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四个特征

有一天（很可能这一天很快到来），我们将会很好地理解脑中的哪些东西负责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例如，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f Koch）已经开始列出我们应当寻找的直接评判标准。显而易见，来自感觉和记忆的信息只引导清醒着的动物的行为，而不是被麻醉的动物的行为。因此，当动物清醒和处在无梦睡眠或是失去知觉的状态时，它们脑部结构的活动是有差异的，而在这些脑部结构活动差异中，我们就能找到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所需的一些神经基础。大脑皮质的较低层次就很可能是承担着这个职责的。此外，我们还知道，关于物体被感知的信息是散布到大脑皮质的许多部分的。因此信息获取要求有一个机制，可以将空间上分散的数据聚合在一起。克里克和科克认为，神经元触发的同时性或许是由从皮质到丘脑这个大脑中心站之间的环所导致的。他们还指出，自发的、计划的行为需要额叶的活动。因此，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也许可以根据大脑不同部分到额叶之间运行的纤维束的解剖构造而得到确定。无论他们是否正确，他们已经证明问题能够在实验室内处理。

在我们对大脑计算的理解中，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同样只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谜。回想一下我们识别叔叔的产出系统。它有一个公共的短期内存记忆：一个系统中所有“小幽灵（后台程序）”都能看到的工作空间或公告板。在系统一个分隔开的部分有另一个更大的信息储存地，那是一个长期记忆内存，那里的信息“小幽灵（后台程序）”读不到，除非一些信息片段被复制到短期记忆内存中。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指出，在这些模型中，短期记忆内存（公共公告板，整体工作空间）的作用就像意识一样。当我们感知到了一段信息，心智的许多部分就能据此采取行动。我们不但看到了面前的一把尺子，还能够描述它，接近它，推断它能支撑一个窗口，或是数它的刻度。正如哲学家斯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所指出的，有意识的信息在逻辑上是混杂的；它令许多信息处理行为者都能获得它，而不是只钟情于唯一一个。纽维尔和西蒙在理解人类解决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他们的方法只是请人在思考解决难题时说出他的想法。他们用一个产出系统很好地模拟了心智活动，这个系统中公告板的内容一步一步对应了那个人报告的他下意识思考的内容。

信息获取的设计规格，以及形成这种规格的自然选择压力，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一般性原则就是，任何信息处理器都必须只得到限量的信息，因为信息也有成本，就像它有收益一样。

信息的第一个成本是空间，即容纳信息的硬件。对电脑所有者来说，决定是否投资增加更多内存是很明显的限制。当然，大脑不像计算机，有着海量的平行硬件供存储使用。有的理论学者推测，大脑能够预先储存所有的可能情况，思维可以被简化成一步式的模式识别。但组合爆炸式数学让我们想起了MTV的老旧口号：只是太多还不够。简单的计算表明，人类可掌握的句子、句子含义、国际象棋、旋律、可见的物体等等的数量会超过宇宙中粒子的总数。例如，国际象棋中每个点可以有30~35步可能的下法，每种下法会有30~35步可能的应对方法，这样一个回合就有约1 000种可能的下法。通常一局国际象棋要持续40回合，这可能会产生10 ¹²⁰ 种不同的棋局。在可见的宇宙中大约有10 ⁷⁰ 个粒子。所以没有人能通过记住所有的棋局，然后识别出每一步下法来下国际象棋。对于句子、故事和旋律也是如此。当然，一些组合是可以被储存的，但很快要么你耗尽了脑空间，要么你开始添加模式得到一些无用的四不像的拼凑。信息处理器需要的不是储存天文数字的输入输出或问题及其答案，而是需要规则或算法，一次处理一小组信息，只在需要的时候才计算出答案。

信息的第二个成本是时间。正如一个人不能在远小于宇宙空间的大脑中储存所有的国际象棋棋局一样，一个人也不能在远短于宇宙寿命（10 ¹⁸ 秒）的一生中玩尽所有的棋局。用几百年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等于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事实上，对一个智能行为者的要求还要更加严苛。生命是一连串的截止日期。感知和行为都在实时发生，比如猎杀一只动物或在谈话中坚持己见。既然计算本身要花费时间，信息处理就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设想一下，一个徒步旅行者计划在天黑前以最快的路线赶回宿营地，他却花了20分钟才找到一条只节省10分钟的路线。

