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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进化心理学是对我们知识传统中关于人类心智正统观点的背离，这种主流观点被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冠名以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SSSM）。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对生物学和文化做了根本的区分。生物学赋予了人类5种感觉、几种驱力（如饥饿和恐惧），还有学习的一般能力。但根据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生物进化已经被文化进化所取代。文化是一种自治的存在现象，它具有一种令自身不朽的愿望，并通过树立期望和分配角色来实现这种愿望。不同社会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改良者也接受这种思路。生物学只不过“与文化同等重要”，改良者认为，生物学给行为做了“限定约束”，所有的行为都是二者的混合体。
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不但成为知识界的正统，而且还占据了道义上的权威地位。当社会生物学家首先开始挑战它时，他们遭到了凶悍的反击，其凶猛程度即使是以学术诽谤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不寻常。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Wilson）在一次科学会议上被人浇了一壶冰水，学生们拿着手提大喇叭叫嚣着要开除他，张贴海报鼓动人们在他的讲座上鼓噪添乱。“科学为人民”以及“反种族主义、反智商、反等级社会大运动”这类组织发表了愤怒的宣言和连篇累牍的檄文。在《不在我们的基因中》（ Not in Our Genes ）一书中，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斯蒂文·罗斯特（Steven Rost）和莱昂·卡明（Leon Kamin）影射了唐纳德·西蒙斯的性生活，将理查德·道金斯的一篇辩驳文章篡改为语无伦次的昏话。道金斯提到基因时说：“它们创造了我们、身体和心智。”这些作者不断重复地引述为：“它们控制了我们、身体和心智。”在《科学美国人》刊登一篇关于行为遗传学的文章时（文章主题是对双生子家庭和被收养的研究），他们将文章起名为《再谈优生学》（ Eugencis Revisited ），暗指那场旨在改良人类现存基因的臭名昭著的运动。当该杂志提到进化心理学时，他们将文章称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 ），暗指19世纪那场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资质禀赋差异的运动。即使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生物学实践者、灵长类动物学家萨拉·布拉弗·赫蒂（Sarah Biaffer Hrdy）也说：“我怀疑是否应当在高中阶段，甚至是本科阶段教授社会生物学课程。社会生物学所传达的整个信息都是导向个体的成功。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除非学生已经具备了适当的道德架构，否则我们教这些可能会培育出社会恶人来。这倒是完全符合雅皮士们‘自我优先’的精神气质。”
整个学术圈都加入了这场闹剧，对可能需要在实验室或实地反复讨论的实证问题干脆进行投票表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牧歌般平等主义的萨摩亚人”的描绘是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一份奠基性文件，当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证明她列举的事实有惊人的错误时，美国人类学学会在他们的会议上投票表决，指责弗里曼的研究结果是不科学的。1986年，20位社会科学家在一次名为“脑与侵犯性”的会议上起草了《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该声明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并由几家科学组织共同签署。声明宣称要“挑战一些已被提出但未经证实的生物学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已被用来对暴力和战争进行合理化解释，而解释者甚至包括我们学界中的一些人”：
