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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0日，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将年度的忒普斯利奖（the Tapestry Award）授予了鲁凯娅·亚当斯（Rukaiyah Adams）。这一荣誉旨在嘉奖一批智慧超凡、建树颇丰、发挥了富有感召力的领导才能，将服务他人的行动贯穿于职业与个人生活始终的非裔美籍校友。2022年，亚当斯在担任迈耶纪念信托（Meyer Memorial Trust）首席投资官8年后正式卸任。该信托基金总部设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规模达7.5亿美元。过去，她还曾作为俄勒冈州投资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掌管1 000亿美元的州立养老基金，以及该州的一些其他资产。亚当斯从前是我班上的一名学生，事实上，尽管她同时拥有法学硕士和MBA学位，但在2008年毕业时，她仍面临着惨烈的就业市场环境，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她踏进了彼时既没有多少有色人种、也没有多少女性涉足的投资行业。根据一项新近的研究，目前全球金融资产总额高达69.1兆美元，可当中只有不到1.3%由女性和少数族裔掌管。无奈之下，亚当斯只能尽快摸索，找到将自身的这些特殊之处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办法。“很明显，这些组织并不会平白地把权力和机会交到我手里，所以我只好自己尽力争取。”她说。彼时，她已经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有了一席之地，俨然成了受到众人信赖的“红颜知己”。
作为有色人种、女性，我这样的角色原来只能是局外人，但现在却恰恰成了信息的枢纽。人们总是对我倾诉心声，他们也想晋升，可他们必须为家庭提供稳定的支持，况且，多数人的另一半还都全职照顾家庭。这些羁绊让他们不敢冒险寻求晋升……我很年轻，又单身，而且在他们眼里本来也是个圈外人，所以他们觉得关于升迁和其他种种问题，都可以对我畅所欲言。渐渐地，执行管理层开始注意到我，向我询问各种信息……这实际上让我有了权力。最终，我坐上了首席运营官的位置。此后，总有形形色色的投资人在不同的时候找到我，让我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
到了2012年，亚当斯已经为波特兰一家金融服务公司运作了6个交易柜台和高达65亿美元的资产。
亚当斯把我在课上教的内容运用得驾轻就熟。她深知处于沟通网络中心位置的重要性（在讨论发展人脉的重要性时，我们会重温这个话题）。最重要的是，她明白了权力的第一个法则，也就是“摆脱定式”，不去期望一个现成的、公平的世界，也决不肯遵循那些把她置于劣势的规则。相反，她缔造了自己的规则，主导了自己的人生。
诚然，我也很想顺着亚当斯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的，大言不惭地说她的成功要归功于我的课程。可是，亚当斯本身就以顶尖成绩完成了MBA课程，在毕业时甚至拥有两个专业的学位。我想，虽然权力往往不是成功最重要的条件，但正像亚当斯的情况一样，它能帮助你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和绩效。工作绩效固然重要，可倘若无人知晓，一切都是徒劳。 权力与绩效的合力让人行稳致远，其中哪一种力量单独作用，都无法带来同样的收效。 亚当斯既接受了权力的法则，也能以这些法则为手段来获得影响力，而在她最终到达的位置上，她既能实现个人的目标，也能推动开展一系列社会事业。她指出：“我觉得，我运用的这种权力，正是有色人种女性赖以应变和生存的权力。”
并非人人都能像亚当斯那样接受权力的法则。我深知，对于我传授的这些内容，人们在接受乃至运用的过程中势必会遭遇重重心理障碍。通常，人们在上我的课或者读我的关于权力的书籍时，总要经历若干不同的阶段，甚至可能会有疑虑和抵触的心理。所以这篇引言旨在引着你快些走出疑虑和抵触心理，进而真正学习、运用权力的法则，改善自己的状况，多多益善，越快越好。
归根结底，权力只是一种工具。就像其他许多工具一样，一经掌握，权力就可以用来达成各种目的，无论是伟大壮举，还是其他任何事情。我想表达的是，别误解权力本身和权力的用途，特别是如果过去有人利用权力对你不利，你就更要留心这一点。你应该主宰权力，千万别因为愤愤不平，而对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无所不在的权力视若无睹。
讲得更明白些，我写此书的目的，是要把权力的法则和运用方法倾囊相授，而至于要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何种目的，全在你自己。我想，用这种“价值中立”的取向，像讲原子物理学那样来把权力的法则教给你，或许和很多教授的做法不同。
领导力教育界的很多人实际上是“业余”的，他们教你道德伦理、价值观和理念，如果有的研究结果和这些理念匹配，他们也会教你社会科学。但对于某些内容，他们或许会将你牢牢地保护起来，让你接触不到关于像“自恋”这样话题的研究，让你对谎言之盛行及其后果之轻微一无所知。这是我不敢苟同的。并不是说理念、价值观等不重要，这些当然是重要的。可是，如果坚持将所谓的“操守”（道德或伦理）与学习领导的技能、策略混为一谈，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
