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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心智的复杂结构是本书的主旨。其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下面这句话：心智是一套由计算器官组成的系统，它经自然选择的设计来解决我们祖先在茹毛饮血的生活中所面对的那类问题。具体包括：理解和操控物体、动物、植物以及他人。这个定义还可以细解为几个论断：心智就是大脑所做的事情。具体而言，就是大脑加工信息，而思考也是一种计算。心智的组成部分是模块或心理器官，每个模块都经过专门的设计而成为人与世界互动的某一方面的专家。模块的基本逻辑是由我们的基因图谱所规定的。其操作被自然选择所塑造，来解决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我们祖先在游牧采摘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祖先碰到的各种问题其实是他们基因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的一些子任务。这个大问题就是以最大化的数量将基因复制到下一代。
从这种观点看，心理学是一种反向工程。在正向工程中，人们设计一台机器来做一些事情；在反向工程中，人们想弄明白机器是被设计出来做什么用的。反向工程就是当松下推出新产品时，索尼的研究人员做的事情，反之亦然。他们买一件新产品带回实验室，拿螺丝刀把它拆开，看看这新产品都包括什么部件，所有部件如何组合在一起就让这个仪器可以运转了。我们在见到一个有趣的新玩意时，都会做反向工程。在旧货市场淘宝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某个古怪物什莫测高深，直到我们搞明白它的设计用途。如果发现一个橄榄取核器，我们会立刻明白，金属环是用来支撑橄榄的，杠杆降低，X形刀锋穿过一端，将橄榄核从另一端挤出。弹簧、铰链、锋刃、杠杆以及环的形状和设置都自然而然、合乎逻辑。我们甚至明白了为什么罐头里的橄榄在一端有着X形的切口。
17世纪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静脉中有瓣膜，于是推断瓣膜的作用是让血液循环。从那时起，我们明白了身体是一台复杂精妙的机器，装配着支杆、连系梁、弹簧、滑轮、杠杆、关节、铰链、套节、箱槽、管道、阀门、护套、泵、交换器和过滤器。即使到今天，我们在明白了神秘的身体部件的用途后也会心情愉快。我们的耳朵为什么布满褶皱而且还不对称？因为它们是用来过滤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声波的。微妙的声音静区告诉大脑，声源是在我们的上面还是下面、前面还是后面。20世纪后半叶我们在探索生命细胞和分子的纳米技术时，继续运用着这种对身体的反向工程策略。生命这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颤颤巍巍、炽热鲜明、精妙绝伦的定型胶状物，而是一台包含了小模具、弹簧、铰链、杆节、薄板、磁石、拉链和活动门的设备，这些部件都由一条数据带联结，其中的信息得到复制、下载和扫描。
生命体的反向工程原理源自达尔文。他指出，“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极度完美而精妙的器官”不是源于上帝的远见，而是由复制器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进化而来的。在复制器的复制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随机的复制错误，而那些恰好能提高复制器的幸存率与繁殖率的复制错误一代一代逐渐地积累下来。植物与动物是复制器，它们复杂的结构因而看上去就像是被专门设计的，使其得以生存和繁衍。
达尔文坚持认为，他的理论不但解释了动物身体的复杂性，而且也解释了动物心智的复杂性。“心理学将会基于新的基础。”他在《物种起源》的篇尾做出了这个著名的论断。但达尔文的预言还没有被实践。在他写下上述话语一个多世纪后，对心智的研究仍然几乎不考虑达尔文，甚至常常对他颇为轻蔑。进化论被认为是不相干的、罪恶的，或只适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我认为，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中对进化论的憎恶已经构成了理解的障碍。心智是一种巧夺天工的组织化系统，它的杰作没有任何工程师可以复制。塑造这个系统的力量和设计它的原因怎么可能与理解它无关呢？进化论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必要性不是以人们所认为的形式，如想象出人类发展史中缺失的联系或讲述出人类各个阶段的故事，而是以认真细致的反向工程形式。如果没有反向工程，我们就会像汤姆·帕克森（Tom Paxton）的《怪异玩具》（ The Marvelous Toy ）中的歌手一样，回忆孩提时代收到的一个礼物时，仍百思不得要领。
只是在过去几年，达尔文的挑战才找到了衣钵传人，这种新的思路方法被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冠名以“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进化心理学综合了两次科学革命。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认知革命，它以信息和计算解释了思维和情绪的机制。另一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进化生物学革命，它用复制器之间的选择解释了生命体的复杂适应性设计。这两个观点结合在一起威力强大。认知科学帮助我们理解了心智如何得以运转以及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智。进化生物学帮助我们理解了我们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的心智。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中的进化心理学是对生物学的直接延伸，只是集中于一个物种一个器官——智人的心智。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篇激进的檄文，摒弃了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对有关心智问题的框架模式。本书的主旨或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主张思考即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脑就是心智的一个恰当比喻。心智是一套模块，但这些模块并不是人脑表层的胶囊盒子或细分小块。我们心智模块的组织来自我们的基因图谱，但这不意味着每一种特质就有一种对应的基因，或者学习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心智是由自然选择所设计的一种适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思想、感受和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生物意义上的适应所得。我们由猿进化而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心智与猿的相同。自然选择的终极目标是基因繁殖，但这不意味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基因繁殖。让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是如此。
