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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采访对象对“于创作中求知晓”这一概念都有共鸣，但他们也欣然承认：人们普遍认为艺术是预设感知的体现。这貌似是个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我问他们为什么会产生此类想法，得到的回复五花八门。
一些人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们总是痴迷于天赋异禀的伟大才华”，而另一些人则谈到了商业经营方面的原因，画廊经营者为了销售艺术作品，需要以艺术家独特的“创意构想”作为营销卖点。还有一部分人的想法则过于幽默：所谓“灵气逼人”的艺术家只不过是博物馆讲解员搞出来的噱头，目的是为自己的工作与所属机构寻求正当合理性，尤其是当某些艺术作品过于晦涩，远远超出普罗大众的理解范畴时。此外，还有一些人经观察表示：西方社会非常依赖于某种梦想家神话来证明其历史文化遗产。最后，还有人对艺术家的理解则倾向于诸如“术士”“先知”“神秘主义者”等臆测猜想。
人们对天赋与才华有着诸多不着边际的猜想，当然也有恰如其分的合理认识与评价，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艺术家展开创作前头脑中的所谓非凡构想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们之后的创作过程的准确描述。当然，无论准确与否，这种“崇高的”“犹如梦想家一般”等观念在西方文化中仍然普遍盛行。此外，这也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世界对艺术的定义，由男性创造，也为男性服务。西方世界揭示和展现的关于创造的历史，是一段具有明确定义的“例外主义”的历史，既包括种族偏见，也有性别偏见。这种叙事强化了一种艺术精英主义，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影响了我们对艺术家创作的理解。
天才、疯子和神灵，这是三个有史以来极具影响力的概念，它们集中塑造了我们头脑中对艺术家和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解与认知。我认为这些概念——有时往往关于同一个人——主导着传统意义上对艺术创作的论述，也模糊了我们对“于创作中求知晓”的正确理解。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大多数时间里我都相信杰出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天才的产物。我还记得自己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些关于贝多芬的坊间奇闻——他在自己的脑子里“听见”了伟大的乐章。一想到有人如此天赋异禀，我就心驰神往。这是个多么精彩绝伦的故事：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天才，即便失去听觉，依然创作出了不朽的传世乐章。他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深处跳动的音符，召唤出一部完整的音乐杰作，呈现在世人面前。神奇、震撼又动人心弦！
而米开朗琪罗的故事对我理解艺术创造力也起到了相似的深远影响。这位雕塑大师在一块未成形的大理石上看到了天使，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震撼。先看见它，再创造它。这是一种多么非凡又令人敬畏的神奇天赋啊。
我敢说我们许多人都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听过的一些关于艺术家伟大成就的故事，而将艺术家奉为天才的观念也由来已久。一些史学家和相关学者对于这一观念的演变问题出版过相关研究著作，最著名的便是达林·麦克马洪的《神圣的愤怒：天才的历史》，他的分析研究不仅阐明了在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极少数具有非凡特质的人的持续关注，也包括时至今日我们对天才一如既往的迷恋。
麦克马洪在书中追溯了各种对“天才”的定义，这些定义源自其早期意义“守护灵魂”，探讨了浪漫主义时期各种充满灵感、超凡脱俗的形象，讲述了人们对被美化的艺术家的看法如何在18世纪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对称与秩序中找到意义。麦克马洪断言：“天才的现代概念正是脱胎于那个被我们称为‘启蒙运动’ [8] 的光明地带。”他在研究中还提到，在基督教传统中，天才被视为拥有圣灵般神力的凡人。最后，麦克马洪指出，在现代平等观念和我们对天才及其非凡才能的持续关注与迷恋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张力，这种张力影响着我们对艺术创作和那些有能力参与创作的人的看法。
