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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为了获得权力做到什么地步，或者根本上想不想获得权力，都取决于他自己。 这些年来，不计其数的人对我说过，如果选择操弄权术、逢迎上司，更有目的、有策略地建立人际关系，或是努力让自己的成就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变得更有影响力，但这样做不值得。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在1979年也写道：“权力是美国人秘而不宣的脏词……拥有它的人不会承认，企求它的人不愿显得饥渴，利用它的人只敢暗度陈仓。”
人要是把权力看作邪恶、肮脏的东西，便会对它深恶痛绝、不愿参与这个“游戏”。我的同事德博拉·格林菲尔德（Deborah Gruenfeld）写了本很棒的书，也叫《权力》（ Acting With Power ），有篇书评对它大加赞誉，其内容恰好也道出了我听许多人都表达过的感受：“我眼见着一些领导人利用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对拥有和使用权力没有半点渴望。对我来说，它只是位高权重之人用来胁迫别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工具。”看到权力被用来抬高自己、伤害他人，人们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追求。然而，人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我在前文中提到，政治技巧关联着事业成功与人生幸福的方方面面。
我想试着帮助人们至少先在想法上变得更灵活、更有策略，于是在课堂上布置了阅读任务，让大家读一篇关于美国男子足球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一支球队不擅长或者拒绝“演戏”，它的境地是不是就变得非常不利？《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是这样评价的：“抛开是非评价，‘战术’和‘修饰’（如果你的原则性很强，也可以干脆把它叫作‘作弊’）其实本身就是高水平足球运动的一部分。球员极力夸张彼此的碰触，放大琐碎的事物。明明只是微不足道的擦撞，他们却表现得像发生了致命的事故。”这样一来，球员们就可以制造犯规、获得任意球或把对手罚下场，增大赢面。这篇文章还列举了许多球星，“一旦势头不妙、眼看要失去球权，他们常常毫不犹豫地往地上摔去。这是为何呢？因为反正球已经要丢了，如果策略见效，他们还可以收获一枚任意球。”西蒙·库珀（Simon Kuper）在《足球经济学》（ Soccernomics ）一书中就曾提到：“英格兰球员历来不屑‘跳水’的文化传统固然值得钦佩，不过倘若他们能稍微学学欧陆球员出神入化的骗犯规技巧，也许就能赢下更多比赛了。”
在足球和篮球的世界里，“骗犯规”比你想象的普遍得多，也并没有那么为人不齿。为了取得成功，不同人愿意采取的手段大相径庭，所以，你自己不愿意广结人脉、不愿意奉承别人或者不愿意推销自己，绝不代表你的竞争者们也会像你一样束手束脚。要是周围的人都乐于运用技巧来建立权力，那么，你自己越是抵触，就越有可能陷入劣势。
至此，我想表达的根本观点是：选择权在每个人的手里。人不仅可以选择如何看待自己，也可以选择在权力的纷争中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你可以选择加入战斗，也可以选择退出。你可以找遍理由自我设限，但你也可以像特罗伊蒂诺那样“出奇制胜”。
所谓“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有一重关键的内涵：纵使面对无数反对、批评、困难、挫折和失败，也依然要坚定、努力地建立权力、促成想做的事情。在漫长的人生和职业生涯中，我们都不免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陷入看似难以克服的困境，被紧咬不放的对手抨击诋毁、造谣中伤。人总会遭遇困难，因此我坚信，意志力与适应力，即遇事既能坚持到底，也能保持机警、必要时调整方法策略，是否拥有这两种能力决定了人能不能攀上权力的顶峰。
意志力和适应力的作用已经在许多实例中得到证明。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议长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年逾八十还是当地政坛最有权势的人物，可他首次参加议会竞选时，以及第一次竞选议长时，也曾经历过失败。阿瑟·布兰克（Arthur Blank）和伯纳德·马库斯（Bernard Marcus）最初被丹氏家居（Handy Dan）开除，可随后便在同样的家居建材零售领域创办了家得宝（Home Depot）。奈飞（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早期创立了精纯软件（Pure Software），这段经历也是磕磕碰碰的。哈斯廷斯表示，他在那段时间做了一连串错误的管理决策，这让他总觉得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他两度请辞、要求董事会另寻CEO人选。
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同样一波三折。起初，我只能先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商业与工商管理学院工作，因为当时许多更知名的学校都没有录用我，而时任系主任的杰格迪什·谢斯（Jagdish Sheth）希望打造一个多元化的机构，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非主流”人士。8年以后，我已经成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全职教授，敲门砖正是过去让我在初入人才市场时屡屡碰壁的、关于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的博士学位论文。
萨菲·巴赫尔（Safi Bahcall）有本书叫《相变》（ Loonshots ），它的副标题很有意思：“组织如何推动改变世界的奇思妙想”。既然是“奇思妙想”，那么自然地，在诞生之初，它们可能毫无用处，还可能引起许多质疑。在书中，巴赫尔援引了很多人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了朱达·福克曼（Judah Folkman）的故事。福克曼生前是一名儿童外科医生，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若他如今还健在，完全有资格获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原文如下：
1971年，福克曼提出，癌细胞会与自己的宿主发生交互，它们传递出欺骗性的信号，促使周围的组织提供利于肿瘤生长的环境……他认为可以研发一种新药物，其原理是破坏供养肿瘤的血管，阻断这种欺骗信号的传播路径。换句话来说，这种药可以“把肿瘤饿死”……此后的30年间，几乎每隔7年，福克曼都要经历新一轮大起大落，他的想法每每惨淡收场，尔后又起死回生……直到2003年7月1日……这一年，距离福克曼首次提出这种新型癌症疗法已经过去了整整32年……杜克大学的肿瘤学家赫伯特·赫维茨（Herbert Hurwitz）在对一种名为“阿瓦斯汀”（Avastin）
的药物进行试验时发现，它的疗效数据竟然能够复现福克曼的研究结果……在迄今为止研发出的药物中，阿瓦斯汀能最有效地延续结肠癌患者的生命……顷刻之间，一切都明朗起来，这种药物和福克曼的设想无疑将给癌症治疗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要是福克曼还在，他大概会说：“要想知道什么人是真正的领袖，只消看看谁承受的明枪暗箭最多。”
如果你渴望权力，就必须坚强起来，不畏反对、不惧挫折地坚持到底。
具备意志力与适应力的前提在于保持稳定的自我强度（Ego Strength）
，不囿于他人的态度，不轻易受到问题和批评的打击而偏离正轨。
事实上，正如很多其他铸就权力的个人品质，意志力和适应力同样可以在练习、体验与社会支持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