本书是关于大脑的，但我不会讲太多神经元、激素和神经递质。这是因为心智不是大脑，而是大脑所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大脑所做的任何事情，它并不包括新陈代谢脂肪并释放热量。20世纪90年代被命名为“大脑的十年”，但永远也不会有“胰腺的十年”。大脑的特殊地位是由于大脑所做的一件特殊的事，它令我们能视物、思考、感觉、选择以及行动。这件特殊的事就是信息处理，也可以称为计算。
信息和计算建立在数据模式的基础上，与独立承载媒介的逻辑法则相关。当你给你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妈妈打电话时，信息从你的嘴唇传到她的耳朵，内容不变，但物理形式却发生了变化，从振动的空气，到有线电流、硅的储电、光缆中闪烁的光、电磁波，然后再颠倒顺序重来一遍。与之类似，当你妈妈把信息再重复给你坐在沙发另一头的爸爸时，信息内容不变，形式则在她的脑中转变为激发神经元的串联和在突触间蔓延的化学物质。同样地，在用真空管、电磁开关、转换器和集成电路组成的计算机中，或在训练有素的鸽子身上，也能够运行一个特定的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出于相同的原理完成相同的工作。
首先提出这一洞见的是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科学家艾伦·纽威尔（Alan Newell）、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还有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杰瑞·福多尔（Jerry Fodor）。这种思想现在被称为心智计算理论。它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观点，因为它解决了“心-身难题”中的一个困惑：如何将意义与意图以及我们精神生活中的东西，与像大脑一样的一坨实体物质联系起来。为什么比尔登上公交车？因为他想去看望祖母，并且知道公交车可以把他带过去。没有其他的答案可以解释。如果他不愿意见祖母或者他知道路线变了，他的身体就不会出现在那趟公交车上了。千年来这一直是个悖论。像“想见祖母”和“知道公交车可以到祖母家”这样的存在，无色无臭也无味。但同时，它们又是实体事件的原因，其效果与台球彼此之间的相撞一样清晰有力。
心智计算理论解决了这个悖论。这个理论主张，信念和意愿都是信息，体现为符号的组合。这些符号是物质的物理状态，如计算机中的芯片或大脑中的神经元。它们能表征世界中的事物，因为这些符号是被那些经由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事物所激发的，也因为它们一旦被激发后所做出的行动。如果组成一个符号的物质与组成另一个符号的物质悄然相遇，对应于一个信念的符号会引发对应于另一个与之逻辑相关信念的新符号的形成，这又会导致与其他信念对应的符号的形成，以此类推。最终，组成一个符号的物质与联结肌肉的物质相遇，行为便产生了。因而心智计算理论使我们能够用信念和意愿来解释行为的同时，又令它们与物理世界合理相接。它合理地解释了意义内含的结果与起因。
心智计算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解释了我们长久以来渴望回答的问题。神经科学家喜欢指出，大脑皮层的所有部分都非常相似——不仅是人脑的不同部分，而且是不同动物的脑。有人可能会得出结论，所有动物的心理活动都一样。但一个更好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只看一片脑组织就得出复杂联结模式的逻辑，而正是这种联结模式使大脑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所有的书都同样是由大约75个的印刷字符组合而成的，所有的电影在物理上都是由不同模式的影像储存并根据录影带的胶片顺序组合而成的，同样道理，对大脑中盘根错节的生理结构一部分一部分拆开来研究，也许看上去都差不多。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的内容在于油墨印字或磁盘储存的模式之中，只有在读书或看电影时才能获知。与之类似，大脑活动的内容在于神经元之间的联结模式和活动模式。联结细节上的微小差异会导致外表相似的几片脑组织执行完全不同的程序。只有在程序运行时，一致性才会显现出来。正如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所写：
候鸟看着星星迁徙，蝙蝠根据回音定位，蜜蜂计算花瓣差异，蜘蛛编织蛛网，人类用语言交流，狮子结群狩猎，猎豹独自觅食，长臂猿一夫一妻，海马一妻多夫，大猩猩一夫多妻……地球上有数百万个动物物种，每种都有一套不同的认知程序。所有这些程序中都包含着相同的基本神经组织，这些神经组织还可以支持许多其他的程序。关于神经元和神经递质特征以及细胞发展的事实并不能告诉你在这上百万种程序中，究竟哪些是人类心智所包含的。即使所有的神经活动都是在细胞水平的统一表现过程，也是神经元的排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是小鸟唱歌的模板还是蜘蛛结网的程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脑与理解心智是不相干的！程序就是对简单信息处理单位的组合，微型电路可以叠加、匹配某种模式、接通其他电路或做其他基本的逻辑和数学运算。那些微型电路所能做的，只是受限于它们是由什么制成的。神经元制造的电路所做的事情不会与硅制造电路所能做的完全相同，反之亦然。例如，硅电路比神经电路快，但神经电路能比硅电路匹配更大的模式。尽管这些差异在不同电路下构建的程序中区别明显，影响到程序执行各种指令时的速度和效率，但这些差异并不决定程序的功能本身。我的观点并不是说，研究脑组织和理解心智没关系，而是说只研究脑组织是不够的。心理学，作为对心智软件的分析，需要开掘一条很深的隧道，才能与在山另一侧的神经生物学家们所挖的隧道相会。
心智计算理论与被人瞧不起的“计算机隐喻”并不是一回事。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计算机是序列处理，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大脑是并行处理，一次做上百万件事情。计算机速度快，大脑速度慢。计算机部件可靠，大脑部件嘈杂。计算机的联结数量有限，大脑则有上万亿个联结。计算机根据图纸来装配，大脑则必须自己组装自己。当然，计算机会弹出窗口，具有自动执行备份文件的功能，能够运行呈现出飞翔的烤面包机的屏保程序；而大脑则不能。这并不是说大脑就像市场上能买到的计算机；而是说，大脑和计算机所包含的智能具有某种共同的原因。为了解释鸟儿如何飞翔，我们要运用提举和拖曳以及流体力学的原理，这些原理同样可以解释飞机如何飞行。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将飞机比作小鸟，外加喷气式发动机和免费饮料服务。