2002年，哈佛大学教授、莎士比亚学者玛乔丽·加伯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天才问题》的文章，对她而言，“问题”在于我们对天才的迷恋，“渴望天才将我们拯救出科技、哲学、精神或审美的泥潭。” [9] 与麦克马洪一样，加伯认为对天才的概念和与之对应的对最高级语言的执着，是一种普遍的痴迷。麦克马洪口中的“天才的宗教”，在加伯眼里看来是一种“上瘾”。但这种有问题的所谓“上瘾”方式最终会怎样引领我们去关注创造力？对此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假如我们能时常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创造与发明，假如我们能学会区分想法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那么我们也许……不再被那些将天才吹捧为高尚文化英雄的企图引向歧途，视其为一种精神，而非强力。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套换汤不换药的说辞，而是一种针对思想的全新的思维方式。 [10]
“天才”（genius）一词源于拉丁语 genui 、 genitus ，意为“使……形成、存在”“创造”“生产”。此外，这个词还意味着某种预言能力及氏族的男性精神，原意为“生殖力”。天才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多产的生殖力，但这种生殖力的起源只与男性相关。在早期罗马神话中，“genius”是男性生殖能力（特别是“为人父”的能力）的化身，而与之相对应的“juno”一词则与女性相关，代表婚姻和生产生育。
在古罗马，天才是家族和地区的守护神，是人们为了实现各种生殖目的而崇拜景仰的神灵。“天才”一词常与某个地区或地点搭配使用，从而表明其作为某个特定地区的守护神，它是一种与房舍、行政区域甚至整个帝国相关的特殊力量。例如，“皇帝的天才”便被视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守护神。
正如麦克马洪的论述，现如今我们最为认可的关于天才的定义源自18世纪，特别是伊曼努尔·康德，他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探讨了艺术与天才的关系。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2009年关于创造力的TED演讲中简明扼要地指出，该定义已经从“拥有”天才（场所的守护神，一种外在影响力，生殖神灵）的经典概念演变为“成为”天才（发挥某种内因）的现代理念。 [11] 康德的著作问世是带来这一变革的关键性转折点。在第三个批判——“美术是天才的艺术”中，康德断言，非同凡响的创作技艺是对艺术存在唯一令人满意的解释。康德关于天才的研究很复杂，但此刻，如果我们能领悟到康德对天才所持的观点与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密不可分这一点就足够了。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有一个经典段落，他这样写道：
天才是为艺术定规则的才能（天赋），是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才能，因此它本身属于自然。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天才是一种天生的内在素质，自然通过它，对艺术赋予规则。 [12]
这段言简意深的论述值得我们花时间细细揣摩，它对“天才”二字的总结一直沿用至今。康德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具有一种天赋异禀的特殊才能，可以塑造与定义创造性生产。在哲学家眼中，艺术家的个人想象力是自然的产物，天才是整个自然体系起作用的表现。天才即天赋，天赋归自然，因此，自然通过天赋为艺术定规则。
康德继续阐述道：天才将“魂”或“神”借给那些缺少灵感、乏善可陈的作品，天才能触碰超越常理与寻常思维之外的东西。天才代表了人类表达的最高层次，是自然最雄奇壮美的表达载体。在康德看来，上帝乃至高无上的艺术家，他的创世壮举为我们理解人类才华的顶峰敞开了一扇大门。天才是一条通往令人敬畏崇拜的创作的途径。
浪漫主义者直接借鉴了康德的思想：将直觉感受置于理性之上，将情感作为审美才能的源泉与通往崇高的途径。他们为每一个个体的想象力赋予英雄主义色彩，在强调个人与主观的重要性的同时，对自然世界中人类的想象力表达也很有兴致。与康德一样，浪漫主义者同样专注于“天赋”这一概念，即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品质。他们高度重视创造性的想象力，他们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统一。情感、自发性、深刻的表达、思想与感受的和谐——所有这些能力在浪漫主义者的心目中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应具有的。
18世纪末迎来了浪漫主义时代的降临。“天才”一词显然是为那些拥有神奇才能的人而生，他们才华横溢，有如神助，推动艺术创造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对这种“天神般的艺术家”的理解往往与“天赋异禀”的观念紧密相连。天才懂得区分真正的原创艺术创作与纯粹的模仿，人类的创造也有优劣之分。艺术天才为人类揭示自然的美丽与神秘。