说“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制造战争的倾向”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战争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是在基因上深植于我们人性中”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自然更倾向于选择侵犯性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人类有一个‘暴力的脑’”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说“战争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单一动机导致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结论是，生物学并没有宣布人类注定会进行战争，人性可以从生物学悲观主义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被赋予信心来承担国际和平年代和未来岁月中所需要的改造性使命。
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德确定感刺激了这些学者们去曲解引用观点、封杀思想、对观点提出者进行人身攻击、以未经授权的组织或不得人心的政治运动给这些异见者抹黑，发动权威机构确立何为正确与错误的规则？这种确定感源于对人类秉性的3个假定含义的反对。
第一，如果心智有一个天生结构，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阶层、性别以及种族）就会有不同的天生结构。这就为歧视与压迫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第二，如果诸如侵犯、战争、拉帮结派以及追逐地位和财富这些可憎的行为是天性，那么它们就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好的。即使这些行为被认为不好，由于它们是基因决定的，没办法改变，所以试图进行社会改革是徒劳无功的。
第三，如果行为是由基因导致的，那么个人不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强奸犯是遵从生物学的指令来传播他的基因，那就不是他的错。
大概除了几个愤世嫉俗的辩护律师和逻辑混乱的“半瓶子醋”，他们都不大可能去读《纽约书评》中的宣言，事实上没有人得出这些怪异的结论。这些实际上被认为是无人指导的大众可能会得出的推论，所以这些危险的观点自身必须被压制。事实上，这3个论断的问题不在于其结论太令人生厌，因而任何人都不应当沦于这种观点的立场。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这种危险立场；这些论断是不合前提的推论。要揭示其错误，只需检验一下理论的逻辑，将科学问题与伦理问题区分开来即可。
我认为科学家不应当躲在象牙塔里追求真理，而不受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干扰分心。任何一项涉及其他生命的人类行为都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也是道德哲学的研究内容，二者都很重要，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关于人性的辩论已被一种思想惰性所搅混，这种惰性体现在出现道德问题时不愿意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论。这种趋势不是根据权利和价值的原则去推理，而是套用现成的道德标准，或是宣传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好人性，干脆省掉了我们对道德问题的争论。
大多数的人性讨论中的道德等式都很简单：天生等于右翼，等于坏的。现在，许多遗传论运动都是右翼的和坏的，比如种族优化论、强制绝育、种族灭绝、建立在种族和性别差别上导致的歧视，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等级差异的合理化解释。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功绩在于，它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石，以供深刻的社会批判削弱这些实践运动的基础。
但这个道德等式错的时候和它对的时候一样多。有时左翼的实践行动同样是坏的，作恶者用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对人的天性的否定来想方设法使他们的恶行合理化。异议观点反映的不是导致不同结论的理性思想实践，而是大相径庭的文化产物，这种文化产物能够被根除，方法就是再造社会，对被旧的养育方式所污染的人进行“再教育”，以及如果必要的话，从还是白板一块的全新一代重新开始。
有时左翼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否定人的天性是错误的。在《心与智》（ Hearts and Minds ）中（1974年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解释说，我们不能将我们的道德标准应用在越南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强调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在家人被杀害时不会承受我们那么大的痛苦。导演在播放这段引语时，选取的镜头画面是在一位越南死者的追悼会上恸哭的哀悼者，它提醒我们爱与悲伤的普遍性直接驳斥了那个军官令人厌恶的理论解释。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负疚的母亲一直在忍受着一些荒谬理论对她们的谴责，这些怪谈将孩子们的每一种机能障碍或差异都归咎于母亲（母亲的信息相互矛盾导致精神分裂，冷漠导致自闭症，专横跋扈导致同性恋，放任导致厌食，母爱不足导致语言障碍）。痛经、孕期呕吐、分娩疼痛被草率地解释为女性对文化期望的“心理”反应，而不被当作正常的健康问题来治疗对待。