· 教授道德原则究竟能不能真的增加道德行为？这本身就是存疑的，因为尽管研究者设计了许多范式来证明这一点，但这些范式充其量只是把人们放在假设的情形中，或者只是衡量人们对道德行为的了解程度，而非他们具体的行为。例如，有学者对澳大利亚某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配对研究。所谓配对研究，是指将参与者根据重要的人口统计学以及其他特征的相似性两两配对，然后对其中一人进行处理（在本研究中是指对此人进行伦理培训），而另一个人则作为对照不做任何处理。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伦理教育对引导学生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作用非常有限。”还有一项研究发现，教育或训练并不会影响学生的作弊行为。有篇文章综述了众多商业社会与商业伦理课程的效果，总结出这些课程带来的任何改善“似乎都难以长久存续”的观点。另有一篇文章颇为详尽地综述了公司的伦理培训情况，指出这类培训的效果其实并不显著，“将‘负责任的管理’原则寓于培训之中，其实并不意味着企业中的专业人士就真的会改变他们的具体实践，因为仅仅在认知上有所长进，并不能保证人们已经从意愿上和能力上为真正负责任地行事做好了准备。”
· 除了家人，其他人到底有没有权利或义务对别人确立的目标和行动的目的加以规定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我们大可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关于个体、组织行为的事实告诉别人，也可以帮助他们想清楚怎样去做决定，可是至于人们最终要拿这些知识来做什么，我想，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 “目的与手段”这一根本命题，其实是哲学中永恒的辩题。假如有了值得追求的、崇高的目的，是否就不用对手段加以限制？如果有限制，那么哪些策略属于正当手段的范畴呢？纽约建造巨匠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是20世纪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对这座城市风貌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人有句名言：“除了目的，没有什么更能为手段正名了。”
人们之所以没能达成目的，或是没能在地位的阶梯上攀得比对手更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其实知道制胜的秘诀，却不愿这么做。 在下一章中我会提到，权力的第一个法则是要人们“摆脱定式”，其中就包括挣脱自己铸造的拖累自我的枷锁。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追求目标，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不过，在做出决定之前，想必你需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什么方法能行之有效，什么方法会白费功夫，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另外，当然，你也需要明白一点，你的对手未必会和你一样想。或许，为了大获全胜，他们早就准备好“放手一搏”了。
有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女士曾在一个LEAD领导力项目
中参加了我线上的权力课程，她给我发来了下面这封邮件：
我会申请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我时常感到无力。作为一名女性，我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地质科学与工程领域里孤立无援。我的前任老板比我大了20岁，他几乎天天都要霸凌我。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后来，我开始参加这个项目，并采纳了当中的一些建议，如收到信息不要立刻回复，用显示权力的方式说话，发展人脉、建立影响力等。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我的老板和所有同事都追随着我的步伐，他们变得很尊敬我。不过，最妙的是，我根本不用再担心他们了，因为如今我已经直接对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我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满世界地帮助他人、发光发热。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权力是刚需，它可以改写人生。