如果没有心智计算理论，就不可能合理解释心智的进化。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人的心智一定超越了进化过程。他们认为，进化的构成只包含愚蠢的本能和固定的行为模式：性驱力、攻击性欲望、领地性规则、母鸡孵蛋以及小鸭跟大鸭刻印行为。他们还认为，人类行为太难理解且灵活易变，不可能是进化的产品，而一定源自某些其他原因，比如说“文化”。但如果进化令我们具备的不是无法抗拒的欲望和严格的反射，而是一种中性的计算机，那一切就都会改变了。程序是一种复杂的逻辑和统计操作，这种操作是由比较、测试、转移、循环和子程序嵌套子程序所引导的。人工计算机程序，从麦金塔的用户界面到天气模拟系统，再到识别英语语音与应答的程序，都不断提醒着我们计算能力的卓越和强大。人类思想和行为无论多么复杂多变，都可以是一种极其复杂程序的产物，而这一程序可能就是自然选择所赋予我们的。生物学的经典规则不是“汝当……”，而是“如果……那么将……”。
我认为，心智不是单个器官，而是一套器官系统，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心理集合或心智模块。现在常被称为心智的基本因素，诸如一般智力、形成文化的能力以及多目标学习策略，都将因循一条道路，如细胞质之于生物学，以及土地、空气、火和水之于物理学一样。这些因素与它们试图解释的严格现象相比，比较松散，因而被视作具有近乎神奇的力量。而当将这些现象置于显微镜下仔细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支持日常世界复杂结构的不是单个一种物质，而是许多层次的复杂设备。很久以前，生物学家就摒弃了万能细胞质的概念，而代之以功能专业化机制的概念。身体的器官系统正常运转是由于每个器官的结构都是根据其任务而量身定制的。心脏让血液循环是因为它的构造就像汽油转换器。肺不能泵出血液，而心脏也不能给血液充氧。这种专业化分工一直延续到更具体细微的层面。心脏组织不同于肺组织，心脏细胞不同于肺细胞，组成心脏细胞的许多分子，也不同于构成肺细胞的分子。如果情况不是如此，我们的器官就无法工作。
万金油就是样样都不精通，此话适用于我们的身体器官，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心理器官。机器人难题正反映了这一原则。制造一个机器人提出了许多软件工程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要诀。
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视觉。一台视觉机器必须解决一个被称为反向光学的问题。普通光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人们可以用它来预测一个具有特定形状、材料和亮度的物体，如何投射出我们称之为视网膜图像的斑斓色彩。光学是一门研究得较为透彻的学科，它应用于绘画、摄影、电视机研制以及最近的计算机图像和虚拟现实技术。但大脑要解决的却是一个恰恰相反的问题。输入的是视网膜图像，而输出的是对现实世界中物体以及物体构造的表述——所知决定所见。这就是难点所在。反向光学就是一个工程师们所称的“伪命题”。它简直就无解。正如连乘几个数得出乘积容易，而给定乘积要想得出这些连乘的数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光学是容易的，而反向光学则不容易。但你的大脑在你每次打开冰箱取出容器的时候，都解决了反向光学的问题。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是：大脑提供了缺失的信息，那些关于我们所处世界以及它如何反射光的信息。如果视觉脑“假定”它生活在某种世界中——一个光亮均匀分布的世界，其中的组成大多数构质均匀，并具有平滑、统一色泽的表面——这样就很容易去估计所看到的物体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单凭检验各自视网膜成像的亮度是无法区分煤和雪的。但假定有一个感知表面特性的模块，模块基于的假设是，世界的光亮是平滑而均匀的。这个模块可以分3步解决“煤-雪难题”：从视域的一边到另一边相减得出所有的光亮梯度（确定物体外缘）；估算整个视域的平均亮度水平；将每一小块部分的亮度与平均亮度相减，得出每小块部分的灰色度。与平均值相比，较大的正偏差被视为白色物体；大的负偏差被视为黑色物体。如果光照确实是平滑而均匀的，这些知觉就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物体的表面。既然地球千万年来大致符合光照均匀的假设，那么利用了这个假设的自然选择做得也就很不错了。
表面-知觉模块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大脑放弃了成为一个通用型问题的解决者。它配置了一套装置来感知典型地球视觉条件下的表面性质，因为它专注于这个区域性问题。略微改变一下问题，大脑就束手无策了。比如，我们将一个人置于一个没有日光普照而由巧妙安排拼制的灯光照明的世界中。如果表面-知觉模块推测照明是均匀的，它就会诱导人产生幻觉，看到本来没有的物体。这真的会发生吗？这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将这些幻觉称为幻灯片展示、电影和电视。我们在看电视时，盯着一块闪烁的玻璃，但我们的表面-知觉模块告诉我们：我们在观看真正的人和地点。这个模块已经被揭秘，它并不理解事情的性质，而是凭借一本作弊手册。这本作弊手册贯穿于我们视觉脑的运行过程，我们无法抹掉其中写成的假设。即使是一个终生的电视迷，其视觉系统也永远无法“学习获知”CRT电视屏是一张闪烁着黄磷点的板子，这个人也永远不会丧失认为板子后面有一个世界的错觉。
我们其他的心理模块需要它们自己的作弊手册来解决各自难以解决的问题。物理学家想弄明白肌肉收缩时身体如何运动，他需要解决运动学（运动几何学）和力学（力的效应）中的问题。而大脑要搞清楚如何收缩肌肉来让身体移动，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有关反向运动学和反向力学——对物体施加什么力才能使其在某一特定轨道中运动。像反向光学一样，反向运动学和反向力学都是伪命题。我们的运动模块通过做出合理的外部假设解决了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关于照明的假设，而是有关运动的身体的假设。