个人权利的基础是假定人们具有愿望和需求，并且有权确定这些愿望和需求是什么。如果人们表达的愿望和需求只是一种可以被抹灭的刻痕，或是经由一种可被重新塑造的洗脑过程而得，那么任何的凶残暴行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因此，那些诸如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和一些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时髦的“解放式”意识形态令人啼笑皆非。他们援引社会适应性的“内化权威”“错误意识”或是“不真实偏好”来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人们喜欢那些据称是用来压迫他们的东西。对人性存在持否定的态度，就和对其施以过多的强调一样，都可以被扭曲成为替暴行开脱的思想基础。无论是目的有害，还是观点错误，我们都应当将之大白于天下，而不应将二者混淆。
那么人类秉性的3个假定含义究竟怎样呢？第一个“含义”——人类秉性意味着人类天生的差异——根本就没什么意义。我主张的心智设备是每一位神经系统正常的人都配备的。人们之间的差异与那套设备的设计无关。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源于装配过程的随机变异或不同的生活经历。即使这些差异是天生的，它们也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智设备中的数量差异和微小变体（像是某个特定的模块能够多快地进行运作，哪一个心智模块能在内心交战时取得上风等），不一定就比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所允许的先天差异种类（更快的通用-目的学习过程、更强的性驱力）更有害。
心智的普遍结构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指出了有性繁殖的一个基本后果：每一代中，每个人的设计图都与其他人的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性质上很相似。如果两人基因组是根据不同种类的机器设计的，比如电动机和汽油发动机，新的混合成品就是一个不能工作的机器。自然选择是一种物种内部的同质化力量，它消除了绝大多数宏观设计变异，因为这些变异不是对现状的改进。自然选择确实有赖于曾经的变异，但是它取自这种变异并将之耗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普通人都具有相同的身体器官，为什么我们也一定都有相同的心智器官的原因。当然，人们相互之间也一定有微观变异，大多是我们蛋白质的分子排列顺序中的细微差异。但在身体和心智的功能性器官层面，人们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尽管只要我们还活着，探究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就对我们有着永无止境的诱惑，但这些差异在我们理解心智如何工作时没有好处。同样，整个人群的平均差异——无论其来源如何——对于理解心智如何工作也都无甚帮助。
性别差异当然是另一回事。男女性器官的显著差异提醒我们，性别不同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设计，我们知道这种差异来自一个基因“开关”的特殊小装置，它引发了一系列生物化学的连锁反应，从而激活或抑制了整个脑和身体的基因大家族。我将会在其后列出一些证据，证明这样的效应的确会为心智运作带来若干差异性。作为又一个不鲜见于针对人类天性的学术政治的讽刺，这项受进化论启发的研究所提出的性别差异紧紧围绕着繁殖及其相关领域，这比起一些女性主义学派所骄傲宣称的差异来说，要少讨人嫌得多。这些“差异女性主义者”宣称的内容包括：女性不用抽象的线性逻辑推理；她们不运用怀疑主义来处理问题，或通过严格争论来评估思想观点；她们对一般性道德原则以及其他侮辱，不做争辩。
但最终我们不能只看谁被描绘得更顺眼，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偶然发现的这些群体差异。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好进行一次道德争论。基于种族、性别或族裔而歧视某个人是错误的。对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运用许多与人群的平均特征无关的方法，来对其加以辩护。可以争辩说，因为个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剥夺这个人的社会福利是不公平的；或者遭受歧视的受害者对歧视的体会是一种极度痛楚的体验；或者受害群体易于做出激烈的反应；或者歧视倾向于上升为像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恐怖事件。那些主张扶持行动的人认同反向歧视是错误的，但他们争辩说这是为了纠正更大的错误。所有以上这些争辩，都不会因为任何科学家在未来可能会发现的任何新论据而受到半点影响。关于群体差异，必须有请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发言：“真的没有太多需要一个阴茎或者一个阴道的工作，所有其他的职业应当对所有人开放。”