这位女士遵循了权力的法则，不到8周时间就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这是因为，权力常常能给人与人的相处模式带来积极的改变，并让行使权力的人认识到，我们能自主掌控人生。当人们像这位女士一样，变得更独立、更成功后，他们自然也会变得更快乐。
研究表明，掌握权力的感觉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关。一项研究把人的权力感与生活满意度以及积极与消极情绪联系在一起。该研究发现，即便在统计学意义上控制了性别和其他人格因素的影响，权力依然能预测幸福感。相比于起那些掌握较少权力的参与者，掌握更多权力的人生活满意度要高16%，积极情绪要多15%，消极情绪则少10%。
当然了，成功以及伴随而来的快乐、幸福，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含义。我不是伦理学家，也不是谁的人生导师，所以不便评论。不过，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至少还能接触到相关研究文献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测量和描绘事业成功的方方面面；可是，能够预测这些成功结果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要让大家认真对待本书谈到的权力法则，首先应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具备政治技巧、让自己能发展和运用权力，真的有用吗？人们从事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以后，真的会过得更好吗？
杰拉德·费里斯（Gerald Ferris）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授，他和同事们多年来围绕政治技巧做了许多工作，完善了概念定义，开发了测量工具，还研究了政治技巧对人本身和人的事业发展产生的诸多影响。近期，费里斯和同事在一本书中总结了他们的众多研究项目。他们把政治技巧定义为“一种综合的能力，它帮助人在工作中有效地理解他人、影响他人，进而让他人的行动服务于自己或组织的目的”。大量的研究都表明，政治技巧，或者说掌握权力的能力，确实会影响事业发展。正如费里斯他们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在工作场所中，政治技巧是预测成功结果最强有力的指标。”我们不妨再从海量的研究证据中选出一部分来看看，为什么人们应该对政治技巧勤加练习。
一项研究关注了5种不同的事业发展成果指标：总体薪酬、晋升状况、事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感知外部职业竞争力。其结果显示，在研究的191名来自诸多不同岗位的个体中，政治技巧与除了总体薪酬外的所有事业发展成果均存在显著的关系。另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德国企业中选举产生的员工代表，该研究发现，对于以向上选举成功率为衡量标准的事业成就而言，政治技巧同样体现出了相关性。有研究纵观某儿童福利系统中的众多团队后发现，团队领导的政治技巧能够显著地解释一大部分团队绩效得分的差异。此外，有学者开展了一项高度综合的元分析研究（也就是对众多实证研究结果的系统整合），其结果显示，政治技巧和工作满意度、工作生产力、事业成功和个人声誉等结果正相关，和生理压力负相关。上述研究共同佐证了费里斯及其同事的论断——政治技巧对事业成功有着直接影响。
一方面，如上述内容呈现的，政治技巧关乎事业能否成功；另一方面，政治技巧能让人们熟稔地运用提升影响力的工具，而这会对事业成功产生重要作用。 比如，政治技巧有助于人们发展、运用人脉资源，有效采取各种印象管理策略逢迎自己的上司，改善上下级“关系”，从而拓展人们的事业发展前景。除了直接发挥积极作用，政治技巧也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一旦压力减轻，人们便能以更饱满的精力和更集中的注意力投入到工作中，把事情做好。建立人脉、奉承逢迎、用自信的表现打造正面印象等都能提升影响力，但要让它们发挥最佳效果，则需要政治技巧的支撑。可见，政治技巧也可以提升人们有效运用影响力技巧的能力，从而对事业成功产生积极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教授卡梅隆·安德森（Cameron Anderson）和他的同事对他们的214名校友进行了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以这些校友毕业后在组织中获得的权力为结果变量。研究发现，无论让校友自评，还是请他们的同事代为评价，权力的得分都有很高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在权力的问题上，个体感知往往能很好地反映客观情况。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支配性或攻击性行为、政治行为、集体行为和胜任行为都与权力获得有关，而在这四种行为模式中，政治行为对权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胜任行为。