我们对于他人的常识是一种直觉心理学——我们试图根据其行为推导出人们的信念和愿望，试图根据我们对他们信念和愿望的推测来预测他们将要采取的行为。但我们的直觉心理学必须假设他人具有信念和愿望；我们不能像闻橘子的气味一样，感受到另一个人大脑里的信念和愿望。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假设透镜看待这个社会和世界，我们就会像见义勇为者1号一样，为一袋利马豆自送性命；或者像见义勇为者2号一样，为了任何一个长着像人头一样的东西就纵身跃入水中，而这东西却可能只不过是个有脑袋的大型发条玩具。稍后我们会看到，那些罹患某种病症的人，他们缺乏常人拥有的这一假设，将他人视作发条玩具。甚至我们对家人的爱也隐含了自然界定律的一个假设，这是对遗传学普遍定律的一个逆转。对家人的感情是被自然设计用来帮助基因自我传播的，但我们看不见也闻不到基因。科学家用正向遗传学来推导基因如何在不同的组织间传播（例如，减数分裂和性行为使两个人的子裔共同拥有其父母50%的基因）；对于亲戚间的感情我们使用了一种反向遗传学来估算在与我们所交流的群体中，哪些个体更可能与我们具有共同的基因（例如，如果有人恰巧和你共有同一对父母，对待这人时就要像他的基因和你的基因具有重叠之处一样）。在稍后的章节中我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心智的构建基础一定是专业化的部件，因为它必须解决专业化的问题。只有天使才可能是通用问题解决者，我们凡人只能根据零星的信息做出可能错误的猜测。我们的每个心智模块解决各自难以解决的问题，凭借的是对心智如何工作的信念的飞跃，凭借的是做出那些不可或缺但又难于辩护的假设——唯一的解释是，这些假设非常符合我们祖先所生活过的世界。
模块令人想到可分解的、嵌入式部件，这会令人误解。心智模块不大可能为肉眼所见，它们不像超市的牛肉柜台上展示肋间牛排和臀部烤肉一样，可以在大脑的表层划分区域。心智模块或许更像是在公路上不幸被碾杀的动物，在脑的凹凸、沟隙上蜿蜒爬行。或者它可能闯入了由纤维相互联结而构成一个单元的区域中。信息处理的美妙之处在于，其对容纳空间需求的灵活性。正如大公司的管理层可以散布于不同的地点而通过电信网络彼此联结一样，或者如计算机程序可以分布于磁盘或内存的不同位置，支持心智模块的回路系统或许也以一种空间上随意的方式散布于大脑的各处。心智模块无须彼此严密隔绝，仅通过少量狭窄管线进行沟通。这种专门意义上“模块”的定义由杰瑞·福多尔提出后，引发了许多认知科学家的激辩。模块的界定是根据它们可获取的信息所实现的专门功能，而并不必然是根据它们可获得的信息种类。
因此心智模块的比喻有些笨拙，一个更好的隐喻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心智器官”。身体的一个器官是一个专门的构造，用以实现某个特定的功能。但我们的器官并不像鸡杂碎一样装在一个袋子里，而是整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体由各个系统组成，各系统又分作多个组织组成不同的器官，组织的构成单元则是细胞。有些组织，如上皮组织，稍作调整即用于许多器官。有些器官，如血液和皮肤，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作用范围既广且迂回，这些器官无法用一道线来圈定。有时候并不清楚两个器官的具体分界在哪里，或者多大一块身体部分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器官。手是个器官吗？指头呢？指头里的骨头呢？这些都是迂腐学究式的术语性问题，解剖学者和生理学家们没工夫理会这些。大家都清楚，身体不是由火腿罐头制成的，而是由许多专门部件组成的异质结构。这些也很可能适用于心智。无论我们是否可以在构成心智的元件之间画出精密的界限，我们都可以很明确地说，心智并不是由一团“心智杂碎”所组成的，而是由一整组构造独特、彼此相异的组件建构而来的。
我们身体器官的复杂设计是由人的基因组包含复杂的信息所决定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心智器官也是如此。我们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胰脏，同样我们也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视觉系统、语言习得能力、常识，抑或爱、友谊以及公平等情感。没有一个发现证实这种论断，但许多证据都倾向于这一说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证据就是机器人难题。若没有支持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法则的假设，心智所解决的每个重要工程问题都是不可解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所设计的所有程序都是专门针对某一特定领域，如语言、视力、运动或是某些不同种类常识等问题。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程序开发者有时会骄傲地兜售他的“孩子”，称其是为未来建立的、功能卓越的通用系统的完美示范，但领域内的其他人则通常对这种自吹自擂不屑一顾。我估计永远不会有人建造出一个像人的机器人，我是说一个真正像人的机器人，除非他们能将专门针对不同问题的多个计算系统全都包含在这个机器人的设计中。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讲到其他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心智器官的基本设计要归功于我们的遗传程序。我已经提到过，在人格和智力的众多微妙结构方面，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都相同，这有赖于基因的指引。通过巧妙的方法来进行测试，婴儿和孩童天生懂得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基本分类，展示出早于其年龄段水平的成熟掌握程度，有时还运用了从未被告知过的信息。人们有许多信念与他们的经验不一致，但这些信念在进化所经历的环境中却是正确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有悖于自己的福利，但在那个环境中却是适应性的合理行为。现在广为流行的观点是，文化差异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且没有界限。与之恰恰相反，对人种志文献的调研显示，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人都共有着异常详细具体的普遍心理。
但心智具有一个复杂的先天结构，并不意味着学习就无关紧要了。将这个问题理解为先天结构与学习彼此相互对立，或者相互代替，或者互为补充、相互作用，都大错特错了。不是说这个论断中认为先天结构和学习（或者遗传与环境、先天与培养，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这种论断已沦为那类极其拙劣，甚至都谈不上错误的观点。
设想一下下面的对话：
甲：“这款新计算机到处体现了复杂的技术。它拥有500MHz的处理器、1G的内存、1 000GB的硬盘容量、三维彩色虚拟现实显示器支持语音输出和无线接入互联网，专长于十多门学科，还有内置的《圣经》《不列颠百科全书》《巴特利名言》和全套莎士比亚作品集。它的设计花费了专业人士数万个小时。”
乙：“哦，我猜你是说我向这计算机里面敲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了这么多的内设构造，它的环境如何就不太重要了。无论我敲进去什么，它都会执行同样的工作。”
上面的回答显然很愚蠢。有很多内设的机器，应该会令系统对其输入回应得更智能化和更加灵敏，而不是回应更少。但这个回答正抓住了几世纪以来评论者们对建造结构复杂的高技术思维机器这种想法的反应。
而“相互作用学派”的观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于任何将相互作用当作天生禀赋的部分都感到深恶痛绝。我们来看看这些论调：