信息的第三个成本是资源。信息处理需要能量。对于任何曾用降低处理器速度和限制磁盘获取信息等方式来延长笔记本电池使用时间的人来说，这一点显而易见。思考也是昂贵的。对大脑活动的功能照影技术（PET和MRI）基于这样的事实：脑组织的工作需要更多的血液并耗费更多的葡萄糖。

任何由物质组成的、实时工作的，并受限于热动力学定律的智能行为者都必须限制对信息的获取，只许获取与当下问题有关的信息。这倒并不是说，行为者应当戴上眼罩或是成为失忆症患者。在某个时候，与某个目的无关的信息可能在另一个时候与另一个目的有关，因此信息必须加以排序。总是与某种计算无关的信息应当被永久封存，远离这种计算。只要有关信息能被提前预测到就可以，有时有关、有时无关的信息应当在其有关时能够被获取。这种设计规格解释了为什么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存在于人类心智中，并使我们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

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有4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我们能不同程度地感知到丰富的感觉：眼前世界的颜色和形状，包围我们的声音和味道，皮肤、骨骼和肌肉所承受的压力和疼痛。第二，这些信息的一部分会进入到注意的探照灯范围之内，在短期内存记忆中转进转出，以供我们深思熟虑。第三，感觉和思维伴随着情绪上的好恶：愉快或不愉快，有趣或令人厌恶，让人兴奋还是使人镇定。第四，一个执行者——“我”，似乎会做出选择，启动行动的按钮。这每一个特征都抛弃了神经系统中的一些信息，界定了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路径。每一个特征都在思维和感知的适应组织中扮演了一个清晰的角色，帮助我们做出理性的决策和行动。

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第一个特征是在感觉领域。杰肯铎夫在回顾了各个模块所用的心智表征层级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哪一层级对应现在时态知晓的这个广阔领域？例如，视觉加工的过程是从视网膜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开始，经过表示边缘、深度和平面的中间层级，再到识别我们面前的物体。语言理解的过程是从原声到音节，经过单词和短语的表征，再到对信息内容的理解。

杰肯铎夫观察到，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似乎作用于中间层级。人们感知不到感觉的最低层级，我们在生活中做不到对每一片蛋糕碎屑和每一口石笋浓汁都进行普鲁斯特式的沉思冥想。实际上，我们看不到阳光下煤块的亮，屋内雪球的暗，电视屏幕上“黑色”区域的灰绿，或是一个移动正方形投映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橡胶状平行四边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经过高度处理过的产物：物体的表面，它们本来的颜色和质地，它们的深度、斜度和偏度。在到达我们耳朵的声波中，音节和单词被扭曲和杂糅在一起，但我们听到的不是那条无缝的声音缎带，而是“听到”一连串界定清晰的单词。我们的直接感知也没有专门涉及最高层级的表征。最高的层级——世界的内容或是信息的要点——一般会在一个经历后在长期记忆内存中待很长的时间，但一旦经历被打开，我们就会感知到视觉和声音。在我们看到一张脸时，我们不只是抽象地想到“脸”，我们还会在记忆中搜索它的阴影与轮廓。

对中间层级的感知的优势不难发现。随着视觉条件的变化，我们仍保持对形状和亮度恒常的感知，能够跟踪到物体内在的特质：在我们转动煤块或是增加光亮度时，我们感知的煤块本身形状未变，也仍是黑色的，对它的体验也与以前一样。感知的低层级不需要，高层级还不够。这些恒常性背后的原始数据和计算步骤都被封存于远离我们的感知觉中，无疑是因为它们运用的是光学的永恒定律，既无须从其他部分的认知中获取意见，也不会给其他认知提供任何洞见。计算的产物远在物体被识别确定之前就被广为运用了，因为一个简洁的背景环境还不足以让我们环游世界。行为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游戏，谋划下一个步骤的决策过程必需物体表面的几何和构成属性。与之类似，我们在理解一个句子时，追溯声波的嘶嘶嗡嗡声不会有任何帮助；它们必须被解码为音节，才能在心智字典中找到有意义的东西与之匹配。语音解码器运用了一种终身有效的特殊钥匙，并被允许自行其是，不受来自心智其余部分中好事者的打扰。但正如视觉一样，心智的其他部分也不会满足于仅有的最后产物——在此例中，即讲话者的要点。对单词和音调的选择也携带着信息，使我们能够听出弦外之音。