至此，我们可以从丰富的实证研究中窥见，拥有政治技巧、从事政治行为相当重要。 政治技巧在工作、生活满意度方面以及在薪资、地位方面的促进作用两相呼应。 这其实也在意料之中，毕竟，人们越是拥有地位、权力和成就，就越有机会体验积极的情感。
我发现，虽然这些年我在教学中和写作中都有翔实的社会科学证据支撑，人们在各自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的观察所得也与这些观点相互印证，可大家在学习与权力有关的内容时，每每还是要经历几个必然的阶段。首先是否认。读过、听过的内容，家庭的影响，各种体制（甚至包括部分商学院）的规训，凡此种种，共同塑造了人们既有的观念，而权力的法则却常常与这些观念相左。正因如此，人们在第一反应中往往不愿承认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即便权力和政治行为的表征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对权力的否定依然存在。或许，正是因为人们目睹了许多与固有观念不符的权力的现实，他们才更觉得要否认它。
最常见的一种否认形式是举反例，“有的人成功了，可他们并没有遵循所谓的权力的7个法则”。单个反例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有的人身患癌症、生命垂危，可什么也没做就莫名其妙地痊愈了，这显然不意味着病人的最优策略是指望疾病能自行缓解。另外，人们常举的反例中，主人公往往精于包装，他们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故事大肆宣扬，说得引人入胜。因此，有些反例根本经不起推敲。
对权力的否认还有别的形式，比如有人会说，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权力的游戏规则，权力的法则也就不再适应当代生活。还有人会说，权力的法则并不能移植到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或者不适用于小公司、高科技产业或合伙关系。对权力的否认形式不一而足，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一味地否认权力在组织生活中的普遍性，有时会带来恶果。
若干年前，我在居住地加利福尼亚州的柏林格姆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购物时，听到身后有人喊：“菲佛教授！”回头一看，原来是从前我班上的一位学生。他向我问好，还跟我说他觉得我的课程对他相当“有用”，这让他确信了自己并不想照我教的去做。所以，在他和班上一些同学合伙成立了投资公司后，他们把权力与政治的“浓度”控制在最低限度。我对他说，这也挺好的。的确，人们在知晓通往权力的道路后，当然可以认定自己不想往这个方向走。
巧合的是，过了几年，我竟然在同一家店又撞见了这名学生。我和他打招呼，向他说起我们上次的对话。“你的投资公司进展如何了？”我问他。没想到他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告诉我，自己被合伙人排挤，已经离开公司了。他自陈，虽然在创立这家小公司时对权力进行了限制，但他最终还是没能真正摆脱权力的现实。他的否认阶段已告一段落，只是他也付出了代价。
在经历否认后，人们通常又会感到愤怒，而且很多时候是对我感到愤怒。这并不奇怪。许多文献都描述了“杀死信使”
现象，或者你可以看看大多数“吹哨人”的结局：即使他们说得完全正确，结局会不同吗？如果人们一早就抱定了主意不想听某些话，那么他们就永远不会听从、感激所谓的逆耳忠言。所以，许多人也并不理解，我怎么能传授这么可怕、这么难以接受、这么有悖于广受拥护的传统领导力学说的观点呢？
愤怒总会消退，迎接人们的将是悲伤。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权力的法则无比真实，意识到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和组织行为中的事实，于是，人们变得闷闷不乐。他们明白了我所教的内容反映出的只不过是世界本来的面貌，也明白了他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完成哪些事情，尽管他们并不喜欢这一切。他们会忍不住想，自己还能相信什么人吗？从此都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吗？每到这时，我常听到人们说自己“很沮丧”。
倘若我的教学侥幸取得成功，人们会平复悲伤，最终选择接受。在这时，人们不仅明白了他们怎样才能改写人生、改造组织乃至改变世界，他们也会明白，运用关于权力的所学是唯一的选择。当然，他们也可以完全放弃挣扎，并接受这一选择的所有后果。不过，让我深感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我有幸见证了许多人接受了权力的观点，并做成了了不起的事。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帮助大家更快速地通往“接受”的阶段：先克制一下判断的冲动。