计算机的行为源自处理器与输入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一个人要想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它既不能忽略引擎，也不能忽略汽油或者司机。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
CD播放器中发出的声音反映了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机器的结构和你插入的光碟。这两者缺一不可。
这些论断没错，但却毫无意义——全然乱七八糟，彻底寡然无味，说了还不如不说好。将心智或机器比作像马提尼酒一样把两种成分混在一起，或是比作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都是错误的，这种比喻无助于理解处理信息的复杂仪器。的确，人类智能的每个方面都涉及文化和学习。但学习并不是环绕的气体或力场，学习的实现不是靠魔力。正是因为有了用来学习的先天设备，学习才成为可能。主张存在一些先天模块的意思是，存在一些先天的学习设备，每种设备都根据一定的逻辑来学习。要理解学习，我们需要新的思考方式来取代那些前科学时代的隐喻——混合物与力，在板上书写以及在石块上雕刻。我们需要的思路能够反映一个复杂仪器是如何针对外部环境中不可预知的方面而调整自身的，它又是如何吸纳各种所需数据而实现其功能的。
认为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并不总是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它混淆了两个问题：心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以及心智如何不同。上面那些乏味的陈述可以变得易于理解，通过将“X是如何工作的”转变成“是什么使X做得比Y更好”即可。
计算机的有用性既取决于其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也有赖于使用者的专业程度。
汽车的速度取决于引擎、燃料以及驾驶者的技巧。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CD播放器播出的音质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播放器的机械和电子设计以及原音录制的光碟的质量。二者都不可偏废。
当我们对一个系统的功能比另一个类似系统的功能好多少感兴趣时，我们会忽略每个系统中的因果关系链，而去总结到底是哪些因素令整个系统工作得快或慢、高保真还是低保真。这种对人的排行——来决定谁进入医学院或是谁得到工作——就是“先天还是后天培养”这一问题构想的源头。
但本书讲的是心智如何工作，而不是关于为什么有些人的心智比其他一些人在某些程度上做得更好。有证据显示，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在看、说、想方面基本上都一样。爱因斯坦和一个高中辍学生的差异，比起这个高中辍学生和迄今最好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异，或是这个高中辍学生和一只黑猩猩之间的差异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我打算讲到的神秘之处。我为了得到一些粗糙的消费者指数（如智商）来比较那些重叠钟形曲线的均值，这离我的主题内容都远得不能再远了。正因如此，先天与学习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伪命题。
另外，强调先天设计不应该与为这个或那个心智器官寻找“对应基因”混为一谈。来想想那些媒体头条中提到的基因或是推断基因吧：肌肉营养不良基因、亨廷顿病基因、阿尔茨海默病基因、酗酒症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躁郁症基因、肥胖症基因、暴躁症基因、诵读困难基因、尿床基因以及某些智力障碍的基因。这些都是病症或障碍。人们还没发现有对应于礼貌、语言、记忆、运动控制、智力或者其他完好心智系统的基因，估计今后也不会有。政治家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给予了总结概括：任何一头驴都踢得倒一个谷仓，但要盖好一个谷仓还得靠一个木匠。复杂的心智器官，像复杂的身体器官一样，一定是根据复杂的遗传配方，由许多基因以一些迄今仍深不可测的方式构建而成的。任何基因中的一个缺陷都会毁坏整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机器中任何部件的一个瑕疵（如一辆汽车中一根松了的导线），都可能会使整台机器熄火一样。
心智器官的遗传装配指南并没有像收音机的电路图一样，列出大脑的所有联结。我们也不应指望每个器官都长在头颅的某个特定骨头之上，而不顾倘若如此大脑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大脑与所有其他器官之间的差异始于一团同卵细胞的胚胎发育期。身体的每个部位，从脚趾甲到大脑皮层，在其细胞对其周边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做出反应时，就开始形成各自独特的形状和结构。而这些信息正开启了遗传程序的不同部分。这些信息可能来自某种化学液体的味道，这种液体令分子感觉正合适；也可能来自细胞咬合的分子锁钥形状，或是邻近其他细胞的拖拽推搡等外部作用，也可能是源自其他一些仍不为人理解的线索。组成不同心智器官的神经元家族，尽管都是一个胚胎组织同质延伸的后裔，但它们在大脑中装配自身的时候，这些神经元一定被设计成自私自利的，抓住任何可利用的信息来将自己与其他神经元区分开来。在头颅中的位置或许是差异化的一个原因，而彼此联结的神经元的输入激活模式则是另一个原因。由于大脑注定将是一个计算器官，基因组在大脑成型期间，利用神经组织的功能来处理信息，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
大脑的感觉区域，是我们能够跟踪进展的最佳区域，在那里，我们知道在胎儿早期发展中，神经元之间就根据严格的遗传配方建立了联结。神经元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合适的数量，接着移动到属于它们的部位，向目标散发出联结，在合适的区域采用适当的细胞类型，所有这些都是在化学线索和分子锁钥的引导下实现的。但要做到精确的联结，小神经元必须开始发挥功能，它们的激活模式携带着有关它们精确联结的信息传向下端。这还称不上“经历”，因为这都能够在漆黑一片的子宫中发生，有时还在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具有功能之前，而许多哺乳动物才一出生就几乎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了。这些样式反倒比较像是某种由基因而来经过压缩的资料，或是某种内部生成的测试信号。这些样式将能够催化收信端的大脑皮质进行分化——或是至少开启这样的过程——直到该区域能够开始处理所收到的信息为止。尚无从知晓基因究竟是如何控制大脑发育的，但可以合理综合归纳我们目前已知的信息：根据大脑模块在开始时成为的组织种类、在大脑中的位置以及在发育的关键期得到了什么模式的触发输入，综合后从而推断出它们的身份性质。