关于人类秉性的第二个假定含义是，如果我们卑贱的动机是天生的，它们就不可能坏到哪里去。这个谬误太过明显，甚至都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自然主义谬误，这种观点认为凡是自然中发生的都是对的。忘掉野生动物纪录片中浪漫的胡说八道吧，那些片子里所有的生物无论大小，其行为都是为了生态系统的更大福利与和谐。正如达尔文所说：“要记录大自然笨拙、浪费、错误百出、低俗和可怖残酷的工作，这个魔鬼的随军教士该怎么写这样一本书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姬蜂，它用蜂针将一个毛毛虫蜇得不能动弹，将卵产在毛毛虫的身体里，这样它的幼虫能够从里面慢慢地蚕食光毛毛虫活着的肉体。
像其他物种一样，智人也干着卑劣的行当。从《圣经》到现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充满了谋杀、强奸和战争；诚实的民族学研究显示，现今与世隔绝的原始人群像我们其他现代人一样野蛮残暴，而远不是高贵和平。卡拉哈里沙漠的！Kung人常被认为是相对爱好和平的人，确实如此，如果与其他现存的原始人群相比的话：他们的谋杀率仅仅与底特律的一样高。我的一个语言学家朋友研究亚马孙雨林的Wari人，他知道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表示可吃的东西，其中包括任何不是Wari人的人。当然人类并没有一种“战争本能”或是一个“暴力的脑”，像《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中所言，但人类也并不一定有一个爱好和平的本能或非暴力的大脑。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人类历史和人种史都归功于玩具枪和超级英雄的卡通形象。
这意思是说，“生物学宣告了人一定会进行战争”（或强奸、谋杀或成为自私的雅皮士），任何对减弱这种宿命的乐观都会被扼杀吗？没有人需要科学家来说明一个道德观点：战争无益于孩子和其他生命的健康。也没有理论证明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某段时间比另一段时间更加太平，所以我们要试着了解和效仿那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需要《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这样的陈词滥调或者假情报，声称未发现动物之间有战争，以及动物的统治等级制度是一种令群体受益的凝聚和亲密形式。了解人类恶毒心理的现实不会伤害什么，因为这么做是值得的。模块组合的心智理论既承认导致恶行的天性动机，也承认能够避免恶行的天性动机。这并不是进化心理学的独家发现，所有的主要宗教都认识到，心智活动常常是一场欲望与良知之间的斗争。
当提到改变坏习惯的希望时，传统智慧再次需要被逆转：复杂人性论比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白板说承认更多要改变的范畴。一个结构丰富的心智允许大脑中进行复杂的交涉协商，一个模块能够破坏另一个模块的丑恶设计。而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中，抚育常被说成具有一种潜移默化、无法逆转的力量。“是男孩还是女孩？”是我们关于新生儿问的第一个问题，从那时起，父母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他们对男孩和女孩的抚摸、安慰、喂母乳、纵容和讲话的数量与程度都不一样。照这样看来，除非我们在每一个产房里派驻育婴警察，防止母亲使用男女有别的方法对待婴儿，否则这样一代传一代的行为模式循环将是牢不可破的。文化会宣判女性天生次等，我们将受缚于文化悲观论的奴役，怀疑自己无力承担变革性的任务，仰天浩叹，无能为力。
自然并没有主宰我们应当接受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有说法认为，自然选择设计女性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抚育孩子长大成人，而设计男性和女性就是为了异性交媾。对这些陈词滥调，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激进分子做出了愤怒的回应。他们从这种说法中看出了性别歧视和憎恶同性恋的隐含内容：只有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才是“自然的”，非正统的生活方式将遭到谴责。例如，小说家玛丽·高登（Mary Gordon）嘲笑了一个历史学家认为所有女性的共同之处就是生育孩子的能力，她写道：“如果界定成为女性的性质是生育孩子的能力，那么不生孩子（比如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葛丽泰·嘉宝就没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能履行天命了。”