真要践行这个建议其实需要不懈努力。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总逼着我们对产品、体验等进行评价和打分，这使我们养成了判断的习惯。可是，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许多判断并不非常准确或有用。比如，有研究发现，学生对老师的评分和他们的客观学习结果关联甚小，而且，这种关联具体如何还取决于诸多情况，结论并不能在不同的老师、学科或年级间推广：“用来衡量学习成效的指标越是客观，它与学生主观评价相关的可能性就越小。”再举一例，一项针对1 272种产品的研究发现，用户评价的平均分与《消费者报告》提供的质量分数并不一致。可见，我们的判断通常并不准确，这是我们要克制判断冲动的一个原因。
不过，要说“判断不准确”，也还只是我们能主动判断的情况。事实上，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对他人日常印象的形成，总在电光火石的下意识中发生。匆匆一瞥、乍眼一看，足以让我们在瞬息之间做出评估和判断。而判断一旦形成，它就会将人锚定，成为后来所有的判断产生的基础。”我们在互动的前10秒内对他人产生的判断，会长期存在于后续交往中。所以说，克制判断的冲动需要我们付出切实的努力。
轻易评判他人还会带来两个问题。
· 要想把事情做成，我们就得经营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在组织情境下尤其重要，因为“互依性”是组织永恒的特点：你是否能把事情做成，往往依赖着他人的行动。某个人一旦对他人形成了负面的判断，比如认为对方才不配位、德不配位，就很难再在交往中把这些判断完全隐藏起来。而且，一旦有了负面的判断，那么与对方建立良性关系、完成相互依赖的任务就更加难以完成了。所以说，“我们的判断是许多关系的绊脚石”。
· 判断是许多不悦和不满的来源，因为当我们把现状和应有的状态两相比较时，难免会有落差，这让我们沮丧，让我们被消极情感笼罩。
正因如此，许许多多的人都建议我们克制判断的冲动。特蕾莎修女有句名言：“你若是评判人，就没空来爱人。”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也说：“保持好奇，别去评判。”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古语就有言：“违顺相争，是为心病。”简言之，把所有事物一概贴上“喜欢”或“不喜欢”的标签，是会让人蒙昧的。在西方也有这样的名言：“你们不要评判人，免得你们也被人评判。”
判断会阻碍人们建立有益的人际关系，让人落入不悦的陷阱，因此我们常常建议大家要避免过于频繁的判断。 评判权力本身，或评判权力在组织情境中的存在，后果都是类似的：它会让人们在组织生活的现实中疲于周旋，徒增烦恼痛苦。面对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最好的状态是欣然接受、泰然处之，如果实在做不到，至少也要理解它们的前因后果。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做好应对一切的心理准备。
如今，性别和种族歧视在职业发展中依然常见，纵然美国已经有了大量相关的民权法案和社会倡议试图制止这种行为，这类现象还是无法杜绝。非但如此，有色人种和女性还要面对更多社会期待，加在这些人身上的行为规范和本书罗列的权力法则有许多出入。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和少数群体应该循规蹈矩，而非打破规则；她们身上发生的社会化过程，往往教她们优先为集体的利益着想，要把有利于自我提升的活动（如建立人脉、打造个人品牌）放在后头。因为有这些成见，人们总不禁要问我：“你说的这些权力法则，对女性和少数群体也适用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想做几点回应。首先，在看待研究发现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正确的参考系里比较。不同人群运用同样策略的效果无疑是有差别的，比如女性运用权力法则的效果就不如男性来得好。可是，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此。比如说，“女性或少数群体运用权力的语言、展示权力的形象，效果是不是不够好？”不该这样问。正确的问法应该是，“这些人运用权力的语言、展示权力的形象，会比什么也不做来得强吗？”鉴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种族或性别，所以真正该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这些人在既有情况下尽可能有效地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就拿“用身体语言显示权力的形象”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员达娜·卡尼（Dana Carney）是一位研究非语言行为的专家，她指出，现有的证据其实并不能推断出女性运用非语言方式来显示权力、地位和社会支配能力，其效果就一定不如男性。