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自然选择称为“盲眼钟表匠”；在心智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盲眼程序员”。我们的心智程序运行得非常不错，因为它们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从而使我们的祖先得以主宰石块、工具、植物、动物以及他人，而最终的目的是生存与繁衍。
自然选择不是进化变革的唯一原因。生物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变迁还可能由于导致孰生孰死的统计意外事件，令整个生物种群灭绝的自然灾难，以及自然选择进化产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自然选择是唯一的进化驱力，它会像工程师一样“设计”器官。这个有力的论点是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道金斯提出的。即使是那些觉得自然选择被过度夸大的人也接受教科书中对于自然选择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来自脊椎动物的眼睛。正如一块表有太多相互精密咬合的部件（齿轮、弹簧、枢轴等），因此它不可能被一阵龙卷风或是一道激流漩涡就装配好了，它需要的是制表匠的设计；眼睛也有太多的相互衔接精密的部件（晶体、虹膜、视网膜等），因而不大可能是由一种随机的进化驱力，如大突变、统计上的漂移或是由其他器官之间角落缝隙的偶然形状所造成的。眼睛的设计一定是复制器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是我们所知唯一一种能够制造出功能良好机器的方式，而这种自然过程又不是奇迹。这些拥有眼睛的物种，似乎生来便被设计成能够清楚地看见世界一样，但是事实上，眼睛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拥有了这种器官的祖先能够成功存活下来的缘故。
许多人认同自然选择设计了身体，但说到人的心智时，他们就划清界限了。他们说，心智或是让头增大的一个突变的副产品，或是一个笨拙程序员的非法侵入，或是由文化演变造成的，而不是生物进化所塑造的。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指出了一个美妙的反讽。作为由自然设计的、精妙而最无可争议的例子，眼睛绝不只是一个能够剥离为肉和骨、远离心智领域的老式器官。它不消化食物，也不改变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眼睛有什么用呢？眼睛是一个处理信息的器官，它紧密地与大脑相连——从解剖学上讲，眼睛就是脑的一部分。视网膜中那些精致的光学和复杂的电路并不是将信息倾倒入一个乏味空洞的孔中，或是盲目去把从现实得到的东西解释为某种笛卡尔式的物质-精神断层。这个结构繁复的信息接收器必须设计得与信息发送器一样严丝入扣、结构精致。在我们比较人的视力和机器人的视力时，我们已经知道，令我们能看到东西的那部分心智确实设计精妙。更何况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机制所拥有的设计品质，会由感受器所在的信息链上游，往接收信号加以诠释并据此行动的下游逐渐恶化。
生物学中适应论者的研究，即认真运用自然选择来反向工程推导一个器官部件的工程设计，这种方式有时被嘲笑为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空洞游戏。专栏作家谢希尔·亚当斯（Cecil Adams）讽刺说：“我们头发是棕色的，是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的猴子祖先隐藏在椰子树中间。”不可否认，这种蹩脚的进化“解释”并不鲜见。为什么男人不愿问路？因为我们的雄性祖先如果接近一个陌生人，可能就会被杀掉。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增加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快乐得到进化？因为有快乐的人在身边会令人心情愉快，所以快乐的人吸引了更多的盟友。幽默的功能是什么？减轻压力。为什么人们过高估计他们从重病中幸存的概率？因为这会有助于他们有效地生活。
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浮夸而且站不住脚，不是因为他们胆敢对一部分心智如何工作寻求进化方面的解释，而是因为他们的解释过于拙劣。首先，他们中许多人从来都懒得去确定事实。有任何人曾经调查过女性喜欢问路吗？在远古的蒙昧社会中，一个女人去向一个陌生人问路，就不会被伤害吗？其次，即使事实已经确定，在尝试解释一个费解的事实时，却将其他一些同样费解的事实看作理所当然，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有旋律的噪声就会提高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人们喜欢和快乐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幽默会缓解压力？提出这些解释的人将我们心智活动中的某些内容当作是显而易见、毋庸解释的——的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就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当我们尝试解释心智是如何进化时，这心智所有的部分都等着我们去努力理解——每一次反应、每一阵愉悦、每一股味道。我们本有可能进化成像见义勇为者1号机器人一样，为救一袋利马豆而牺牲自己；或者像屎壳郎，觉得粪便美味无比；又或者像关于施虐受虐狂的古老笑话中的受虐狂一样——受虐狂说：“揍我！”施虐狂说：“不！”
一个好的适应论者的解释需要以工程设计式的分析为支点，这与我们试图解释的心智部分是相互独立的。首先要明确分析目的和实现目的所需的因果关系链，然后列出哪种设计要比其他设计更适合实现目的。但对于那些以为大学系所的设置准确反映了知识分类的人们来说，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心理学家们如果想要解释心智的各部分作何用途，就需要跳出心理学来向外看。要理解视力，我们需要求助光学和计算机视觉系统。要理解运动，我们需要求助机器人学。要理解性与家庭情感，我们需要求助孟德尔遗传学。要理解合作与冲突，我们需要求助于博弈论数学和经济建模。
一旦我们有了一张良好设计心智的规格清单，我们就能来看看智人是否有这种心智了。我们通过做实验或调查来获取关于某一块心智的信息，然后看看这套心智装置是否符合规格：特别是在与大量的生物意义上可能形成的备选设计相比较时，是否显示出解决问题时的精确性、复杂性、高效性、可靠性和专业性。