克里斯蒂娜·巴特斯比的《性别与天才：走向女性主义审美》（ Gender and Genius: Towards a Feminist Aesthetics ）一书站在女性主义者的角度审视了关于天才的历史。巴特斯比尝试构建一种女性主义审美，对于过去或现在的女性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审美都适用。她提到了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两个与性别相关的美学范畴：美与崇高。前者关于女性气质（以及被动性），后者则与男性的阳刚气质与主动性 [13] 有关。
与达林·麦克马洪和玛乔丽·加伯一样，针对历史上我们与天才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关于创造力的对话交流，巴特斯比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她的作品从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历史上将女性排除在艺术创作生活以外的偏见。这种偏见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始终限制着我们对创造力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并且，在这种限制之下，艺术家形象始终以一种充满神性的崇高伟大的男性形象呈现。
整个19世纪，人们对天才都无比痴迷，并且这种迷恋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或许可能因为——在历史上将其归因于男性及白种人的属性是种狭隘的定义，但我们似乎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影响。现实中有无数自助资源可以帮助你成为天才，或者将你的孩子塑造成天才。有许多以天才为主题的当代电影，例如《美丽心灵》《莫扎特传》《心灵捕手》《万物理论》《模仿游戏》《隐藏人物》《弗里达》《热气球飞行家》等。韦恩·格雷茨基、迈克尔·乔丹或利昂内尔·梅西等体坛巨星通常也都被唤作天才。最近有几本关于天才的书籍出版面世，其中包括贾尼丝·卡普兰的《女性天才》（ The Genius of Women ）和克雷格·赖特的《天才的隐秘习惯》（ The Hidden Habits of Genius ）。 [14] 高产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也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天才：一百个创造性思维典范》，他在书中列举了自己心目中史上最伟大的100位天才人物。 [15] 戴维·申克在《天才的基因》中探讨了认知科学、基因科学以及生物科学的最新科研发现，该研究表明，即使我们并非天赋异禀，同样能在适当的后天环境中发展和训练成天才。 [16]
麦克阿瑟奖以其慷慨的奖金金额声名远扬，人们在非正式场合将其戏称为“天才奖金”，该基金主要致力于嘉奖一些展现出“非凡创造才能”的个人。
但你无法通过填表申请这项奖金，你需要获得提名。该奖项的联合发起人约翰·D.麦克阿瑟很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目标就是资助天才，将这些人从学术界的官僚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 [17] 玛乔丽·加伯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世界渴望天才，我们崇拜他们。每当我们发现无与伦比、非同凡响的事物时，我们会渴望从中获得快乐。
而我所考虑的是，假如我们将艳羡的目光从耀眼夺目的天才转向对创造过程的关注与探寻，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是否会开启一条看待人类成就或探索发现的崭新途径？我这样说并非否定我们当中那些才华横溢、天赋异禀的个体，也并非认为天才只是种虚无缥缈的幻觉。我想讨论的是，关于艺术天才的这些主流观念往往可能会限制我们的创作和想法，更重要的是，阻碍我们感受和理解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与创新背后的东西。尽管“于创作中求知晓”的概念听上去可能略有凭直觉行事之嫌，但目前它在关于创造力的论述中所处地位并不显著，往往总被某些大行其道的关于天才与灵感的假想所湮没——这些假想助长了人们对创作的启示性本质的狭隘理解。
伟大的天才都是疯子。
——亚里士多德（也有一种说法是出自塞内加） [18]
关于杰出艺术的叙事往往超出了天才的范畴，至少在西方国家，艺术家的形象通常总会与疯癫无状、忧郁阴沉、举止怪异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引人入胜的奇闻逸事往往伴随着卓越非凡的想象力与某种怪异疯狂。