其次，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为什么权力的众多原理会具有跨时期、跨文化的适应性。正如该文的观点，“权力的诸多方面是恒久不变的”。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很多迹象：大部分组织和社会场合都蕴含科层的属性，也就是说，越往高处、位置越少，竞争几乎在所难免；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采取“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来评价自己人际互动的对象。一方面，人们偏好与相似的人同行，以此来满足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
的需要；另一方面，人们又仰慕强者，想和成功者和掌权者结成同盟。我们每一个人在对建立影响力的策略形成看法时，都应该以这些社会常态为基础。
再次，我教过很多学生，当中不乏女性和有色人种，她们都告诉我，这些权力法则对她们来说反而更加重要，理解权力的变化规律对她们的成功产生了许多助益。比如，塔蒂娅·詹姆斯（Tadia James）的故事就很典型。詹姆斯目前就职于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并发展得不错。前文我们提过，在金融业，全球69.1兆美元的金融资产中，只有不到1.3%由女性和少数族裔掌管。女性想要在该领域取得成绩着实不易。但詹姆斯做到了。詹姆斯告诉我，她逢人便推荐我上一本关于权力的书，还向我分享了自己的推荐理由。对于我的书和课程一直以来存在的反对之声，尤其是对这些内容可推广性的质疑，她表示：
在课堂上，人们经常会有一种抵制倾向，因为他们总觉得，“噢，如果你是有色人种，这些法则可没有用；如果你是个女的，这些法则也没有用。”但是，从我的体验来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要想长足地发展自己的事业，知道怎么另辟蹊径、怎么广结善缘来让别人愿意亲近你，这些都异常重要。我觉得，找借口说“这对我可没用”很容易，而真要为了获得权力、做成想做的事付出切实的努力，有时还得经历各种各样的不适，这点很难。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简单地说一句“这不适合我”比付出实际行动要轻松得多。而且这样一来，他们的自我感觉也会更好，毕竟，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策略行之有效，明明可以改变现状却无所作为，还怎么好意思抱怨现实呢？
因巴尔·德姆里（Inbal Demri）是一位总裁教练，她跟我在线上和校内课程中都有过合作。在斯坦福大学，她致力于推动女性角色在管理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谈到认知重构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铸就权力所需的品质和技能都是可以学习和开发的。权力的竞技场充斥着不公，比如，拿在女性手里的往往就不是什么好牌。”但是紧接着，她问：“面对这样的现实，你是要把它当作自己碌碌无为的借口，还是把它看作辅助自己决策的信息呢？”德姆里想强调的是认知重构的重要性。就拿性别角色期待（Gendered Expectations）来说吧，德姆里指出，人们总希望女性乐意用与朋友相处的方式建立人际关系，而她却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有策略地建立关系、留心利用互惠规范也很重要，毕竟，女性同样需要拥有不同类型的人脉关系。”就个体显示度（Visibility）的问题，她认为可以这样想：“在某一方面显得绝无仅有或是凤毛麟角，其实可以让你脱颖而出。既然如此，不妨好好利用这种天然的与众不同带给你的显示度，让它成为你独特的优势。”再如，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应该乐于助人，支持他人，并时时为超越自身的更大利益着想。德姆里却认为：“就算要为他人着想，也千万别忘了要为自己争取，别真的把自己的利益和规划都抛在脑后。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为自己打算，还怎么指望别人会考虑你的利益呢？”
德姆里最根本的观点，其实跟我听到许多成功的女性和有色人种说过的一样：世界并不公平，前路布满荆棘。于是，许多人以此为借口缴械投降，从未想过哪怕仅仅试着获得权力。可是，这么做只会让他们踟蹰不前。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会因为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等因素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可这样还不够，人们还需要掌握权力的技巧和法则，用它们来开辟更光明的前途。或者，大家可以参考艾莉森·戴维斯-布莱克（Alison Davis-Blake）的观点。这位女士曾先后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首位女院长，后来又成为本特利大学的校长。她曾对我课上的学生说：“为了得到一半的认可，女性要有两倍于男性的优秀。所幸，许多女性有四倍于男性的优秀。”
当然了，你大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权力的法则。不过，不管怎样，请务必用它，因为它真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