在视觉感知方面反向工程的逻辑已经指导研究者长达一个多世纪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对视觉的理解要好于对其他心智部分的理解的原因。没有理由认为，进化理论指导下的反向工程逆推不能够为心智其余部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孕期呕吐（传统上被称为“晨呕”）的一个新理论，这是由生物学家玛姬·普洛菲特（Margie Profet）提出的。许多孕妇变得容易感到恶心，并且不愿吃某些食物。尽管她们的恶心呕吐通常被解释为激素的副作用，但没有理由说激素会引发恶心和厌食，激素会引发多动症、侵犯性或是情欲。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孕期呕吐代表着女性对她丈夫的憎恶，她无意识里想从口中堕掉这个胎儿。
普洛菲特预测，孕期呕吐应当是为抵消营养和生产能力的降低这种成本提供了一些好处。通常来说，呕吐是针对食入毒质的一种保护：在有毒的食物还没有造成太多伤害之前，就把它从胃中吐出来，而我们对类似食物的胃口在后来也有所下降。或许孕期呕吐是保护女性不食入或消化可能伤害到胎儿发育的有毒食物。虽然你当地附近有“快乐胡萝卜健康食品店”，天然食品未见得就特别健康。你的卷心菜也是进化而来的生物，它像你一样，也不愿被吃掉。既然不能通过行为来很好地保卫自己，它只好求助于化学装备。绝大多数植物都在它们的组织中进化出许多种毒素：杀虫剂、驱虫剂、刺激剂、麻醉剂、毒药以及其他一些扔到食草动物牙齿里的沙子。食草动物反过来也进化出反防卫装置，比如用来解毒的肝脏和能感受到苦味的味觉，用来阻止进一步消化它们的欲望。但通常的防御措施可能还不足以保护一个弱小的胚胎。
到此为止，这似乎听上去并不比那种“吐出你的婴儿”的理论高明多少，但普洛菲特综合分析了数百项研究，这些研究过程都相互独立，同时也独立于她的研究假设，而综合分析的结果却支持她的假设。她十分细致地做了如下记录：（1）成人可接受摄入量的植物毒质如被孕妇吸收，能够导致新生儿先天缺陷并引发流产；（2）孕期呕吐开始时正是胚胎的器官系统确定成型的时候，也是胚胎最易受致畸剂（引发先天畸形的化学物质）影响的时候，但这时胚胎长得较慢，也仅需要不太多的营养；（3）在胚胎的组织系统几乎完成的阶段，孕期呕吐逐渐消退，这一阶段胚胎最大的需求就是营养；（4）有孕期呕吐的孕妇会有选择性地不喜吃苦涩、辛辣、味重以及新奇的食物，这些食物实际上最可能含有毒质；（5）女性的嗅觉在孕期恶心阶段变得过分敏感，而之后则比平常要更不敏感；（6）靠采摘觅食的人们（应该也包括我们的祖先）摄取植物毒质的风险会更高，因为他们吃的是野生植物而不是专门种植的可口庄稼；（7）孕期呕吐是超越人类文化共通的；（8）有严重孕期呕吐的孕妇流产的可能性会更小；（9）有严重孕期呕吐的孕妇生出先天畸形儿的可能性更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婴儿制造系统应当如何工作与现代女性的感觉如何，这之间的匹配吻合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更加相信普洛菲特的假设是正确的。
人的心智是进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的心智器官要么也存在于猿的心智中（或许也包括其他哺乳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心智中），要么是猿的心智的改进版。这种猿具体来说，是生活在非洲大约600万年前的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许多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的标题都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裸猿》《电猿》《香猿》《偏猿》《水猿》《思考之猿》《人猿》《讲话的猿》《第三种猩猩》《被选中的灵长目动物》等。有些作者激烈地认为：人与黑猩猩几乎没什么不同，任何强调具体的人类禀赋的言行都是傲慢的沙文主义或者等同于神创主义。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是一个进化论框架的反证法。如果理论说“人至多就是刮光了毛的猴子”，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在《公主艾达》（Princess Ida）中所讲的那样，这就无法解释人和猴子为什么有着不同的心智了，而显然这是个明确的事实。
我们是会说话的、赤条条的、不匀称的猿，但我们还有着与其他猿显著不同的心智。智人超大尺寸的脑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杰出的进化适应。它使我们能够在地球上任何一种生态系统中栖居、重新塑造这个星球、在月球上行走并发现自然界的秘密。而黑猩猩尽管被宣称智力很高，却已是依赖于有限几处丛林的濒危物种了，而且它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几百万年前无异。我们对于这种差异的好奇心，让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我们与黑猩猩的DNA绝大多数都相同这样的事实，以及这种小差异都导致巨大效应这种一般性推断。30万代的进化和多达10兆字节的潜在遗传信息足以使人的心智改头换面。的确，心智应当要比身体更容易重新塑造，因为软件要比硬件更易于修改。我们不应该为发现人类具有了新的认知能力而惊讶不已，因为语言已足够神奇。
上面这些例子都与进化论相容。进化确实是一个保守的过程，但它不可能过于保守，否则我们就还是池塘里的泡沫呢。自然选择将差异传至后代，并使它们专业化分工，从而适应特定的环境。任何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都有例子表明某个物种或某些物种拥有独特而复杂的器官：象的鼻子、独角鲸的长牙、鲸的鲸须、鸭嘴兽的鸭嘴、穿山甲的盔甲等。它们常常在地质学年表中迅速进化。第一头鲸大约进化于1 000万年前，它与它目前活着的最近的亲戚，如牛和猪类的有蹄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按照人类进化这类书的精神，一本关于鲸的书该被称为《裸牛》。但如果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鲸与牛之间的相似性不厌其烦地击节赞叹，却一点都没有讨论进化适应怎样造成它们之间的差异，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认为心智是一种进化适应，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为都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适应。自然选择并不是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的守护天使，确保我们的行为总是符合生物意义上的适应性最大化。信仰进化论的科学家一直觉得有责任来解释一些似乎像达尔文式自戕的行为，如独身、收养和避孕。他们大胆地推测说，或许独身的人会有更多时间去抚养一大群侄子（女）或外甥（女），这样就可以比只养育自己的孩子繁殖复制更多他们的基因。但这种牵强附会是不必要的。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阐述了理由，他将进化心理学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称为社会生物学的思想流派做了区分（尽管这两种思想也有很多重合之处）。