我不大明白“界定成为女性的性质”和“履行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确实知道，幸福和美德与自然选择如何令我们在祖先的生存环境中胜出没有丝毫关系。这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虚伪，尽管我是一个异性恋白人男性。自从我具有了生育能力以来，我一直主动地选择不生小孩（到目前为止），而将我的生物资源挥霍在阅读和写作、做研究、帮助朋友和学生以及绕圈慢跑上，全然不顾传播基因的神圣指令。按照达尔文主义的标准，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可悲的失败者。如果说我是酷儿国的正式成员，别人不会有丝毫怀疑。不过我高兴这样做，如果我的基因不喜欢，它们尽可以跳湖去。
最后，将坏行为归罪于基因怎么样？E.O.威尔逊在一本书中写道，男性对一夫多妻制的愿望要比女性对一妻多夫制的愿望强烈得多；而神经科学家斯蒂文·罗斯特在评论这本书时谴责威尔逊，说他真正的意思其实是“女士们，不要怪罪你们的丈夫四处留情，他们在基因上就是被这么设计的，这可不是他们的错”。罗斯特自己与列文廷和卡明合著的书叫《不在我们的基因中》（ Not in Our Genes ），书名是暗指莎翁的《尤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sar ）：
男人，在某段时间里，是他们命运的主人；
过错，亲爱的布鲁特斯，不在我们的星座中，
而在于我们自身……
对卡西斯来说，被认为导致人类过错的设计不是遗传基因，而是星相。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任何行为的原因，不仅是基因，都提出了自由意志和责任的问题。解释行为与将行为归咎他因的差异是道德推理的古老主题，这体现在格言“理解就是不谅解”中。
在科学时代，“理解”意味着尝试将行为解释为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基因、脑的解剖结构、生物化学性状、个人的家庭教养方式、社会对待他的方式和冲击个体的刺激物。果不其然，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不只是星座或基因，都已经被不当地引用为我们过错的来源，而且断言我们不是我们自身命运的主宰。
1.基因。 1993年，研究人员确定了一种基因，它与无法控制的暴力勃发有关。（“想想它的含义吧，”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或许有一天我们就会有根治暴民的良药。”）之后不久就自然出现了这样的头条“男人的基因使他去杀人，他的律师如此辩护”。
2.脑的解剖结构。 1982年，一位证人出席了用精神失常理由为约翰·亨克利（John Hinckley）的辩护，这位证人是一位专家。亨克利枪击总统里根和其他3名男性，目的是给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留下深刻印象。专家辩称，对亨克利脑部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AT）显示他的脑沟加宽，脑室变大，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征兆，也就是他有一种心理疾病或缺陷，而他的行为可以归咎于此。法官排除了这项证据，但神智失常的辩护自此广为流传开来。
3.生物化学性状。 1978年，丹·怀特（Dan White）从旧金山顾问委员会离职后，步入乔治·莫斯库恩（Mayor George Moscone）市长的办公室，恳求复职。在遭到莫斯库恩的拒绝后，怀特开枪将他射死，然后又沿着大厅走到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顾问的办公室，将他也射杀。怀特的律师成功地辩称在怀特犯罪的时候他已缺乏控制能力，而并不是预先策划了犯罪行为，因为他耽于进食甜腻的垃圾食品，而摧残了他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怀特被判冲动性过失杀人，在狱中服刑5年，这要归功于他臭名昭著的“甜点抗辩”策略。与之类似，还有一桩名闻遐迩的“经前综合征抗辩”，狂暴的激素为一位外科医生开脱了罪责，这位外科医生在警察拦截她酒后驾车时攻击了警察。
4.个人的家庭教养方式。 1989年，莱勒和埃里克·门内德斯（Lyle and Erilk Menendez）兄弟冲入他们百万富翁父母的卧室，用霰弹枪杀死了父母。在炫耀了几个月他们的新保时捷和劳力士之后，他们承认枪杀了父母。他们的律师辩称，此案应作为陪审团悬而未决的案子，并称被告属于自我防卫，尽管事实是，当时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正躺在床上吃着草莓和冰激凌。律师说，由于多年来遭到父亲在身体、性和情感方面的虐待，门内德斯家的男孩们精神上已经受到了创伤，以至于相信父母将杀死他们。在1996年新的审判中，兄弟二人被认定谋杀罪成立，被判无期徒刑。