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第二个特征是注意力聚光灯。它的作用是，完美地说明了无意识的平行处理只能走那么远（其中许多输入被同时处理，且每个都是用自己的迷你处理器）。一个早期阶段的平行处理尽其所能传递了一个表征，而在这个表征中，一个更拥堵和缓慢的处理器必须选择其所需的信息。心理学家安妮·特雷斯曼想出几个例子，现在成为对无意识处理和有意识处理在哪里交接的经典说明。人们看到展示的色彩形状，像一些X和O，并被要求如果看到某个目标就按某个按钮。如果搜寻目标是一个O，就会在一大堆X中显示一个O，这人会立刻做出反应。无论有多少个X，人们说那个O就是自己冒了出来（冒出来，正如这种效应现在的称谓，是表示无意识平行处理的一个很好的符号）。与之类似，一大堆红色的O中会自动冒出一个绿色的O。但如果实验者请这个人找到一个绿色的O，而这个字母位于一大堆混杂的绿色的X和红色的O之中，这个人就必须下意识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搜寻，看看它是否符合既是绿的又是O的标准。这项任务就像儿童漫画《威利在哪里？》中描绘的一样：穿着红白条纹衫的英雄隐藏在一大群穿着红白条纹衣服的人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设想视域中散布着好几千个小处理器，每个处理器都检查一种颜色或一个简单形状，如一段曲线、一个角度或一条线，当它们出现在这个处理器位置的时候，它就会被检测出来。一组处理器的输出看上去像这样：红红红红绿红红红，等等。另一组的输出像这样：直直直弯直直直，等等。添加在这些处理器上的是一层落单者出局的监测器。每一个都横跨一组线或颜色的监测器，并在视域上将那些在颜色或轮廓上不同于周边的点做上“标记”。被红色围绕的绿色需要一个特殊小旗。从众多红色中看到绿色只需要用小旗标记那一点，这是一项即使是最简单的“小幽灵（后台程序）”也能做到的任务。一个X中的O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检测到。但数千个守望在这片视域内的处理器却太笨了，算不出这个特征的逻辑乘积：一小片既绿且弯的，或是既红且直的。这种逻辑乘积只有通过一种程序设计的逻辑机器才能检测到，这种机器通过一扇狭窄可移动的窗户来看一部分视域，并将其答案传递到其余的认知棱块。

为什么视觉计算被分为一个无意识的平行阶段和一个有意识的序列阶段？因为逻辑乘法是组合的。不可能将逻辑乘积检测器散布到视域的每个位置，因为有太多种逻辑乘积了。有100万个视觉位置，那么所需的处理器数目就是100万再乘上逻辑上可能的乘积：我们能区分的颜色数目乘上轮廓数目乘上深度数目乘上移动方向数目再乘上速度数目，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平行的、无意识的计算在它给每个位置做了颜色、轮廓、深度和位移的标签之后，就停止工作了；接下来其组合就需要一次一个位置地进行有意识的计算。

这个理论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预测。如果有意识的处理器集中于一个位置，其他位置的特征就应当脱开粘连，自由漂浮。例如，一个没有专门留神一片区域的人将不会知道它是否包含着一个红X和一个绿O，或是一个绿X和一个红O——颜色和形状应当漂浮在分开的平面，直到有意识的处理器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特里斯曼发现，情况就是这样。当人们被几种颜色的字母分神时，他们能够报告字母也能够报告颜色，但他们将颜色和字母结合在一起报告时就出错了。这些错觉组合是对无意识视觉计算的有力证明，在日常生活中这也并不罕见。当人们心不在焉地或用眼睛余光看单词时，这些字母有时会自己安排布置。一位心理学家说，当他走过一台咖啡机时，心里很奇怪为什么它宣称售卖“World's Worst Coffee”（世界最差咖啡），于是他开始研究这种现象。当然那个标志实际上写的是“World's Best Coffee”（世界最佳咖啡）。一次我驾车经过一个户外广告牌，看到上面竟然在给一个“brothel”（妓院）做广告，当然定睛再一看实际上是“Brothers' Hotel”（兄弟宾馆）。当信手翻杂志时，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标题是关于“anti-semitic cameras”（反犹太人照相机），它们实际上是“semi-antique”（半古董）。

有一些瓶颈既从人的内部也从外部阻碍了信息的流动。当我们试着取回一个记忆时，条目会一次一个地滴入感知中，如果信息有些陈旧久远或是不同寻常，还往往会伴随着令人苦恼的延迟。自从柏拉图引用了软蜡的比喻后，心理学家们推测，神经介质一定是天然就抗拒保留信息，除非信息被关起来，否则它会随着时间逐渐消退。但大脑可以记录持久的记忆，比如爆炸性新闻的内容以及人们听到这条新闻时的一些时间和地点细节。因此，神经介质本身无须被指摘。