首先，自然选择发挥作用要历经几千代。在人类存在时期的99%的光阴里，人们都身在采集狩猎时代，在一小群游牧部落中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所适应的是那种消失已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全新的农业和工业文明。大脑不是用来应对陌生的人群、上学、书面语言、政府、警察、法庭、军队、现代医学、正式社会组织、高科技以及其他人类后来经历的现象的。既然现代人的心智适应的是石器时代，而不是计算机时代，就没必要绞尽脑汁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寻求进化适应上的解释。我们祖先的环境中缺乏现在诱使我们做出非适应选择的机制，如宗教规范、收养机构、制药公司，因此直到最近并没有自然选择的压力来使人类抗拒这种诱惑。如果更新世的大草原上有长着避孕药丸的树，我们进化的结果很可能见之如见毒蜘蛛，避之唯恐不及。
其次，自然选择不是木偶操纵者，凭直接拉拽线绳来操控行为。它靠设计行为的发起者操控行为，其中包含信息处理和目标搜寻，我们称之为心智的机制。我们的心智被设计为做出一般情况下都适应我们祖先环境的行为，但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特定行为都是许许多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为是许多心智模块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是在机会和他人行为的共同约束下所做出的。《时代周刊》某一期封面故事中问道：“通奸——在我们的基因中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通奸或任何其他行为都不可能在我们的基因中。可以想象，通奸的欲望可能是我们基因的间接产物，但其他同样也是我们基因的间接产物会对其有所压制，比如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配偶的愿望。即使这个欲望在激烈混战的脑海中占据优势，它也不可能付诸公然的行为，除非这时恰好有另外一个伴侣正在附近，而想要出轨的欲望在他的内心也占据了上风。行为本身并没有进化，进化的是心智。
只有当人初步了解一个装置是用来做什么的，才可能进行反向工程。我们并不了解橄榄取核器，直到我们发现这个装置是用来除去橄榄核，而不是镇纸或是练腕器。在探求设计师的目的时，既要考虑一个复杂设备的各个部分，又要将这个设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如汽车的一个部件——化油器，是设计用来将空气和汽油混搅在一起的，混搅空气和汽油只是一个子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让汽车带着人们到处跑。尽管自然选择的过程本身并没有目标，但它进化出像汽车这样的存在实体，这些实体高度组织化，产生了某种目标和子目标。要进行心智反向工程推理，我们必须厘清所有的目标，并找出它的最终目标。人类心智的设计最终是为了创造美吗？是为了发现真理吗？是为了爱和工作吗？是为了与他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吗？
自然选择的逻辑提供了答案。设计心智的最终目的是复制最大数量的基因，而正是基因创造了心智。自然选择只关心那些自我复制实体的长期命运，也就是那些经过许多代复制后仍保持着稳定的同一性的实体。它预测的只是：那些能表现出可以增进自身复制概率行为的复制器，最后将成为优势物种。当我们问“谁或什么会从进化适应中获益”以及“生物体中的设计究竟是为什么而做的？”时，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答案：长期稳定的复制器——基因。即使我们的身体，我们自身，也不是我们设计最终的受益者。正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说过：“什么是达尔文所讲的‘个体繁殖成功’？它不可能是将某个身体传到下一代——因为说实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让身体随着你走！”哪些基因被自然选择，其标准是基因构建身体的质量，是基因被传至下一代，而不是会腐烂的身体传至下一代；是基因而非身体要经历选择去一天天地生活和战斗。
尽管还有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比如古尔德自己），但基因决定的观点主导了进化生物学，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提出并正在回答这些关于生命的最深刻的问题，比如生命是如何起源的，为什么会有细胞，为什么会有身体，为什么会有性，基因组是如何排列的，为什么动物会相互交流等。对于动物行为研究者来说，基因决定论的重要地位就像牛顿定律之于机械工程师一样。
但几乎所有人都误解了这个理论。与流行的观点恰恰相反，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理论并未说明所有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传播基因。除了那位用自己的精液为患者人工授精的多产医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精子库的捐精者和其他一些狂人外，没有人（或动物）殚精竭虑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道金斯在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的书中解释了这个理论，这个比喻是慎重选择过的。人们并没有自私地去传播他们的基因，是基因在自私地传播自身。它们传播的方式是构建我们的大脑。通过使我们享受生活、健康、友情和天伦之乐，基因购买了代表下一代的彩票，在我们进化的环境中它们的胜算很大。我们的目标，是基因复制自身这个终极目标的子目标。但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和基因毫不相干，而是事关健康、爱人、孩子和朋友。
对身而为人的目标和基因自身目标之间的混淆，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一本关于性进化的书的评论者抗议说，人类通奸与对应的动物行为不同，它不可能成为传播基因的策略，因为通奸者采取了避孕措施。但我们在讨论谁的策略？性欲不是人传播基因的策略。性欲是人获取性愉悦的策略，而性愉悦是基因来传播自身的策略。如果基因没有得到传播，是因为我们比它们聪明。一本关于动物情感生活的书中抱怨道，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如果他只是帮助亲戚或交换各自所好，这两者其实都是服务于一方基因的利益，那就根本不是真正的利他，而是某种伪善。这也是在混淆概念。正如蓝图并不一定是标出蓝色的建筑图纸，自私的基因也不一定是指自私的生物有机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时基因所做的最自私的事情就是构建了一个不自私的大脑。基因是剧中的一幕剧，而不是剧中演员的内心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