关于艺术疯子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他的“诗性迷狂说”是一种对创造性个体的早期描述，即反常和“附身”。疯狂的诗人宛如时而狂喜时而狂怒的疯癫醉汉，似乎处于一种狂喜迷乱的状态（恍惚，于“自我之外”）。
对柏拉图而言，疯狂独立于理性边界而存在，因此它背离基本真理。幻想——他将其精准定义为非理性的产物——非常危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了哲学国王的正义世界。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有一句名言：“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或许我们也可以将他的这种描述扩展延伸至我们对艺术的看法中去。我们是否只是简单机械地采用了柏拉图对艺术疯子的描述，却颠倒了其负面后果？我认为是的，以下是我们的辩白：艺术家非但不会误导我们背离真理偏离现实，相反，即使他疯了，也能为我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类的深刻洞察，正是因为他或她的与众不同和怪异疯魔。无论如何，关于“疯狂”的对话讨论仍在继续。
诸多证据表明，西方人一直以来都对那些拥有奇异怪诞想法的疯狂艺术家给予格外的关注，无数的画家、雕塑家也都曾自曝或描写过自己的怪异行为，米开朗琪罗便是一例。玛戈·威特科尔和鲁道夫·威特科尔在《诞生于土星之下：艺术家的性格与行为》一书中这样写道：
米开朗琪罗对艺术创作拥有恶魔般的狂热……外表不修边幅，完全忽视日常生活礼仪——所有这一切都令他的同辈与后辈们倍感困惑难堪……在世人口中，他既贪得无厌又大方慷慨，超乎常人又天真稚嫩，谦逊，虚荣，粗暴，多疑，善妒，厌世，穷奢极欲，备受折磨，古怪可怕…… [19]
这位艺术大师的自述以及坊间传闻都表明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内心饱受孤独忧郁摧残的人。他聪慧睿智，却又与众不同，疏离，怪异。
“艺术家都是疯子。”“艺术即苦难。”在一部名为《问题》的文献古籍中，作者（被误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但很可能是他的某位学生）用“忧郁的气质”将创造力与艺术家进行了联结。我们许多人应该都知道，文森特·凡·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这一举动令他散发出更迷人的魅力。才华横溢的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将自己的头放进煤气中自我了结。安东尼·阿尔托的精神痛苦幻化为其戏剧作品背后跃动的生命力。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传记中细诉了导致他最终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些灵魂深处的不安。罗伯特·舒曼在他最出色的作品创作期间也曾躁狂发作。还有赫尔曼·梅尔维尔、拜伦勋爵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都曾饱受精神疾病的摧残。
创造力与现代双相情感障碍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柏拉图讨论的“狂喜”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引人入胜的遥相呼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狂躁、亢奋、多产的创作状态，个体在这种状态下往往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力量与快感。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多少电影探索过出类拔萃的才华与精神错乱或不稳定人格之间的关系？
回想一下2001年的电影《美丽心灵》中的约翰·纳什，2004年的《灵魂歌王》中的雷·查尔斯，2005年的《与歌同行》中的约翰尼·卡什，以及1996年的《闪亮的风采》中的戴维·赫夫戈特，大众文化对艺术家以及具有非凡创作才能的个人的反常行为始终表现出持久不衰的兴趣。我们也不难理解“疯狂”是艺术家的关键特质这一概念，但是，它扭曲了我们对创造力的思考。
在诗意的灵感中，似乎有一些东西，它们对于人类的共性而言显得过于崇高。
——维克多·雨果 [20]
某种不稳定的人格有时会与天赋和天才如影随形，而与神性的联系将使其变得愈加复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观念不但植根于柏拉图式的“被附身者”和“受启发者”的概念，而且还受到“神圣艺术家”（ il divino artista ）概念的影响，与“上帝是艺术家和宇宙的建筑师”这一基本观念相呼应。