心理学家约翰·安德森反向设计了人类记忆的取回模式，显示出记忆的限制并不是一个软弱储存介质的副产品。正如程序员们喜欢说的：“它不是一个瑕疵，而是一个特点。”在一个优化设计的信息取回系统中，一个条目应当只在它的作用超过取回它的成本时才被恢复。任何使用过计算机化图书馆提取系统的人都会看着蜂拥而来、溢满屏幕的标题很快懊悔起来。尽管我们人类断言自己提取检索的能力有限，但一个人类专家从包含内容中确定一条信息的表现远超过任何计算机。当需要寻找关于一个不熟悉领域的主题的文章时，我不用图书馆的计算机，我会给在那个领域工作的朋友发封电子邮件。

一个信息提取系统怎么才算被优化设计了？它应当在被要求时提供最有可能有用的信息。但那怎么就能提前知道呢？这些概率可以根据关于哪种信息最可能需要的一般法则来做出预测。如果这种法则存在，我们应当能够在通用信息系统中而不只是人类记忆中找到它们。例如，这种法则应当在从图书馆借的统计书上或者在计算机提取的文件中能看到。信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法则。过去已被需要过许多次的一条信息比过去只被需要很少次的信息，更有可能在当前被需要。一条最近被需要的信息比一段时间前被需要的信息，更有可能在当前被需要。因此一个优化的信息提取系统应当偏向于提取那些经常碰到和最近碰到的条目。安德森指出，人类记忆的提取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对通常、最近事件的记忆比对罕见、过去久远事件的记忆要更好。他还发现了记忆研究中4条其他的经典现象，都独立地符合计算机信息提取系统优化设计的标准。

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对经历的情感着色。我们不但登记事件，还把事件登记作愉快的还是痛苦的。这使得我们在当前和以后采取行动来经历更多的前者和更少的后者。这些一点儿都不神秘。从计算上讲，表征触发了目标状态，反过来触发了信息搜集、问题解决和行为选择的“小幽灵（后台程序）”来计算如何获得、躲避或修改有关的情势。从进化上讲，对于为什么寻觅我们所寻觅的目标，很少有什么神秘之处——例如，人们为什么更喜欢与一个有吸引力的伴侣做爱，而不是拿着条湿鱼在肚皮上拍打。成为欲望目标的东西，是那种一般来说会提高我们在进化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概率的东西：水、食物、安全、性、地位、对环境的掌控，以及孩子、朋友和亲属的幸福。

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第四个特征是将控制汇集为一个执行过程：我们作为自我、意愿、“我”所经历体验的一些事情。自我的概念一直遭到非议。据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说，心智是一个行为者的社会，它是一个半成草图的大集合。丹尼尔·丹尼特补充道，“寻找大脑里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总统是一个错误”。

心智社会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我在解释情感时将充满热情地使用它。但如果它取缔了大脑中负责一次为一个行为者提供导引或空间的任何系统，那么对这个理论的使用可能就走得太远了。可以用一套主要决策规则将大脑的行为者很好地分层次组织成为嵌套式子程序，而一个计算“小幽灵（后台程序）”、行为者或好的小人则端坐于命令链条的顶端。它不是机器中的一个神灵，只不过是另一组如果-那么规则或是一个将控制推给下一层时嗓门最大、速度最快或最强壮的行为者的神经网络而已。

我们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容纳决策电路的大脑结构的线索。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指出，前扣带沟的损伤会使患者处于一种似乎很警觉但却令人奇怪的无反应状态，这个大脑区域从许多更高知觉区域获得输入并联结到更高层的运动系统。这个报告让弗朗西斯·克里克宣布，意愿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当然，他只是半开玩笑地这样表示。几十年来，神经科学家已经知道意愿的履行——形成和执行计划——是额叶的一项工作。一个令人难过但是很典型的例子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的父亲打电话来向我询问信息，这个男孩曾在一次车祸中额叶受损。这个男孩会在冲澡时在浴室待几个小时，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出来。他也离不开家，因为他总是折返回房间去确认他是否已经关了灯。