5.社会对待他的方式。 1994年，柯林·弗格森（Colin Ferguson）登上一列火车，开始随意枪击白人乘客，射杀6人。激进律师威廉·昆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准备援引“黑人爆发综合征”来为他辩护，该理由意指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中的非裔美国人在不断积蓄的生活压力下，可能会突然爆发。弗格森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在此案中自我辩护，结果不成功。
6.冲击个体的刺激物。 1992年，一位等待执行的死刑犯申请上诉法院减轻对他强奸和谋杀罪的判罚，因为他是在色情作品的影响下才犯罪的。这种将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归咎于色情作品的辩护对女性主义学派是一种讽刺，它对强奸的生物学解释减轻了强奸犯的责任。
随着科学不断进步，对行为的解释变得不那么充满奇思妙想，“令人发指的脱罪行为”（丹尼特语）却越来越可能发生。如果没有一种更清晰的道德哲学，任何的行为理由都可以被用来削弱自由意志，进而削弱道德责任。无论科学究竟发现了什么，科学似乎都注定要不断蚕食意志，因为科学的解释方式与意志背后无理由因果的神秘概念无法相容。如果科学家想要证明人具有自由意志，他们需要找寻什么呢？难道是大脑里随机发生了一些神经信号，这些信号经过其余部分不断地扩大，最后产生了行为？但一个随机事件并不比一个法律事件更符合自由意志的概念，也不能作为长期寻求的道德责任范畴。如果一个人的手指被固定联结在一个轮盘赌的转轮上，当这根手指被牵着扣动扳机时，我们不能判定这人有罪；那如果这个轮盘赌转轮在他的脑袋里，为什么就该有所不同呢？另一个不可预测的起因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这个起因也被建议作为自由意志的来源，这就是混沌理论。它也是老生常谈。一只蝴蝶振动翅膀会引发一系列效应扩大性事件，最终积聚成为一场飓风。会导致行为飓风的一次脑中振翼，如果能被找到的话，也将仍是一个行为缘由，而不适合作为道德责任基础的无起因自由意志的概念。
要么将所有的道义都废除为不科学的迷信，要么我们找到一种方式将因果关系（遗传与否）与责任和自由意志调和。我怀疑，我们的困惑永远也不会彻底解决，但我们一定可以调和一部分。像许多哲学家一样，我相信科学与伦理是这个世界上相同的存在实体之间运行的两个独立系统，就像扑克和桥牌是用相同的52张牌所玩的不同游戏一样。科学游戏将人们看作物质实体，它是通过自然选择和神经生理学引发行为的物理过程。伦理游戏将人们视为同等的、有感觉的、理性的和有自由意志的行为者，它是通过行为的固有性质或其后果来分配道德价值的计算。
自由意志是人类的理想化，从而使道德游戏能够玩得下去。欧式几何需要像无限的直线和完美的圆圈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它的推理是合理并且有用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无限的直线或完美的圆圈。这个世界非常接近于公理能够实际应用的理想状态。与之类似，伦理理论需要像自由、感觉、理性、同等的行为人，而其行为无前因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它的结论是合理而有用的，即使从科学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没有无前因的事件。只要逻辑推理还没有被彻底胁迫或是出现功能障碍，这个世界就足够接近自由意志的理想化，令道德理论能够得到有意义的应用。
科学和道德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思维。只有把它们看作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才有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假如只有在人群所表现出的平均能力都是一样时，歧视才是错误的；如果仅当其行为不可思议时，人们才为其行为负责，那么，要么科学家们必须准备去捏造他们的数据，要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准备放弃我们的价值观。科学的争论将会变成《国家讽刺》杂志的封面所展示的那样：一只小狗被枪顶着它的头，标题是“买这本杂志，否则我们就杀了这只狗”。
将行为的因果解释和道德责任分割开来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一争论人性和道德的大戏里，最新的变化是来自所谓的同性恋基因的发现，即一种显示某些男同性恋取向的染色体标记，遗传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将其识别出来。令《科学为人民》的拥趸们困惑的是，这次是遗传学解释在政治上正确了。它驳斥了右翼分子，如丹·库埃勒（Dan Quayle），库埃勒曾说同性恋“更像是一种选择，而不是生物学的状态。它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认同男同性恋基因的人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同性恋者应当承担责任的选择，而是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非自愿取向。但这个推理是危险的。有人认为同性恋基因影响某些人去选择同性恋。就像所有好的科学一样，哈默的结果或许有一天会被证伪，到那时我们将站在什么立场？对同性恋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对吗？反对迫害同性恋者的论争一定不能建立在同性恋基因或同性恋大脑上，而要基于人们享有权利可以去做私人之间达成共识的行为，而不应为此受到歧视或骚扰。