艺术家既脱离了普通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又与神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追溯至荷马请缪斯通过吟游诗人吟诵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故事：“请为我歌唱这个人吧，缪斯！歌唱这一路波折的人。” [21] 吟游诗人传递着缪斯女神的神性，这是魔力，是灵感。“灵感”一词的词源是“呼吸”，不妨想象一下众神将创造性的精灵从口中吹入说书人或诗人身体的画面，艺术家是被神灵选中的精英。“缪斯女神”（Muse）这个概念便是天赐灵感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至今已延续数千年，同时也是现代词语“museum”（博物馆）的词根。
在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是掌管音乐、诗歌、艺术以及科学的女神九姐妹，她们是知识的源泉。有关缪斯的描述五花八门，对于女神究竟有几位（有人说是3位，有人认为是9位）以及她们各自的名字等都存在争议。
后来，“缪斯”一词被用于指代那些能为音乐家、作家或艺术家带去创作灵感的人或事物。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知晓”并非来自“创作”，相反，它是从外部获得，也许是某种神圣的力量通过它选中的凡人向世人传达、与世人沟通。
当然，天赐灵感这一概念并非为西方文化所独有，在亚洲文化、美洲原住民文化以及玛雅文化中都广为流传。它代表了另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古来有之的传统方式，人类将艺术与某些超越凡俗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今天，即便我们不再笃信伟大的艺术创作都起源于神明，这种观念的深远影响仍然时隐时现。我们时常会忍不住将某些卓尔不群的艺术作品视为某种神奇超凡的东西，创造他们的艺术家是芸芸众生之中被上天选中的佼佼者，他们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才能与天赋，他们的创作则是这些神秘天赋的成果展示，而非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辛勤劳作创造而来。
在当代的艺术创作生活中，缪斯的角色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转变。与其神秘地召唤缪斯女神，通过自己传递神的话语，不如万全以备去迎接灵感的降临。正如伊莎贝尔·阿连德打趣说：“显身、显身、显身，不一会儿，缪斯也照样出现了。” [22] 用厄休拉·K.勒吉恩的话来说就是：“创作者得为灵感从天而降预先腾出空间。但他们必须认真努力、耐心等待，这样才配得上。” [23] 这两段引语都反映出从超凡脱俗、与生俱来、上天恩赐、至上才华等概念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观念转变，很有意思。在这个更具现代性的概念里，我们正将创作过程定义为一种现实存在，一种辛勤磨砺，一种攫取灵感与探索的方式，从理论上讲，这一切对任何人都保持开放状态。尽管人们关切的焦点正慢慢从灵感女神的眷顾向伟大作品的创作过程转移，然而奇怪的是，哪怕对于像阿连德和勒吉恩这样的人来说，“缪斯”或“神灵”之类的壁垒依然存在。尽管我们很多人都会与“在具体的创作行为中探索”的观念产生共鸣，但仍然很难摆脱艺术家是一个“与普罗大众有着泾渭分明区别的、荣耀加身的名流怪人”等观念的束缚。
艺术家受灵感启发（神圣的或其他）这一观念也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它不但影响了我们对专业艺术家与设计师的教育方式，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它影响了我们对领导力的思考，让我们痴缠迷恋于远见卓识的梦想家，它影响我们看待企业家的方式，并将他们描述为预见未来的先知圣人。然而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我采访过的那些人——都认为自己是乐于接受失败、勇于开荒辟路的探索者。
基于这种渊源已深的艺术家与神性的联系，人们甚至会将此类比扩展开去，认为流行文化对艺术实践活动抱持一种“神创论”的观点。艺术家是在模仿造物主，他们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世间的所有知识技能，对某个时刻该如何展开某个部分的创作早有预见，成竹在胸。
人们企图神化我们周围的创作者，认为他们拥有一种化心中幻象于众人眼前的神力。人们倾向于像神创论者看待世界历史一般去看待艺术创作过程，这样的观点与达尔文主义者抱持的自然选择论形成鲜明对比：自然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此类将艺术与神创论联系在一起的论调，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艺术的感知鉴赏力。我与诸多艺术家、设计师几乎每一次关于创作的交流都未曾涉及所谓神创论的只言片语，我们的观点更接近自然选择论。
大多数艺术家与设计师在创作开始前并没有创意想象的体验，他们说自己只是在作品的创作开发过程中“做出”“涂出”“勾出”“写出”“即兴演出”“雕刻出”这些创作想法。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非常精彩的创意想法，当然，另一些则不然。所谓自然选择，即意味着强者生存。