幽灵栖居的场所，这样一来，“白板说”自然就可以与“机器中的幽灵”学说共存了。如果幽灵掌管了机器，那么工厂就能以最小部分的设备来运载这一机器装置。不需要高科技的执行程序、操控系统或者中央处理器，幽灵就可以解码身体的各种信息，操控身体这个机器。行为控制与钟表结构之间的区别越大，我们就越不依赖于像时钟那样受控的机械行为。基于同样的原因，“机器中的幽灵”理论与“高贵的野蛮人”学说之间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果机器做出了一些可耻的行为，我们可以责备幽灵，因为那些不义的行为是由它决定执行的，我们也就无须深究机器设计上的缺陷了。
时下，哲学已经不再受人尊崇。很多科学家把哲学看作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思考。当我的同事内德·布洛克（Ned Block）告诉他的父亲自己准备主修哲学时，他父亲的回答是“Luft”，即犹太语中“空气，不真实”的意思。还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年轻人告诉他的母亲自己即将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母亲说：“太好了！但是……但是哲学是哪种疾病？”
虽然哲学现在被认为毫无价值和不切实际，但是许多世纪以来，哲学家们的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白板说”以及伴随它出现的其他学说已经渗透到了我们这个文明社会的传统智慧中，并且经常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提及。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5）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写道：“儿童是被放在我们手中的原材料，他们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也受到“白板说”隐喻的启发，他写道：“我认为孩子们的心灵就像一本空白的书，在个体生命的前几年，生活将会在这本书上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刻画的质量将会对这个孩子未来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洛克肯定想象不到的是，他的话会在某天导致“小鹿斑比”这个形象的出现，迪斯尼创作《小鹿斑比》（ Bambi ）这部动画片的意图是教导人们自力更生；卢梭也不可能想象到“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这个最后的“高贵的野蛮人”的出现。甚至，卢梭的观点似乎与《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社论作者之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该作者在其新近发表的一篇感恩节社论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与今天的社会相比，美国土著居民拥有更加稳定和幸福的生活环境，那里的野蛮现象也更少……不存在任何就业问题，社会更加和谐，人们根本不知道药物滥用这种事情，犯罪现象也几乎不存在。部落之间的冲突多是通过仪式来解决的，很少会发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肆意屠杀。即使在艰苦的岁月里，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仍是比较稳定和有保障的……因为土著居民尊重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根本不会出现因污染或生物灭绝而导致的水资源短缺或者食物资源的浪费问题，而诸如篮子、船只、小木屋以及木柴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不会出现短缺。
当然，有人也对此提出了疑问：
当今，“机器中的幽灵”依然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2001年，乔治·布什宣布，如果科学家为了提取干细胞而不得不毁坏新的胚胎，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再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资助（美国之前的政策允许研究者从胚胎中抽取干细胞群进行研究）。为了推行这项政策，布什不仅咨询了科学家，还咨询了哲学和宗教领域的思想家。在这些思想家当中，许多人都用“赋予灵魂”一词来指代其中的道德问题，该词指的是“将来能成长为一个人的细胞群被赋予灵魂的时刻”。一些思想家认为，赋予灵魂虽然是在概念层面发生的，但从道德层面来看，它意味着胚泡（受精卵发育5天后的胚胎形态，干细胞就是从其中取出的）与一个人是等同的，因此毁坏胚泡也是一种谋杀行为。这些观念被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这项有关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医学技术的政策时，考虑的这个道德问题实际上与几个世纪前就出现的问题一样：“幽灵是何时进入机器的？”
这些仅仅是“白板说”“高贵的野蛮人”以及“机器中的幽灵”学说在当代知识界的部分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启蒙哲学家的这些看似不切实际的观点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是如何得以巩固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被最新科学研究发现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