为什么一个心智行为体的社会需要一个顶端的执行官呢？原因就像那句古老的意第绪语格言一样清楚，“你只有一个屁股，不能同时在两个婚礼上跳舞”。无论我们心智中有多少个行为体，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身体。对每个主要部分的保护职责只能被授予一个管理者，由它从彼此竞争的行为体中选择一个方案。眼睛只能一次关注一个目标；它们不能固定在两个感兴趣目标的中间空白地带，或者在二者的拔河中两边摇摆。四肢的设计是为了使身体沿着一条路线运动，从而达到一个心智行为体的目的。而替代方案，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的心智社会，就像那个精彩的搞笑电影《我的全部》（ All of me ）中描绘的那样：莉莉·汤姆林扮演一个得疑病症的富家女继承人，她雇用了一位印度教大师，将她的灵魂转移到另一位不想要自己灵魂的女人身上。在转移过程中，一个盛着她灵魂的夜壶掉出窗外，砸到了一个路人的脑袋上，路人由斯蒂夫·马丁（Steve Martin）饰演。汤姆林的灵魂盘踞在马丁的右半个身体上，而马丁还能对左半个身体保持控制。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他的左半边刚向一个方向昂然迈出一步，他的右半边又接着向另一个方向轻移一个莲步，同时还翘着兰花指。

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就要被揭开面纱了，那么感知力意义上的意识呢？感知力和信息获取也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的主观体验对我们的推理、谈话和行动也是有利的东西。我们并不只是感受到牙疼，我们还抱怨牙疼并冲到牙医那里寻求治疗。

内德·布洛克试图澄清信息获取和感知力之间的区别，他通过设想那些信息获取会发生而没有感知力的场景（或是相反的情况）来表述其中的差别。一个有信息获取而无感知力的例子，可能会出现在一种被称为盲视的奇怪症状中。当一个人由于他的视觉皮层受损而有一大片盲点区域时，他会断然否认他看到那里有一个东西，但如果强迫他猜测物体在哪儿时，他的表现要比纯靠瞎蒙的好得多。一个解释是，盲视者可以获取目标物体的信息，但感觉不到它们。无论这是否正确，它说明，要区分信息获取与感知力的差异还是可能的。有感知力而无信息获取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当你全神贯注于谈话中时，突然意识到窗外有一个气锤的声音一直在响，你能听到它但却有一段时间没有注意到它。在注意到噪声之前，你感觉得到它，但却没有获取它的信息。不过布洛克承认这些例子有些牵强，他怀疑，现实中信息获取和感知力一直是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个分开的理论来解释大脑中的感知力发生在哪里，它怎样符合心智计算或是它为什么进化。它似乎是某种信息获取的额外特质。我们确实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能解释一个关于感知力的主观特质是怎样从单纯的信息获取中孕育出来的。那么，为了使这个讲述比较完整，我必须提供一个理论能够处理下面这样的问题：

·　如果我们能像一个强大的计算机程序一样复制人脑中的信息处理模式，那么运行这种程序的计算机是有意识的吗？

·　如果我们用这个程序来训练很多人，比如说像中国那么多的人口，让他们记住这些数据并依此行动，那会怎么样？那将会有一个巨大的意识盘旋于中国上空，而与十几亿人的个体意识分隔开来吗？如果他们的大脑正处在令人苦恼的疼痛状态，会有一些实体在真正承受痛苦，即使每个人都在欢欣鼓舞和无忧无虑吗？

·　设想你脑后部的视觉接收区域接受手术，与其余大脑区域分割开来，但它仍在你的头盖骨中保持鲜活状态，接收来自眼睛的输入信息。用任何行为标准来衡量，你都是盲人。在你的脑后部是有一个静默无声但完全清醒的视觉意识被封存在那里吗？要是把它取出来，活着放到一个盘子里会怎样呢？

·　你对红色的体验和我对绿色的体验是一样的吗？当然，像我一样，你可能给草冠以“绿色”的标签，给西红柿冠以“红色”的标签，但也许实际上你看到草时感觉的颜色，就是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将会描述的颜色——红色。

·　会有僵尸吗？也就是说，会有一个机器人被装扮成行动像你我一样的具有智慧和情感的人，但在它脑中却“没有一个主人”实际上在感受或看到任何东西吗？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僵尸呢？

·　如果有人能把我脑中的状态下载并复制到另一群模块集合中，那它就具有了我的意识吗？如果有人毁坏了原件，而副本仍在过着我的生活，思考着我的想法，感觉着我的感觉，我算是被谋杀了吗？每次柯克船长进入光波传送室，他都会死掉而代之以一个孪生兄弟吗？

·　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受？甲壳虫能享受性爱的愉悦吗？当一个钓鱼人把一个虫子钉在鱼钩上时，它会无声地尖叫吗？