将科学与道德推理分置于不同的领地也是我反复把心智比作机器、把人比作机器人背后的原因。这样会不会将人类去人性化和客观化，使我们把人们当作无生命的物体呢？就像一位人文学者曾经在网络上所写的，难道这不会否定所有人类所能感受到的经验，而让我们最终将“他”和“它”视为一体，进而为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吗？不会，除非这个人的心智素养水平已经高到使其不能在不同的场合之间转换角色，从而根据不同的目的来将人们加以概念化。一个人是一台机器，还是一个有感觉的自由行为人，这取决于讨论的目的；正如他是一个纳税人，还是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牙科病人以及飞机上的压舱物，这取决于讨论的目的。机械学的例子使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让我们持续运转，以及我们是如何适应自然宇宙的。当这些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把每个人都当作自由高贵的人来谈论彼此。
将道德和政治目的的科学心理学混淆，以及由此导致的相信心智无序的压力，已经在学术界和现代思想话语圈中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我们许多人都曾感到不解，不知道为什么人文学界转眼间便笼罩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教义的掌控之下，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意义是自我冲突的，现实是被社会构建的。当我们在考察一些典型的陈述时，可以看出，这个动机愈发明显，如“人类建构并利用了社会性别——人类能够解构和停止利用社会性别”，以及“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论不是自然固有的，而是被社会建构的，因而也是可以被解构的”。现实不认可分类、知识和世界本身，故而现实也可以拒绝接受社会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刻板印象。这种教条基本上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它认为压迫女性、同性恋者和少数人群是坏的。这种非“自然固有”即“社会建构”的二分法表现出了想象力的贫乏，因为它忽略了第三种可能：一些范畴是被设计来与自然固有的东西紧密配合的，它们是复杂心智的产物。
在标准范式的教义之下，身处主流的社会评论家也可以得出许多荒谬的结论。小男孩被鼓励去辩论与争斗。孩子们学会将甜品与愉悦联系在一起，因为父母用甜品作为吃菠菜的奖励。十几岁的青少年攀比长相和打扮，因为他们效仿拼写大赛和获奖庆典中的榜样们。男人被社会化到相信性爱就是为了一次高潮。80岁的老妪被认为没有20岁的姑娘更有外表上的吸引力，是因为我们的阴茎崇拜文化将年轻女孩转化成欲望的膜拜物。不只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令人瞠目的说法，而且我们很难相信，这些说法的提出者在内心深处会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这种主张在提出时都未曾考虑它们是否正确，它们是我们时代的现世教义问答的一部分。
当代社会评论建立在对心智的过时概念构架上。受害者在压力下爆发，男孩们被训练成习惯于做某事，女人们被洗脑后看重另一些事，女孩们被教育要如此。这些解释都从哪里来？它们来自19世纪弗洛伊德的水力模型，行为主义理论中分泌唾液的狗和会按键的小鸟，劣质冷战电影中操纵心智的场景，《父亲最清楚》（ Father Knows Best ）中天真、顺从的孩子们。
但当我们环顾四周时，我们感觉到这些过于简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事实。我们的心智生活是一个派系竞争的嘈杂议会。在对付他人时，我们推测他们同我们一样复杂，我们猜测他们在猜测我们在猜测他们在猜测。孩子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公然反抗他们的父母，并使父母所有的期望受阻：一个孩子克服可怕的环境，过上了满意的生活；另一个孩子得到了各种舒适生活，长大后却没有任何缘由成为叛逆者。一个现代国家放松了它的管制，它的人民充满热情地继承了他们祖父辈之间的相互仇杀。还有，我们仍没见到机器人出现在我们的身旁。
我相信，一个由自然选择设计的、许多计算组块构成的心理是我们掌握心智如何工作的最佳途径，这是它如此复杂的原因。但我没想着单凭这一章简短的开场白就说服你。证据必须来自对问题的洞察，这些问题包括立体图如何工作，什么令风景优美，为什么我们觉得吃虫子恶心，以及为什么男人杀死疏远他们的妻子，等等。到现在为止，无论你是否已经被这些论证说服，我都希望它们能激发你的思考，让你对接下来我要做出的解释产生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