·　外科医生用一个微芯片替换了你的一个神经元，复制了它的输入-输出功能。你的感觉和行为都与以前完全一样。然后他们又替换了第二个，第三个，直到你的大脑逐渐变成了硅质的。因为每个芯片都与神经元做的工作完全一样，你的行为和记忆一点儿也没有变化。你能注意到这个差别吗？这在感觉上是像濒临死亡吗？有某个其他有意识的实体移居到你的脑中了吗？

我对这些问题完全束手无策！我有一些带有偏颇的解答，但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说法，而且没有人能知道。心智计算理论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神经科学的任何新发现也不行，一旦你用信息获取和自我认识扫清了对感知力的普遍困惑，剩下的就无能为力了。

一本称为《心智探奇》的书怎么能逃避解释感知力从何而来的责任呢？我想我可以引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旨，它坚持如果一个陈述不能被验证，那它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无法估量的事情对我而言，就是在质询那些典型的不可验证的事物。许多思想者，如丹尼特，认为忧虑那些情感只是在标榜一个人的迷惑：感知力体会（或者，如哲学家们所称的，感受性）是一种认知幻觉。一旦我们将之与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在计算上和神经学上的相关物分离出来，就没有什么还需要解释的了。在所有的感知力表现都已经得到说明后，仍坚持说感知力还没有被解释只因为计算中没有任何感知力，这种坚持是不理性的。这就像即使所有的湿的表现都已经说明清楚，仍坚持说湿的还没有得到解释只是因为移动的分子没有湿一样。

大多数人觉得这个论证不大令人满意，但很难找出它错在哪里。哲学家乔杰斯·瑞（Georges Rey）曾跟我说，他没有感知力体验。他在15岁时出了一次自行车事故之后就丧失了这种体验。他坚持说，从那以后他就是一个僵尸了。我估计他是开玩笑，但我无从知晓，因为他就是那样告诉我的。

对感知力存在质疑的人确实言之有理。至少现在，我们对于产生感知力的特别额外成分并没有科学的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它或许也不存在。这不只是说感知力是根本无法检验的；而且检验它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对感知力的不了解一点儿都不妨碍我们理解心智如何工作。一般来讲，一个科学问题的各部分拼在一起就像一个纵横字谜游戏。要解构人类进化，我们需要人类学来找到骨头，考古学来理解工具，分子生物学来确定人类始祖与黑猩猩的分开时间，以及古植物学来从化石粉末中重新构建当时的环境。当这个谜的任何一部分还空着时，比如缺少黑猩猩的化石或是不确定当时气候是干燥的还是湿润的，缺口就仍然很大，每个人都亟待填平缺口。但在心智的研究中，感知力漂浮在它自己的平面，远高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因果联系链。如果我们可以追溯所有神经计算理论的发展步骤，从直觉到推理与情绪再到行为，由于缺少一个感知力理论，而欠缺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对感知力本身的理解。

我们没有对感知力的科学解释并不代表感知力根本就不存在。我对感知力的确信就像我对任何事的确信一样，而且我打赌你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承认，我对感知力的好奇心可能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但我拒绝相信，在我认为自己是有感觉的时候我是迷惑的！（丹尼特对未解释的湿的类推是不明确的：湿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感觉，所以观察者的不满意正是感知力的问题。）我们不能在会话交流中摒弃感知力或是把它简化到信息处理中去，因为道德推理有赖于它。感知力的概念作为基础令我们确信：酷刑是错误的，肢解一个机器人是毁坏财物，而肢解一个人是谋杀。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被爱的人的死去，不仅令我们对自己的失去感到悲伤，而且带给我们无可言状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思想和快乐已经永远地消逝了。

如果你能耐着性子读到本书的最后，你将会知道我对于“感知力之谜”的感觉。但谜终究是谜，它不是一个为科学准备的主题，但却是为了伦理学，为了午夜宿舍“卧谈会”，当然也为了另外一片领域。

在飘浮于太空中的一颗细微沙粒之上，有着一个人的生命残片。锈迹斑斑的是他曾居住过的地方和使用过的机器。由于无人使用，它们将会随着风沙和岁月的侵蚀逐渐分解；考利先生所有的机器——包括那个曾经在他的影像中制作的，那个曾经因爱而鲜活，但现在却孑然躺在那里的……就在暮光之界。 vVhdx3GqJRivxMRCb7P3LtNvo6nUghzatWVjS7R3FNPJ0MSrHfAGO4OVdWP2Y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